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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張愛玲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童言無忌


  從前人家過年,牆上貼著「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子。這裏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並沒有什麼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於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於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後思量,總覺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當真彆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幹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後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復制,一定比誰都嘮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份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週」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週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裡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罷。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裏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裡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裏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慾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裏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裏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畫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踞促地想到自己,彷彿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著,房間裏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彷彿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罷?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份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於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裏她是遼遠而神祕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用零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僱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妳的一點好處會記得妳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入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裏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裏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罷?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啣在嘴裏啣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裏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於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不。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裏面,粉紅絨裏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混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衝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絲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裏,家人媳婦宋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紬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複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裏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捲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夥一捲一捲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麼都不買,是很雞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製極其繁複,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彷彿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裏;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藉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瓢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畫銀鉤,像中世禮拜堂裏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裏面也有祕豔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裏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 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彫。

  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製的戲劇氣氛裏,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麼?(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錶也有錶袋,什麼都有個套子。)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捨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並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於心了。

  吃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雲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買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醃菜,醬蘿蔔,蛤蟆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緻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份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乾淨,磁磚牆上丁字式貼著「湯肉xx元,腓利xx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裏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夥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隻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尖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裏子,不知道為什麼,看了絕無絲毫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再合適也沒有。我很願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裏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電車上,抬頭看面前立著的人,儘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裏很少是乾淨的。所以有這句話:「沒有誰能夠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裏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麼?」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處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雙銅鎚,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伙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裏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嗚嗚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見他,吃了一驚。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胃大有糾正的必要,和著眾人,如此激烈地詆毀他,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

  後來,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後母笑了起來道:「咦,你哭什麼?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我丟下了碗衝到隔壁的浴室裏去,閂上了門,無聲地抽噎著,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著眼淚滔滔流下來,像電影裏的特寫。我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洋台,啪的一聲,一隻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洋台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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