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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雨終於停了。

  室內空氣十分窒悶,我拉開一扇窗子。

  康懇起身,煩躁地走來走去,重新坐下,似乎平靜了些。

  他繼續講:

  ※※※

  「重慶,是我夢想了多時的地方,當然我非常興奮。我終於到了重慶。可是,每當我想起乃馨不能跟我同時在重慶街頭出現,重慶對我似乎頓時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價值。

  我一再警告自己不該為了個人的情感,而對這座偉大的山城減少絲毫崇敬與頌讚;可是,原諒我,我實在難以禁止那種心情再度湧現。為此,我痛苦萬分。我竟想逃避,竟想遠離開重慶。我知道我是在騙自己,因為不論走到天涯海角,乃馨的影子也不會離開我一步。

  在重慶,我看到了堅苦卓絕的軍、民、公教人員,和青年學生;可是,也看到了幾條街道上的繁華與少數人的奢侈,我時常在精神恍惚中,以為仍然置身天津。我開始感到寂寞。在這曾經被我苦苦癡想過多年時日的山城,我竟會感到寂寞,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漸漸發現你的精神比過去在敵後時,似乎『低潮』了很多。我曾再三問你碰上了什麼不如意的事?終於一天,你告訴了我,一直在河北領導我們抗日的張蔭梧先生,由於共產黨想吞併消滅他的部隊便猛宣傳誣衊他是『摩擦專家』,結果我們政府的程潛上將(當時的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委員)竟做主給張先生來了一個撤職處分,因此同志們各個垂頭喪氣。你告訴我,這也許是中央的一種對共產黨容忍的政策。可是,這實在難以讓同志們忍受下去。

  接著,我發覺在重慶的許多人,對於共產黨的真實面目認識得十分模糊。共產黨的報紙『新華日報』公開在重慶販賣,共產黨的書店『新華書店』和中共同路人所開設的書店裏天天擠滿了人。共產黨的刊物、書籍,在其他各家書店裏也都放在顯著的地方吸引顧客。流傳在絕大多數人口頭上的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官方的報紙也是這個論調。我突然覺得,我這個人出現在重慶,頗不合時宜。

  重慶連續不斷地,遭受著日本飛機的轟炸。重慶的空防相當嚴密,每逢敵機來襲,必高掛警報球,必拉放警報笛,市民們習慣地進入堅固的防空洞;然而對於共產黨,重慶卻是一個不設防城市──對於共產黨,沒有警報球,沒有警報笛,也沒有防空洞……

  重慶的霧很大。只能蒙蔽眼睛的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共產黨的霧,正在蒙蔽著人們的思想與心靈。

  描寫中共黨員、中共遊擊隊在敵後如何英勇抗日的小說、散文、詩歌,大量風行著,學生們爭相閱讀。我看得出,這些青年朋友有的已經被那些『文學作品』所迷醉,有的儘管並不喜愛文學,但仍然以夾著一本描寫紅軍,描寫延安的書籍為時髦,為前進。

  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敵後的抗日活動,沒有一本文學書給予描繪。我曾被一位我們的中央首長召見,他對我很客氣,但是我看得出他實在繁忙得沒有時間多跟我講話。我鼓足勇氣告訴他,我們在敵後犧牲了許多同志,活著的同志仍然在繼續毫無畏懼地迎接戰鬥準備犧牲,他們的事蹟被湮沒無聞,卻讓共產黨閉門造車憑空杜撰地編造漫天大謊,使人人誤信為中共黨員才是抗日英雄,這是太不公道的事。那位首長告訴我:我們的工作是真的,所以必須保密──天哪!又是保密──共產黨在那兒撒謊,沒有多少人會相信謊話。他又告訴我:共產黨是一群土包子,成不了大事,別把他們放在心上。最後,我向他表示,我希望能在重慶獲得一個工作,他搖搖頭,告訴我最近由敵後來的同志很多,無法一一安置。我很失望;可是他接著說我年紀還輕,應該升學,對於他這個指示,我很感激。我道謝辭出,室內外已等滿了要見他的同志與訪客,我不好再多談什麼。

  長途的跋涉,精神的苦悶,內心的創痛,使我到達重慶不久,大病一場。我曾暗想我若不治,彌留之際必向你敘說我和乃馨的事;我沒有說,因為我的病況一天比一天好轉。我多麼感激你對我的照護,若非你那麼熱情、細心、體貼入微地看顧我,我想我很難以轉危為安。你的工作收入有限,你為我負了債,你更每日上坡下坡不辭辛勞地到醫院陪我,出院後我住在你的宿舍裏,我睡小床,你睡地板……

