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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喬治•歐威爾



  本書中心概念於一九三七年成形,但直到一九四三年才訴諸文字。下筆之時已可想見出版此書難如登天(儘管目前供不應求,證明只要是書就能賣),其後果然連遭四名出版商回絕,其中只有一人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另外兩位多年來出版不少反俄書籍,最後一位則無任何政治色彩。有位出版商一開始答應出書,但初步準備工作完成後卻決定請教情報通訊部,該部人員警告他,或者該說向他強烈建議,不要出版這本書。以下是他來信的部分內容:

  說到情報通訊部要員對於《動物農莊》的反應,我得承認,對方的看法讓我陷入深思,現在我知道,這本書很不適合在目前這個年代出版。如果只是個概括描述獨裁者和專制統治的故事,那出版後不會有問題。但是,我現在認為,這個故事完全以蘇俄發展史及其兩名獨裁者為樣本,根本就是在影射蘇俄,而非其他獨裁政權。此外,如果故事裡的支配者不是豬〔歐威爾注:我不清楚修改此部分的建議是該位先生的個人意見,或者為情報通訊部所提,但似乎有些官方色彩。〕,情況可能會好一點。在我看來,設定豬為統治階層無疑會冒犯許多人,特別是像俄國這種敏感民族。

  這不是好現象,政府部門顯然不該有審查權(除了大家都不會反對的戰時安全檢查)檢閱官方未出資贊助的書籍。然而,思想及言論自由此時所面臨的主要威脅並非情報通訊部或其他官方機構的直接干涉,如果出版商和編輯竭力阻止某些書籍付梓,那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遭到檢舉,而是對輿論有所顧慮。在這個國家,知識懦弱是作家與新聞工作者所須面對的最大敵人。而對我來說,這情形實在不夠受重視。

  心態公正的新聞從業人士都會同意,大戰期間施行官方審查制度並不特別惹人厭惡,儘管高壓「管理」是可預期的合理手段,但我們事實上未有如此遭遇。新聞界的確有些不平之鳴,但整體來說,政府的作為中規中矩,還對少數人的想法意外地寬容。至於英國的文學作品審查制度,其悲慘之處在於大部分是自願受審。

  不受歡迎的意見找不到發聲管道,令人困擾的事實遭到掩飾,這一切都不勞政府發布禁令。只要在其他國家住得夠久就會知道,有一些聳動的新聞題材足以登上報紙頭條,在英國報紙上卻找不到相關報導,這不是因為政府干涉,而是因為大家有默契,知道報導那件事很「不妥」,拿現在的日報來看,便可一目了然。英國新聞業十分集權,大多由富翁掌控,他們很有理由對一些重要議題隱而不報,而這種壟斷的審查制度也可見於書籍、期刊、戲劇、電影與電台節目,不管何時,社會上總有一套思想標準,所有「頭腦正常」的人皆毫不質疑地接受。人們並非被禁止說這道那,只是談及那些事情很「不妥」,就好像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在淑女面前提及褲子很「不妥」一樣。欲挑戰此一標準者,其論點遭掩蓋之快令人咋舌。不管在大眾導向的新聞報紙上或者學術氣息濃厚的期刊中,悖離標準的見解幾乎沒有分說的餘地。

  目前最標準的態度就是毫不批判地景仰蘇俄,人人對此心知肚明,而且幾乎都會付諸實行。所有對蘇聯政權的嚴厲批判以及一切蘇聯政府傾向隱瞞的事實,全不可能印刷發行。可笑的是,全國上下一心諂媚盟國的這段時間,正是知識兼容並蓄的年代。雖然我們不能批評蘇俄政府,但倒是可以自由指責自己的國家,抨擊史達林(Stalin)的文宣幾乎沒有人會發行,可非難邱吉爾倒是保險多了,出專書或寫在期刊上都不成問題。此外,在這長達五年的戰爭裡,我們花了兩三年為國家存亡奮鬥,無數書籍、手冊及雜誌鼓吹妥協之下的和平,這些著作皆未受干涉順利出版,出版後也未引起太大的反對聲浪,只要不牽涉到蘇聯的名聲,言論自由這個原則大抵是存在的。另外還有一些禁忌議題,我在此也會列舉幾項,但對蘇聯的態度過於一致是最嚴重的問題,此態度並非由外來壓力所形塑,而是自發性行為。

