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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歐威爾及其「一九八四」



一、日不落國旗下的兩種精神

  十九世紀末期,殖民的風潮席捲整個歐亞非大陸,當大英帝國的先鋒部隊,正囂狂、悍跋、傲岸地撐持著日不落國的旗影,浩浩蕩蕩地伸入於他們所謂的「落後民族」之「黑暗地帶」時,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個生於印度孟買的英國人,他在印度度過美麗的童年,少年時期回到英國倫敦接受學院教育。當被壓迫與被蹂躪的印度子民掙扎在慘痛的生死血淚邊緣時,吉卜林在一八九六至一九○三年,先後發表了「七海」(The Seven Seas)、「五國」(The Five Nations)等一連串呼應帝國主義的詩歌,讚歎海洋的雄偉浩瀚,歌頌航行的奇事異蹟,聲援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開疆拓土,而被視為「創造帝國自覺心」的輕騎兵。尤其,他披瀝了「白種人的責任」(The white man’s Burden),公然地指出大英帝國應憑恃其優越地位,有責任協助那些落後的、愚味的、貧窮的國家與種族,而樹立白種人的威信和典範。顯然的,這是戴上白種人的眼鏡,站在殖民者的立場,意圖將擴張領土的侵掠行為予以最完美化的詮釋。吉卜林除了獲得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外,更被認為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晚於吉卜林三十八年出生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也是個生於印度彭加爾的英國人,幾乎與吉卜林有相同的背景。他三歲時回到倫敦,在英國接受童年及少年教育,十八歲時自願放棄升入大學的機會,遠赴緬甸擔任印度帝國的警官,當他身臨其境地目擊到英國帝國主義荒謬乖張的獨裁統治,及其橫加在被殖民者精神上與肉體上的雙重摧殘時,他的理想破滅了,自責和內疚強烈鞭笞他的良心,迫使他不願再淪為鷹犬的幫兇,毅然擺脫侵略者的暴虐,以投身在被壓迫的群眾中與他們共患難,來洗刷自己沉重的罪惡感。他寫了「射象」、「絞首刑」,強烈地控訴統治集團的殘酷迫害和抒發內心的衝突,甚而,他鄭重說道:「我覺得只脫離帝國主義並不夠,必須脫離一切人統治人的方式。我想親自參與被虐待的一群,成為其中一員,跟他們一起和施虐者奮戰。」因此,他也被稱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在日不落國的旗影飄飄下,吉卜林的人道主義,全然是站在優越的、貴族的、殖民者的立場來發言,這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吉卜林精神;歐威爾的人道主義,卻是站在印度人,不,那些跟印度人一樣被殖民與被虐待的立場去奮戰,這是反對人統治人、人剝削人的歐威爾精神。

  這兩種精神一樣照耀在大英帝國,也照耀在帝國以外世界的人心和人類的歷史。

二、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

  喬治•歐威爾是二十世紀英國一位反極權、反納粹、反共產的小說家與評論家,終其一生,他擁護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主義,充分顯露出他的正義良心與道德勇氣。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他生於印度彭加爾省的摩堤赫利,父親李察•卜瑞亞是蘇格蘭裔的英國人,曾任印度總督府鴉片局副代理人,母親玫貝兒•李慕桑是在緬甸從事木材業的女兒,具有英國和法國兩方面的血統。歐威爾生性害羞孤僻,愛好幻想,喜歡自由自在,不願受到束縛,頗有孤獨感和自卑感的傾向。

  一九一一年,進入私立聖•西浦里恩預備學校,對學校生活的勢利化、組織化、統制化,強烈感到屈辱與厭惡。一九一七年,獲得獎學金,進入公立伊頓學校,享受了自由獨立的生活,得以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別是受到了以人權為宗旨的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之薰陶,影響其一生至鉅。

  一九二一年,自伊頓學校畢業,放棄進入大學機會,遠赴印度與緬甸,擔任殖民地的警官,直到一九二七年,這五、六年的閱歷和經驗,使他目睹到英國帝國主義的偽善、苛酷、狠毒,此一經驗反映在日後的小說「緬甸風雲」(Burmese Days)上。

  一九二七年,一方面內心的自譴,一方面身體狀況的欠佳,他請假回國,並決意辭職,立志要當作家,以贖前愆。一九二八年,他獨自前往巴黎,加入流浪者行列,住在貧民窟的木屋裡,受到困窮落魄的折磨,以反帝國的心態,冷觀帝國主義本身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使他領悟到與其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勿寧更進一步去打破階級與剝削制度的枷鎖,這才是根本的路,此為其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