  我有一位在空軍服務的親戚,他住在昆明,他一再來信叫我到他那兒去。我決定前往。去昆明前,中央方面批給我兩百塊錢補助費──大概夠渝昆之間十分之一的路費,那還是靠你力爭來的。我曾告訴你,我不會為這個難過或灰心,因為我知道國家經費拮据,並且更清楚地知道所有一切在敵後獻身抗日工作的青年孩子們,他們置生死於度外跟敵偽拚命,完完全全是由於他們自動自發的愛國狂熱,他們如果找不到報國的門路便痛苦得不能忍受,他們也正是為了解救自己的痛苦而抗日,他們只求奉獻自己的心血、勞力、智慧甚至生命,他們從未想到過自政府、自黨、自團,獲致一絲一毫酬勞,他們不是僱用而來的『職業愛國者』……你安慰了我許多話,最後,由於你的四處奔走,終於代我找到了一部去昆明的免費便車,我方始成行。

  昆明實在是一個可愛的、迷人的城市。風景幽美,氣候溫和,一年四季都是春天。我住在那位空軍親戚家中,衣、食、住、行,幾乎恢復到平津的水準。

  我曾嫌重慶有少數街道繁華,少數市民奢侈,如今我方始知道,重慶比起昆明來,真是過於樸素過於艱苦了。流線型汽車,洋味十足的酒吧,由香港、由越南陸空兩路運來的堆積如山的百貨、化妝品,舒適寬敞的電影院,座無虛席的大飯店,闊綽驚人的仕女……把這個西南邊陲重鎮裝飾成萬花筒般絢爛奪目。不,仍然有一部分人在這兒很清苦──來自戰區的大學生和教授。這種人在昆明佔了很大一片地方,他們的破制服或是藍布大褂,成為這個大都市鮮明的光榮標幟。

  第二年的夏天,我開始做了國立大學的學生,我搬進那破爛的大宿舍,我感覺愉快,我樂意在那兒住上四年。我本可以繼續住在那位空軍親戚家;可是,我想到我已打攪了人家好久,同時我擔心我會變得好逸惡勞。我決心吃苦,並且決心埋頭讀書。

  同學中北方人很多。我們常在一塊兒聊天,一塊兒想家,領到國家發給的戰區學生貸金後,便一塊泡茶館,或是把功課帶到茶館去作,偶爾也打次小牙祭,吃吃雲南人特製的過橋米線或餌塊。

  昆明有許多地方很像北平。看到金馬碧雞牌坊會立刻想起北平長安街的牌樓,看到翠湖會立刻想起北平的中南海,看到大觀樓會立刻想起北平的頤和園,看到黑龍潭前聳立著唐梅宋槐的古廟,會立刻想起北平的碧雲寺,看到西山會立刻想起北平的西山……雨季來臨時,一天陰晴數十次,一忽兒睛,一忽兒雨,下著雨照樣有太陽,雲彩的千變萬化使人驚奇讚嘆,也使人特別興起鄉愁,強烈地懷念遙遠的雲朵下面的北國故鄉……我不知道我的雙親、家人怎麼樣了?我不知道乃馥和她的母親怎麼樣了?我不知道我們那些留在敵後的男女同志們怎麼樣了?當我每次到學校附近一座很小的教會做禮拜時,我為他們一一禱告。

  我的生活和心情似乎逐漸安定下來;只是,我無法忘記乃馨。

  如果乃馨也在昆明,唉,這是再也無法實現的一個夢……我平日幾乎不敢多看任何一位女同學一眼,她們會使我想到乃馨。

  我們學校有很好的校風,學生勤奮讀書,自由研究學術的空氣濃厚。不過,漸漸地,我看出一個危機;這些原本十分純潔的青年學子們,也由於思想與心靈的不設防,共產黨的謊言正在他們中間巧妙地散佈,而最有力的媒介是文藝。圖書館裡已有著大量文藝書籍供應同學閱讀,同學們踴躍地辦壁報發表自己的作品,他們又組織了許多詩社、歌詠隊、文藝社、話劇社,經常集會或表演,一些聞名文壇的教授們,也經常熱情地來參加這裏的種種文藝活動……他們若隱若現地對共產黨流露一份好感。

  我曾跟不少同學長談,他們從未看過資本論,也未讀過辯證法,有的同學乾脆說看到這兩種書就頭痛;然而,他們卻覺得共產黨不錯。為什麼?他們跟乃馨當初的遭遇一樣──共產黨用文藝做為勾引青年的餌。天哪,他們從未見過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他們只是在充滿了美麗謊言的文藝書刊裏看到了許多虛構的共產黨!