  英國大部分知識分子奴性十足,而且從一九四一年起便不斷替俄國宣傳。不過,他們過去曾多次這般作為,所以也不再那麼讓人訝異了。在一個又一個具有爭議的議題上,大家未經檢視便全盤接收蘇俄觀點,甚而昧於歷史事實或知識合理性宣傳這些觀點。舉個例子來說,BBC在慶祝紅軍二十五週年慶時,隻字未提托洛斯基(Trotsky),這就好像在緬懷特拉法加戰役(Trafalgar)時忘記提到尼爾遜(Nelson)一樣,但那並未引來英國知識分子抗議。在所有被占領地區的內鬥中,英國新聞業幾乎都站在蘇俄這一邊,並且出言誹謗反對勢力,為了達到目的,有時還會隱匿實證。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戰期間南斯拉夫游擊隊領袖米海洛維奇上校(Colonel Mihailovich),蘇俄在南斯拉夫的忠誠支持者是鐵托,便指控米海洛維奇與德國狼狽為奸,該指控旋即登上英國新聞:米海洛維奇的支持者完全沒有回應的機會,而且與新聞內容牴觸的事實也完全未提及。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德國懸賞十萬克朗捉拿鐵托,抓得米海洛維奇者,賞金也在十萬克朗之譜。結果,英國報社幾乎只提到鐵托的賞金,僅一家(以小版面)提到米海洛維奇也在懸賞之列,最終大家依舊認為這名上校與德國同謀。西班牙內戰時也發生過極為類似的事情,當時蘇俄決意粉碎親共和黨勢力,英國左派報社因而不分青紅皀白誹謗這些集團,還拒絕發表這些集團的自辯信。目前,嚴厲批評蘇聯即遭到指責,有時這些聲音的確存在的事實還會被掩蓋下來。例如,托洛斯基死前不久曾替史達林寫過傳記,或許有人認為這傳記不免有偏頗之處,但這本書明顯賣得很不錯,一名美國出版商準備出版,且已將之付印──我相信幾本印好的八成已經先送到書評家手上──蘇聯此時宣布參戰,於是書立刻遭到回收。雖然這本書的確存在,但英國新聞界隻字未提。如此查禁一本書,只換來新聞中寥寥幾個段落。


  將英國文學知識分子自發的審查行為與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的檢閱行動作區分是件重要的事情。其中最令人詬病的,就是有些議題因為影響到「既得利益者」,所以無法討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專利藥品業。此外,天主教教會對新聞業具極大影響力,而且能壓低反彈聲浪。因而,如果一個天主教神父做了什麼醜事,新聞大多不會報導。但若是醜聞與英國國教的牧師有關(如史提夫基〔Stiffkey〕教區牧師),那麼立即登上頭條。戲劇或者電影要表達反天主教思想難如登天,每個演員都會跟你說,抨擊或者取笑天主教教會的戲劇或電影皆可能遭新聞業杯葛,導致票房慘淡。但這種事情無傷大雅,或說至少還能理解,任何大型組織總會盡其所能維護自身利益,有時還會自我宣傳。沒有人會期待《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報導不利蘇聯的消息,就好像《天主教先鋒報》(Catholic Herald)不可能抨擊教宗一般,每個有腦袋的人都知道《每日工人報》和《天主教先鋒報》本身的色彩。然而,真正讓人不安的是,自由派作家及新聞工作者從不對蘇聯及其政策提出任何理性評論,很多時候連最單純的誠實也辦不到,而且他們如此扭曲自己的心思還不是因為遭到施壓。史達林神聖不可侵犯,他的政策在某些層面上不該受到深度探討,這個原則自一九四一年起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在這之前的十年間,此原則影響之廣有時出乎常人理解。在那段時間裡,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的批評很難傳到一般人耳裡。此外,反俄文學不勝枚舉,但所有作品幾乎全以保守派觀點為主,還明顯有違事實、過氣、動機不良。另一方面,支持蘇聯的文宣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虛假也不遑多讓,甚且杯葛任何想要理性討論重要議題的人。事實上,出版反俄書籍是可行的,只是會遭到幾乎所有高知識新聞報社忽視或曲解。不管在公開場合或者私人處所,皆有人告誡我們那樣很「不妥」,我們說的或許沒錯,但現在「時機不對」,會讓反動派占著便宜。人們通常以國際情勢及英俄同盟關係來捍衛此一態度,但那很明顯只是個藉口。英國知識分子,或者該說大部分英國知識分子,把蘇聯當作自己國家一樣效忠,他們認為對史達林的智慧有所懷疑是種褻瀆。他們以不同的標準品評蘇俄所發生的事情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間的大清洗〔譯注:Purge,指一九三○年代,於蘇聯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及迫害行動。〕奪走無數人命,但終生反對死刑的人卻拍手叫好。此外,報導印度饑荒是合理的,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烏克蘭卻會被隱匿下來。如果這是戰前的真實情況,那麼知識界目前的風氣也沒好到哪去。