  「窮人的末日」、「巴黎和倫敦的落魄生活」(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讓葉蘭在風中飛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都是反映此一時期的生活體驗。

  一九二九年,美國所爆發的經濟大恐慌震盪了全世界,英國也受到波及,失業者大量充塞於市,遍地都是流浪人的哀吟。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歐威爾應高蘭玆的「左翼圖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之託,離開倫敦,前往雪菲爾德、曼徹斯特、里斯、威根等北部工業都市,仔細觀察不景氣下的工人生活及失業實況,這次心得全記錄在「走向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十二月,在塞克出版社支援下,為報導西班牙內戰而赴巴塞隆納,旋即加入了反主流之P•O•U•M•(統一工黨)的市民軍,與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之主流共產黨水火不容,儼然對立。歐威爾此一決定性的行動,使得他能夠冷靜的、理性的、旁觀的透視史達林主義,並進而毫無顧忌、毫無保留地批判共產黨之權力鬥爭的本質,揭開假社會主義之極權主義的陰狠殘酷真面目,此為其撰寫偉大傑作「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的由來。

  一九三七年一月,於阿拉岡戰線進行戰鬥。在威斯加附近,遭到子彈射穿咽喉,受到重創,被送往巴塞隆納的醫院接受治療,靜養期間,他目睹了P•O•U•M•市民軍中自由、平等、責任、互助的生活方式,使他確信「這才是無階級社會的生活楷模」。不久,共產主義者開始彈壓各派,他深感危機,乃攜帶妻子返回哈佛郡佛靈頓自宅。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與妻同赴倫敦,加入國防市民軍。一九四一年,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一九四三年,擔任工黨系統的「論壇報」文藝部長,開始執筆寫作「動物農莊」。一九四五年,辭去「論壇報」,以隨軍記者的身份赴歐陸,六月,目睹納粹德意志的潰敗,二個月後,「動物農莊」終於能在英美出版,大獲好評。返國後,開始構思「一九八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肺結核惡化,「一九八四」亦在此時由塞克出版社出版。翌年一月,在倫敦大學醫院咯血去世,年僅四十七歲,依照遺囑,葬於英國一個村莊的墓地。

  歐威爾一生顛沛流離,思想路線隨著客觀環境的演變而時作調整。始於反帝國主義,進而反納粹極權主義、反共產史達林主義,終而服膺以人權為主的民主式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

  此一心路歷程,誠如歐威爾在一九四七年的「我為何要寫作」的論文中所說:

  「在太平時代,我本可以寫些華麗的或應景敘事的文章……也可能至今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已被時勢所迫,變成了某一種寫小冊的作家……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凡我所發表過的,討論嚴重問題的作品,每一字一句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如果有人認為,生在我這個時代,可以避免涉獵這些問題,在我看來是荒謬的想法……每一位作家都在以某種假託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問題。」

三、文明是不可能建築在恐懼、憎恨和殘暴上面

  「一九八四」是喬治•歐威爾的扛鼎之作。它繼承了英國文學史上史威弗特(Jonathan Swift)機智的象徵、狄更斯(Charles Dikens)清醒的反抗,和蕭伯納(Bernard Shaw)犀利的嘲諷,以極具分析性與批判性的敏銳眼光,抽絲剝繭地呈顯出一個獨裁的、恐怖的極權體制對於人性的摧殘戕害,與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被文評家一致認為是二十世紀現代小說中大膽揭露負面烏托邦的雙璧。

  「一九八四」可說是「動物農莊」的連作,起草於一九四五年,無疑的是一部未來的假託小說。小說中,設想到了一九八四年,整個世界將呈現出大洋國、歐亞國、東亞國三國鼎立的形勢,這三個超級強國都鈎心鬥角,處心積慮地妄想摧毀對方,獨霸世界。其中,大洋國是個獨裁國家,運用極權體制、政治神話、愚民教育、無所不可滲透的秘密警察,以及操之在我的資訊系統,壟斷一切視聽,嚴密地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與生活,是個二十世紀人類在愚昧、墮落、不自覺中將一步步被推進的黑暗深淵,十足令人有怵目驚心的危懼。作者在此警告愛好自由的人權鬥士,人類若再不覺悟,再不團結,再不奮發圖強,浩劫便會降臨,狠狠佔領這個世界。