  我們的教授中有好幾位文藝作家,他們的作品經常在桂林、重慶出版的幾家左傾刊物上登載,那些作品並不直接宣傳共產主義,而是以『民間姿態』博取讀者同情,引發讀者興趣,漸漸地,青年們迷上那些刊物,於是,它們便開始販賣謊言。相反地,在我們『官方』所辦的報刊上,永遠是些板起面孔說教、近似訓話的大塊理論文章,我實在懷疑有多少讀者會接受這一種方式的宣傳,而最妙的,這些報刊也不設防,它們的副刊竟也偶爾甚或連續成為左傾文人的發言臺。

  教授們常把同學們的寫作介紹到報刊發表。這麼一來,凡是喜愛文藝,希望自己作品能夠發表的老師與同學,集結成一股力量,而背後卻有一個黑影子在那兒操縱。

  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校裏公開成立了一個中央直屬的分團部,由一位學識道德都很令人欽敬的教授擔任分團主任。那位主任是一位敦厚的學者,平日除了上課,不多言不多語,生活很嚴肅,他不屬於那種狂熱的革命家型,他從不作一次煽動性的演說,對於同志們也從不嚴格要求。我很快地發現到學校團員跟敵後團員的不同:在敵後,我們吸收一個同志必須經過慎重的選擇,而每一個能夠入團的青年無一不是滿腔熱血瘋狂愛國;在後方與學校裏就不同了,團的大門敞開著,隨便誰都可以進來,固然有不少優秀學生做了團員,但是也有無所謂的、湊熱鬧的,甚至別有企圖的混了進來。我曾冷靜地觀察那些懷著不正當心理入團的同學,他們對三民主義一無所知,他們要做團員,有的認定這是一種出風頭的機會,有的希望藉此可以交上異性朋友,有的以為這是畢業以後從事政治的階梯……當然,這種人是少數;但是,任何團體都是好的吃壞的『掛落兒』。因此,學校團務在若干教授與同學的心目中並未取得令人由衷的崇敬。相反地,我聽到許多含有惡意的謠言攻擊與誣衊。

  我默默地在校中埋頭讀書,原不想參加學校團務工作,因為我有些感到疲倦。可是中央有信來,告訴我們那位領導團務的教授有我這麼一個老團員在學校;他誠懇地邀我參加工作,給我許多嘉勉。我接受了命令。

  一些曾經跟我談得來的同學竟帶有驚訝與惋惜的口吻問我,為何也做了青年團員?他們對青年團在敵後做了什麼,一無所知,他們由於文藝書刊上的報導,認為敵後的大都市與廣大的農村都是共產黨員勇敢抗日的活動區域;他們對同學中的團員由於良莠不齊而缺少好感,我敢斷定共產黨正在進行一種『耳語運動』來破壞、打擊青年團在學校裏的聲譽。

  我被指定擔任服務股長,我頗為喜歡這份工作,不必緊張,不必提心吊膽,只要誠誠實實地多給同學們做一點服務工作。我認為在後方,在學校,用服務來創造團的成績,來建立團的榮譽,倒是一項最適當的工作方針。成立一個郵政代辦所,是我們的服務項目之一。從此,同學不論發平信或掛號信,不必再跑到校外,一時同學稱便。大家對於我們的團員同志利用課餘時間在那兒忙著賣郵票、蓋郵戳、寫掛號條,都表示滿意。不久,同學間傳出郵政代辦所檢查信件,吞沒郵票的謠言,進而壁報欄上時常出現匿名的指控,說是多少同學投進代辦所信箱中的平信,都無法寄達收信人手中,因為青年團員剪下那些郵票,做了吃早點的餐費……兩位品學兼優的同學,親自對我說他們把信投進我們的信箱,過了很久收件人確實一直沒有收到。我請求告知他們確實投進箱的時間,他們都聲稱是在晚間。另有一位同學向我大吵大鬧,毫不留情地要我賠償他一再丟掉重要信件的損失。

  我特別提高警覺,兩天以後的晚上,我抓住了一個偷偷來開啟代辦所窗外信箱的同學,就是他曾經跟我大吵大鬧過。他的手中有一把配製的鑰匙和一大束信,他再不能賴帳。我準備立即拖住他到大宿舍公開宣佈,他居然向我跪了下來,說他實在是為了貧困,為了生病,為了買藥,方才出此下策,他要我寬容他;否則,他便不能在學校見人。