  現在回到本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的反應很單純,就是「這本書不應該出版」。嫻熟詆毀藝術的評論家自然不會以政治觀點來攻擊這本書,而會從文學面下手,他們會說這本書沉悶無趣,只是在浪費紙張。這或許是事實,但顯然不會是整個故事的完整面貌,沒有人會因為一本書爛就說那本書「不應該出版」,畢竟我們每天印了成千上萬的廢文,也沒有誰真的感到不快。英國知識分子,或說大部分英國知識分子,反對這本書的理由會是:它誹謗他們的領袖,(在他們看來)還破壞發展的動力。然而,如書裡寫的是相反的情節,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微詞,即便是書裡的文學性錯誤顯而易見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左翼圖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在四、五年間一炮而紅,只要他們對作品主題有興趣,不管是否不入流或者內容散亂,俱樂部都一樣包容。

  這裡牽涉到的議題很簡單,只有一個:不管某個意見多不受歡迎、多愚蠢,是否皆該有機會讓大家聽到呢?如果拿這個問題問英國知識分子,他們會回「是」。但若是我們將問題更具體化一點,問說:「那麼抨擊史達林的意見呢?是否也該讓大家聽見?」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是「否」。在這個例子裡,當前的標準作法受到質疑,所謂言論自由的精神也產生偏差。現在,如果有人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他得到的並非絕對的自由,只要世界上有組織化的團體,那麼,一定會有,或者說不管怎樣就是會有,一些審查步驟。但是,一如羅莎盧森堡所說,自由乃「他人的自由」,伏爾泰的名言也帶出相同的精神:「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有人說,知識自由無疑是西方文明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如果要解析這句話,我想那表示在不傷害到社會上其他人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出版他們認為是事實的思想。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一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此一精神。一如先前所提,我們的政府對此精神多少還存了點敬意,但對市井小民來說,或許是因為他們不熱衷於排斥不同聲音,因此都不清不楚地以為「每個人皆有表達意見的權利」。而文學界及科學界知識分子原本該是自由捍衛者,卻全部成了,或者該說大多成了,此一精神的鄙視者,不管在學術理論上或在實際作為中都將之棄如敝屣。

  我們這個時代最特殊的現象之一就是變節的自由主義者,大家熟悉的馬克斯主義者所提倡的「中產階級自由」其實是假象。除此之外,現在又興起一陣風潮,認為人只能透過極權主義來捍衛民主,此一論點主張:如果熱愛民主,就該無所不用其極地粉碎敵人。那麼,誰是敵人?所謂的敵人似乎不只是公開或者蓄意抨擊民主的人,更包括那些散布錯誤信條,「在客觀層面上」危害民主的人。易言之,捍衛民主意謂著摧毀所有獨立思考。舉例來說,此論點便被用來合理化俄國的大清洗,就連極端親俄人士也不可能完全相信所有受害者皆因其作為而有罪,但是這些人支持異端思想,所以「在客觀層面上」傷害到蘇俄政權,因此,將之屠殺並且羅織罪名其實非常合理。左派新聞同業處理托洛斯基與西班牙內戰中弱勢的共和黨勢力時蓄意扯謊,也同樣以此論點合理化了。此外,當莫斯里(Mosley)於一九四三年獲釋時,這論點再度成了對抗人身保護令的理由。