  本書的主人翁──溫斯頓•史密斯,乃是個唯一的、清醒的良知。小說係以他「活」的觀點,去窺探大洋國的現實生活總貌,進而從根部去反省極權統治的本質與形態。在整個大洋國的政府,分成四個部門,各有所司:第一、真理部,操縱新聞、娛樂、教育和美術;第二、和平部,主管戰爭;第三、仁愛部,負責思想警察,維持法律和秩序;第四、豐裕部,專管經濟事宜。而溫斯頓正是真理部的一員。

  他經常懷著厭惡的神情,遙遙觀望著真理部大廈,那是一幢聳立於雲霄的金字塔式的巨形偉構,上面刻著三句黨的標語: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分子,人人尊稱他們的統治者是「老大哥」;人人被電視幕、思想警察、警察巡邏隊的偵察機所監視,成群的黨員以看掃殺幼童、殲滅落難者的電影為樂,而孩子則被訓練成一個如何去竊聽父母的談論,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兒童英雄」,尤其,人與人、家與家、骨肉與骨肉之間,沒有感情,只有猜忌,愛心已被私慾取代,尊嚴和互助蕩然無存,恐懼與自危成了生活最真實的寫照。

  「黨曾經信誓旦旦,要解救普羅階級,要使他們擺脫昔日資本主義的束縛。電視幕日夕在人們耳邊絮聒不休地列舉統計表,證明人民今日的糧食衣著均較前增加,居住條件與娛樂亦已改善──比五十年前,人民的工作時間較短,健康情形增進,生活與教育亦遠勝於前。沒有人能證實或反證這統計。但同時,為了遵守雙重思想的原則,黨的教訓是:普羅是天生的賤民,須視之如牲畜,使他們馴服。」

  由此,頗能見出歐威爾的冷嘲熱諷,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以仇恨為出發、以欺騙為手段、以鬥爭而起家的政權,是如何刻意運用愚昧的力量、去製造社會的矛盾,甚之不惜驅使一切手段;如獎勵秘密檢舉、控制資訊輿論、歪曲事相、顛倒是非、限制行動、劃一思想,將有個性的「人」變成沒有意見的「物」……來滿足個人權力的慾望,維護寡頭的統治集團於不墜。歐威爾以醍醐灌頂的智慧,暮鼓晨鐘地預言道:文明是不可能建築在恐懼、憎恨和殘暴上面,史達林主義是二十世紀的洪水猛獸,是有良知、有勇氣、愛好自由、崇尚和平的人民公敵,人不應退縮,要迎向前去,打倒那美麗謊言下餵豬的夢想,重現人類昂頭挺胸的世界。

四、這並不是完全令人絕望的時代

  歐威爾在迷茫中沉痛地說:「我們的時代並不是完全令人絕望的時代」。至於如何化解這場恐怖的夢,叫醒那些渾渾噩噩、醉生夢死、不懂悲劇的一代?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希望,便是重覓那古老的美德,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將被切斷的人際連帶感再聯繫起來,實現法國、英國、美國的革命兒女所標榜的人權、言論自由、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人們像兄弟般的生活、沒有法律、沒有苦役的人間樂園,此乃其P•O•U•M•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反射。

  歐威爾更藉著歷盡折磨的溫斯頓預言道: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終會爆發出憤怒的火花,以排山倒海的反抗力量,推翻這個吃人的寡頭政權,此處充分顯示出歐威爾站在被侮辱、被蹂躪陣線上的人道精神。

  羅素說:「『一九八四』一書,以很大的威力描寫一個確立的極權政治所加於人類的恐怖,西方世界對此危機應深自警惕。」二十世紀反共、反極權的文學作品何其龐雜,本書之所以出類拔萃,我看其可貴處,還在於歐威爾掌握到現實生活的普遍性與真實人性的共通點,配合了戲劇性的手法和藝術性的結構,完美地顯露出恐怖而不絕望的人文經驗。沒有任何宣傳,沒有一句口號,卻能鞭辟入裡、深刻有力地顫動人心,令人掩卷低迴之餘,挺身為捍衛這可殺而不可侮的人性尊嚴、為維護一個人道而不能被物化的人類前途而奮鬥不懈!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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