  那實在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我被他說得動了憐憫心;可是,我不敢擅自做主,我要他一路去見我們團部主任,因為我不能為了保全一個人的名譽而使我們整個團體的名譽永遠蒙羞。我早已說過,我們的主任是一位敦厚的學者,他以一位仁慈教育家的愛心與苦心,答應了那個偷信人的哀求。他說只要我們的郵政代辦所,以後絕對做到不再被偷走一封信,我們的信譽便可挽回;然而,我們若宣佈偷信人的姓名,那個同學便再沒有挽回他個人信譽的方法。他又說我們能夠在暗中救一個青年人,與公開吸收好青年入團同樣有價值。他的話令我感動。不過,當偷信的同學走掉後,我說出來我懷疑這個被寬恕者會不會是一個共產黨,或是被共產黨利用的人?我們的主任攔阻了我的推斷,他說沒有證據的話,我們絕不多說一句,尤其現在正有人誣衊青年團的時候,我們更要特別審慎,特別表示出我們坦坦蕩蕩磊磊落落的風度;面對我們這樣做法,如果那個偷信者真是共產黨,他也該受點感動……

  以後,我們再沒有丟失過一封信件。同學們對於郵政代辦所完全恢復了信任。除了主任和我,沒有第三者知道這回事。

  我們竟上了一個天大的當。兩年後,這個偷信的同學,明顯地露骨地現出他的身分──一個中共久已僱用的職業學生。

  兩年以後的事,現在可以暫時不談它,讓我先講一下一年以後發生在我讀大二時候的事。那年,學校裏來了一位新教授,教社會學,剛自英國輾轉回到昆明。我沒有選他的課,他的來臨,並沒有引起別注意,因為我們學校裡有的是自國外回來的好教授。不少同學聽了這位新教授的課,紛紛表示過癮。在一次全體法學院同學聚集的週會上,這位教授應邀發表演講。我去聽講,當我聽了他幾句話後,我突然想到我為什麼竟沒有早早地留意一件事呢──這位教授姓畢,自英國回來,他極可能是乃馨、乃馥的父親?雖然他的名字跟當初乃馨告訴過我的並不一樣;可是,她的父親很可能有兩個名字,或是換了一個新名字?

  我開始細心地看他,越看越覺得畢家姊妹有些地方像他。他的口才很好,講起話來感情豐富,他的手勢,他的姿態,他的一舉一動都很有煽動性,尤其當他猛烈地攻擊到社會上某些黑暗現象和現實政治上某些腐敗的病症時,他常獲得熱烈的掌聲。

  我感到一陣陰冷。我聽得出他話語中充滿了對於現況的不滿,充滿了對於一個所謂民主的、自由的、前進的革命力量的嚮往。民主、自由,都是我們所熱愛的;然而,畢教授所指的民主自由的革命力量顯然是暗示著中國共產黨。

  一時百感交集,我真想半途退出禮堂。我終於聽完了他的講演,在雷動的掌聲中,我默默地走出來,我想我應該去問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乃馨、乃馥的父親?

  我突然希望他不是。

  如果他是,怎麼辦?

  告訴他,我是她女兒的愛人?告訴他,我和他女兒的一切?告訴他,他的女兒的死?

  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我應不應該告訴他?我應該怎樣開始告訴他?我有些茫然。當我敲著他的房門時,我依然滿心盼望他不是乃馨、乃馥的父親。

  我進入室內,向他鞠躬,報告出自己的姓名和所讀的院系。他客氣地招待我,他那兒坐滿了同學,他要他們讓給我椅子坐,又讓其中一位同學給我泡一杯茶。當著許多識與不識的同學,我一時不知如何啟口。

  還是他先跟我攀談,他說聽我的口音很像他的同鄉,他問我是不是?

  『我一直住在天津,』我說,『在天津我有兩位女同學姓畢,她們的父親一直在英國──』

  『她們叫什麼名字?』

  『乃馨,乃馥。』

  『啊,她們是我的女兒呀!你跟她們同學?你怎麼不早來告訴我?』

  『乃馨她們告訴過我您的大名,不是您現在用得這個。』

  『是的,我不再用以前的老名字了。我為了紀念自己的新生命、新生活,所以換了一個新名字。』接著,他一拍我肩:

  『快告訴我,我的女兒們怎麼樣了?你什麼時候跟她們分手的?』

  『兩年半以前,我從天津來,她們──很好──』當著一大堆同學,我想我只能夠說她們很好。我納悶何以畢教授不問一下他的太太?我正要補說一句畢太太也很好時,剛好把嘴一張的剎那,由鄰室走進來一位少婦,她邊走邊叫著:

  『有了什麼好消息啦?聽你們談得好起勁兒呀!』

  『我來給你介紹,』畢教授站了起來,一面迎接那位少婦,一面對我說:

  『這是我內人!』

  然後,他向其他的同學說,『你們大家都見過我內人了,只有康同學還是第一次見……』

  同學們紛紛親熱地喚著:『畢師母!』我向她淡然地點頭,實在叫不出什麼。我想到了在淪陷區艱苦養育女兒的畢太太。

  畢教授連忙對那位少婦說:

  『康同學跟我的兩個女兒在天津同學,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她倆通信了,她倆從小便死掉了生母,一直被她倆的姑母撫養著……』

  『康同學,兩位畢小姐很好吧?怎麼沒有到後方來升學呀!』少婦裝作關心地說著,我看得出她言不由衷。

  『她們很好。』我面無表情地答道。

  『對啦,她倆也不小了,』畢教授轉身對少婦說,『也應該來拜見一下您這位能幹的母親了……』

  剎那間,我完全明白了畢教授耍的一樁什麼把戲!

  我簡直再沒有勇氣多看一眼畢教授那堆滿謊話的嘴臉。我痛苦地告辭。畢教授起立送我,那少婦的面龐上擠出一絲笑容,伸過臂來,跟我握手,我清楚地看出她的年齡不會比乃馨大出三、五歲。

  第二天我在圖書館門口遇到畢教授,他親切地低聲告訴我:

  『原諒我昨天撒了一個謊,當著我的新太太,我不能不那麼講。』

  『天津的畢太太很好,請放心。』

  我不想跟他多說什麼,我匆匆走開。

  一兩個月之久,我沒有跟畢教授單獨說一句話。碰面時,打招呼,點點頭,彼此心中似有芥蒂。這期間,我讀了許多篇他發表的文章,也聽了不少次他的課,和專題講演。他的左傾態度,親共言論,越來越明顯露骨;但是,他的技巧很高,他從不直接宣傳共產主義,有時對共產黨也小加指責,對政府則使出渾身解數猛烈攻訐。曾經有一次,我們的一位同志,實在聽不下去了,便冒失地站起來講:

  『畢老師,您只指出政府一、二官員生活腐化;那中共邊區的毛主席在陝北每天抽大砲臺香煙,玩女明星,種植鴉片……您怎麼一字不提?您大聲吶喊這兒不民主,這兒沒有言論自由,如果當真沒有言論自由,您怎麼可以在這兒暢所欲談?國民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共產黨也鄭重聲明願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因此,共產黨若是發出背叛三民主義的言論,那不但是背叛了國民黨,也正是背叛了共產黨……』

  有人為這位同學鼓掌,多數人給他『開汽水』噓他停止。這位同學勇氣可嘉,可是場合、時機,都對他不利;畢教授已經吸引住不少的信徒。畢教授看到形勢可乘,便笑著說:

  『你這位同學的發言,是不是稍有失虛心研究思想學術的風度?請問你是國民黨員吧?』

  『我是青年團員。』那位同學答著。

  『這就難怪了……』畢教授說,『三青團專門作特工……』

  『您錯了。青年團團員在敵後、在前線,出生入死獻身愛國抗日工作,在後方我們只想給青年、給同學服務;絕不是您心目中所謂的『特工』。您一向鼓吹自由民主,今天我正是光明磊落地公開提出問題跟您討論……』那位同學說得很對;可是那些盲目崇拜畢教授的同學們一齊大吼大叫,制止住那位同學再張口。

  這場風波結束後,我一連幾日徹夜失眠。我決定親自單獨跟畢教授談一次話,我的良知要我把我所知道的,所親眼看到的共產黨的真面目告訴他。如果他還不是共產黨員,他可以考慮考慮是否應該停止再『向左轉』?如果他已是共產黨員,他也可以考慮考慮是否應該脫離這麼一個血腥殘忍的暴力集團?我若公開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述我和乃馨的事,一定會有不少已經中了毒素的同學指說我杜撰、編造;所以我寧願單獨地誠懇地跟畢教授談。無論如何,乃馨是他的親生女兒,看來他對自己的髮妻儘管無情無義,對於女兒卻還相當關懷,我相信當他完全知道了乃馨的遭遇,他很可能對共產黨重新估價。

  我鼓足勇氣,也滿懷希望地去了。我約請他晚飯時間後到我常去的那個小禮拜堂來。那天晚上,教會裡沒有查經、禱告會,也沒有唱詩班練習唱歌。在極端的靜謐中,我向他敘說一切。開始的時候,我鄭重地,誠實地,嚴肅地告訴他:

  『從小,乃馨、乃馥和我就常一路去禮拜堂,乃馨、乃馥篤信基督,多年以前已經受洗。一年前我正式在這個禮拜堂受浸。做為一個基督徒,我絕不能撒一句一字的謊,我在這兒向您敘說這一段事實,一方面由於這兒特別清靜,一方面是要請上帝鑒察我的話,證明我的話。』