  這些人並不了解,如果我們鼓勵極權手段,這些手段最後終會施加在我們身上,如果不加審判便監禁法西斯主義者成了習慣,這樣的作法或許就不只會用來對付法西斯主義者。《每日工人報》不再遭受打壓後不久,我到倫敦南區的工人學院講課,台下觀眾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及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和左翼圖書俱樂部各分會的參與者一樣。那堂課談到新聞自由,結果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發問者起身問我:您不認為解除《每日工人報》禁令根本大錯特錯嗎?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表示那是一份忠誠度有問題的報紙,戰爭期間不用太包容;然而我選擇替多次誹謗我的《每日工人報》講話。不過,這些人是從哪學來這種本質上非常具極權色彩的觀念?他們當然是從共產主義者身上學來的!包容與合理性的概念在英格蘭根深柢固,但仍有遭到破壞的可能,且某種程度上還得特地費心去宣揚。鼓吹極權主義信條的結果就是減弱自由人民辨別危險與否的本能,莫斯里的例子足可為鑑。在一九四○年時,不管莫斯里有沒有犯下任何技術罪,軟禁他可說是名正言順。我們當時正為了自己的生命奮戰,不能容許賣國嫌犯逍遙法外。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不經審判便將他囚禁成了不道德的行為,儘管某些人對於釋放莫斯里表示憤慨,其實只是做做樣子或者找藉口表達對其他事情的不滿,但是一般人沒有想到這一點並不是件好事。而目前風氣向法西斯思維靠攏,有多少是受過去十年「反法西斯」風潮及其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所影響呢?

  我們得了解一件重要的事情,當前的蘇聯熱只是西方傳統自由風氣低迷所致,如果情報通訊部當時真的介入、堅決反對出版此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也不會對其行徑感到不滿。現在的標準作法恰好就是對蘇聯抱持毫不批判的忠誠,只要和蘇聯有利害關係,任何事物皆可進行審查,甚至連蓄意捏造歷史都沒關係。舉個例子來說,作家約翰李德(John Reed)曾寫過《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提供蘇聯革命早期的第一手紀錄。他死時,此書版權轉入英國共產黨手中,他們盡其所能地將原始版本完全銷毀,還出了個竄改版,拿掉與托洛斯基有關的部分、刪除列寧所寫的序。如果英國境內還有激進派知識分子,這種偽造行徑早被揭露,並遭到國內各家文評譴責。然而,目前的反彈聲浪小到近乎沒有,看起來,多數英國知識分子都覺得這種事情很自然。而對明顯的欺詐行為如此容忍已經不單單只因現在流行崇拜蘇俄而已,這樣的特別風潮很可能不會持續下去,因為我知道,此書出版之時,我對蘇聯政權的看法將會成為主流。但又有何用?標準作法從一個換到另一個不見得就是進步,因為我們真正的敵人是隨波逐流、不管對當下思想認不認同都隨之起舞的應聲蟲。

  我很熟悉反對思想與言論自由的主張,那些論點聲稱此種自由不可能也不該存在,但我只想說:那毫無說服力,我們近四百年來的文明就是以思想與言論自由為基礎。大約從十年前起,我便認為蘇聯政權惡遠大於善,儘管我們現在是同盟國,而且我很希望能打勝仗,但我還是想要有表達如此意見的權利。如果要我選句話來為自己辯白,我會挑彌爾頓(Milton)的名言:

  以古代自由之通則為本〔譯注:彌爾頓原文:(I did but prompt the age to quit their clogs;)By the known rules of ancient liberty。〕

  古代一詞點出,知識自由為西方根深柢固的傳統,缺之,我們的文化特色便可能不復存在。許多知識分子顯然背離此傳統,贊成政治權術凌駕書籍本身的特色,可決定其出版與否及毀譽優劣。對此不以為然的知識分子也單純因為懦弱而附和,比方說,英國那些為數不少又常直言不諱的和平主義者便不曾大聲抨擊這種對蘇聯軍國主義的普遍崇拜。在和平主義者的觀念裡,所有暴力都是醜惡的,不管戰爭發展到什麼階段,他們老是呼籲我們要讓步,或者至少爭取妥協之下的和平。可是,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提過,由紅軍(Red Army)發動的戰爭也是醜惡的呢?顯然,蘇聯有權自衛,而我們做一樣的事情就像犯了該死的罪過。對於這種矛盾,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和平主義者過於懦弱,只想依附在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中,而這些人對英國的愛國情操早已轉移到蘇聯身上。我知道英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膽小、不誠實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實上,我對於他們的自我辯解也了然於心。不過,就讓我們不要再無意義地為了捍衛自由而反對法西斯主義了吧。如果自由意謂著什麼,那就是向大眾訴說他們不想聽的話的權力。現在,一般人對此原則仍算信服,也多少會照著做。在我們國家──不同於其他國家,也不同於共和體制之下的法國以及今日的美國──害怕自由的是自由主義者,污損知識的是知識分子,我寫這篇序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注意到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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