  『我不信任何宗教,』畢教授說,『不過,我喜歡聽你告訴我關於我天津家中的事情。』

  當我說出我在天津便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時,他向我頻頻點頭:

  『我已聽說你是本校分團的重要幹部,倒還不知道你是三青團的老幹部。』

  當我講到乃馨在天津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時,他興奮地低叫出來:

  『想不到我的女兒還這麼勇敢有為……』

  他的話,一再使我減低再講下去的興趣;可是,我終於簡單明白地全部講完。最後,我實在無法壓抑內心的激動,我緊緊抓住他的手:

  『您是我的老師,我的長輩,恕我說一句冒昧的話,乃馨已死,無法再活,我絕不能再瞅著您走乃馨走過的路……』

  他的臉色告訴我:他內心十分沉重、驚悸、困擾、疑惑、懊惱、複雜……

  他半天不語。

  我想,他該會相信了我的話;可是,我想錯了。他開始搖頭不止,一再地問我乃馨之死是否由於三角戀愛糾紛,而我故意給共產黨加上一些罪名?最後他甚至懷疑乃馨究竟死了,還是活得好好地?

  『一兩個月前,在我家,明明你說我的兩個女兒都很好呀!』

  『是的,』我回答,『我怕你難過。同時那一天有許多同學在座,也不方便細說。』

  『你若杜撰一個騙人的故事,我更難過。』

  我真是傷心透了,悲痛透了,也氣忿透了。若非在教堂,我真會理智全失地,狠狠地,發瘋地,把這個絕情的教授痛打兩拳!

  步出教堂,他對我說:

  『我也曾讀過聖經,耶穌要你們信徒愛你們的敵人,為你們的敵人禱告……看你剛才那種對共產黨的瘋狂憎恨,似乎是大大的背叛了你們主的教訓……』

  『主耶穌沒有說過叫我們愛魔鬼,也沒有要我們為魔鬼禱告!』我回答他。

  他苦笑一下,說:

  『目前,好在由香港還可以跟天津轉信,我可以寫信給家裡問個清楚。以前,我曾託香港一家英國洋行的天津分行給家中匯款,最近好幾年沒有接濟家用了,正好順便再兌一點錢過去。你知道,我一直沒有放棄照顧天津家人的責任。』

  『好,盼望您早寫,早寄,早接到回信。』我說,『我離開天津前,畢太太已經搬了家,我可以告訴您她的新住址。』

  『不用,她們若搬家,必定會到那家天津英國洋行的朋友那兒說一聲,因為她們要等我兌款。』他說,『還有,在我接到回信以前,請務必不對任何人談說這樁事。』

  『當然,今天是我第一次,跟第一個人,談這樁事。』

  一個月後,畢教授在教室門口喚住我,他要我跟他往操場散步。他說:

  『我很難過,我的大女兒確實死了……』

  還沒等我開腔,他接著說:

  『不過,我更難過的是你的謊言;乃馨是病死的……』

  我到了他家,他取出乃馥的信。信中還附有一小張乃馥的照片。信確是乃馥寫的,我認得她的筆跡,以前她常常把她在學校的作文給我和乃馨看。

  我怔了一下。

  畢教授向我逼視。

  我豁然想通了:乃馥有理由這樣寫信給他的父親。於是,我向畢教授說:

  『據我的判斷:一方面乃馥怕您打擊過重,所以假說乃馨病死,如果乃馥告訴您乃馨是被人殺害的,您不是會更難過嗎?另一方面,乃馥為了避免日本人檢查郵件,她也不便在信上詳細告訴您殺害乃馨的是一個共產黨兼親日派漢奸!』

  畢教授不講話,我想,他大概會接受我的判斷。可是,他把頭一搖晃,用巨大的聲音爆發出一連串的冷笑:

  『你還要動多少腦筋,玩多少花樣來哄騙我?以後,你少給我耍這一套!』

  我忍受住這充滿侮辱性的警告。我本想還他一個警告,或轉身就走;我的良知命令我應該再更懇切地和畢教授談一談──為了愛乃馨,我應該愛畢教授,基於愛,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在死亡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的力量也許很微弱,但是我必須全心全力伸出援手。

  『畢老師,畢老師,』我連連呼他,『我恨不得把心掏出來給您看……請相信我,請相信我,我尊重您,我敬愛您,我不得不把真實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您,乃馨跟我不是泛泛之交,我們自小就相愛……』

  『青年人,請你住口好不好?』畢教授聲色俱厲地說:『我從沒有聽任何人說起我大女兒有過你這麼一位好友,你不能對我這麼一再地說這一類的話,尤其你更不能跟別人說這一類的話,這對於一個女孩子是一個極大的傷害,儘管她已經病故。你們三青團可以製造任何謠言;但是無論如何,太不應該用這種卑劣的謠言來傷害我和我的女兒……』

  我再也忍不住地吼叫出來:

  『好,好,隨便您怎麼想,隨便您怎麼說,隨便您怎麼做!我只願意再跟您說一句話──這實在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時代大悲劇,女兒走過的死亡道路,父親還要走!』

  說罷,我狠狠地一甩房門,衝了出來,幾乎把正好走過來的一位小姐撞倒,我連忙道歉,一看竟是畢教授的『抗戰夫人』。她笑容滿面,客氣萬分:

  『不要緊,康同學,剛從我們家出來呀?再坐一坐好嗎?』

  我不好意思不理睬她,說了一聲:

  『您剛從外面回來呀?』

  『是的,』她說,『我現在到報館做外勤記者了,所以不常在家。有空請跟同學們一起來玩啊!』

  她的神色與動作,儘管可以看出有做作虛假的成分,卻也給人一種熱絡之感,想起剛才在畢教授跟前飽受的那一種無情與冷酷,我禁不住向這位少婦道一聲謝,方才辭去。她給我的印象似乎比第一次見她時反而變好了一些。

  可是,當我走出十幾步後,突然一種臆測向我腦子裏衝擊──會不會是這樣?那就更可怕了──我猛地想到,那個少婦可能是一個共產黨。

  天,但願她不是。如果是的話,畢教授更沒有辦法跳出陷阱了!也許正是她把畢教授牽到陷阱裏去的,也許正是她奉命做畢教授的工作,引誘畢教授,迷住畢教授,監視畢教授,控制畢教授……那麼畢教授真是太可憐,太不幸了;可是這又何嘗不是她本人的悲慘與不幸呢?

  當我想到這兒的時候,我似乎原諒了畢教授,也原諒了那個少婦。因此,第二天,當我在操場上看到畢教授的背影時,我追上了他:

  『畢教授,請原諒我昨天的失禮!』

  『那裏?那裏?』他居然態度也很好,『昨天我似乎也不太禮貌,讓我們忘了那回事吧,只要你願意向我說實話,承認過去的謊言!』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道歉不是承認過去的話是謊話;我覺得我還應該再用更大的真誠與敬愛,向您解說……』

  『算了吧,密斯特康!你何必抓住我不放,緊跟我神經戰呢?』

  『我決定給乃馥寫一封信,告訴她,我在昆明遇到了您,並且做了您的學生,她一定會很高興──』

  『你有寫信的自由,但不必告訴乃馥我又──』

  『是的,我不會提起在昆明的畢太太。』我說,『我寫這封信,主要的是要乃馥回信給您,告訴您我和乃馨過去的關係,並且要她告訴您乃馨究竟是病死還是被暴徒槍殺?她不必告訴您殺死乃馨的是共產黨是親日派,只要她說出來是被槍殺,我想您也就會相信我的話了。』

  『嗯──』他點點頭,『也好,讓我等我小女兒的回信吧!』

  我給乃馥發了信。信寫得很委婉:

  『乃馥妹:我在這兒讀書,令尊是我的老師,我們處得很好,只是有一件事很使我難過,就是我曾把我和乃馨的一切告訴令尊,而令尊不肯相信,這必須請你寫信來告訴他我的為人,告訴他我和乃馨的深摯的愛情,並且據實告訴他乃馨的死不是由於疾病。這件事很重要,請速寫信給令尊。』

  多麼湊巧,多麼不幸!信發出去的一個禮拜以後,日本突襲珍珠港,香港一陷落,昆明跟敵區的信件從此不通了。乃馥也許還沒有接到我的信,也許已經接到,然而她的回信再也無法寄來昆明了。

  畢教授碰到我的時候,免不了問一句:

  『乃馥有來信嗎?』

  『您知道的,珍珠港事變以後,信件不通了。』

  『哼哼,這樣對你、對我都好,』他冷笑了一聲,『免得她的回信來了,又使我們發生爭吵。其實,你幹你的三青團,我教我的書,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誰也不必管誰,何況咱們還是同鄉,何況你還一口咬定我的大女兒是你的朋友,如果真是好友,你更不可以再跟我神經戰……』

  我知道我再沒有辦法說服畢教授。我絕望地,心痛如絞地走開。

  在一次同志們舉行的會議上,一位雲南籍同學提出來,他說有種種跡象,並且由於他一位在治安機關服務的親戚透露:畢教授的這位太太極可能是一個共產黨。

  我告訴那位同學,我也曾這麼想過;只是沒有證據以前,我們不能講。

  那畢太太在新聞界正嶄露頭角,相當活躍,但是她所撰寫的文稿,卻全無『左傾』、『前進』論調,或許那正是『保護色』。

  半年後,畢太太突然失蹤。

  畢教授在此期間一反往常的活躍,變得十分沉默。那位雲南同學說,聽他的親戚講:畢太太是被治安機關『請』去了,並且已經承認是共產黨員。

  這時候,蘇聯正在歐洲戰場連吃敗仗,自身難保,無力支援中共,並且解散了『第三國際』,中共顯然大受影響,在各戰區侵襲國軍的行動也稍稍斂息,改為實行『穩蔽政策』高呼『鞏固重於發展』的口號。可是,過了不久,中共便集中力量在大後方搞兩種工作──一是用種種陰謀伎倆破壞金融,擾亂物價;一是用種種花樣策略加強拉攏誘騙知識分子,假借民主自由的幌子,擴大進行反政府。

  畢教授在幾個月後,突然又活躍起來,一連在刊物上寫了好幾篇文章,大肆攻擊政府,態度空前鮮明,措詞空前激烈,顯然有一種力量在後面支持他,操縱他。一打聽,原來他那位中共太太被釋放回來了。再一打聽為何會被釋放?那位雲南同學告訴了我最機密的真實消息:雲南最高當局,起初對中央派來的人,與中共潛來的人,皆存戒心,表面上對中央還保持了『客氣』,對中共則全無好感──深知那是禍根,所以陸續逮捕了好幾個重要的中共黨員,如今卻突然把他們一律不聲不響地釋放了。這乃是因為『雲南王』龍雲和少數愚昧的政客不願意中央的力量在雲南再形膨脹,於是『龍主公』(雲南一部分老百姓對於龍雲的稱呼)為了自己長遠地做土皇帝,便寧願政府跟中共的力量能以對抗抵消……開明的雲南軍政界人士對於這種作法非常反對,但是他們拗不過『龍主公』的獨裁。

  不久,『民主同盟』正式成立,畢教授是主幹之一。雲南的獨裁者對於民盟的態度十分曖昧;於是,一個新興的反對中央政權的集團,在半放任半鼓勵的情勢下成長得很快。『民盟』打的旗號是各民主黨派大結合,在國、共兩黨之外守中立,實質上則是受中共利用,與中共勾結,專門攻擊政府的一個政團;一開始,也有真正醉心民主政治的人士被遊說入盟,可是當他們發覺這個政團不能自立自主,只能一味地做中共的尾巴時,他們便毅然決然地聲明退出。畢教授始終沒有退出,他在內部似乎很得意,很有權勢,中共和左傾的報紙上更常以大字標題、大幅篇章刊登他那充滿火藥味的談話與擺滿『民主鬥士』架式的文章。顯然,他已經被有計畫地捧得神志不清。

  配合著『民盟』叫囂,同學們談論政治,批判黨派的興趣大增,已往那種安分守己埋首讀書的風氣遭受了空前劇烈的破壞。這時,官方報紙已對中共的叛亂行為與言論加以公佈並駁斥;可是,在那些報紙的副刊上,仍然刊登著左傾文藝作家的作品,儼然成了一塊共產黨的『租界地』。一些文藝雜誌上除了小說、散文、詩歌以外,更大喊特喊爭取創作自由,保障作家自由,實際上,國民政府對於左傾文人的飛揚跋扈,從來即是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他們已經獲有太多的自由,然而在他們的宣傳攻勢下,政府一變為『法西斯王國』。政府似乎對於中共軍隊的叛國開始重視,但是對於左傾文人,卻仍然抱著『量他秀才造反必定無成』的觀念。迷信武力忽視文藝的心理與行動,使政府植下第一顆也是最重要的一顆註定來日挫敗的種子。

  同學們的歌詠隊、話劇團、文藝社,空前地活躍起來,詩歌朗誦與新興的一種玩藝兒『活報劇』尤其大為盛行。透過詩歌與戲劇的形式,青年們被煽動得快接近瘋狂了。共產黨在幕後主宰著那些文藝社團的心臟。

  中共在這時候有計畫地放出一個謠言──指稱中國滇西遠征軍不將美援武器彈藥抗日,反而秘密轉運後方儲存,準備用於剿共內戰。中共和左傾的報章雜誌一齊拼命地散佈這樁謠言,『民盟』的要員策動、遊說,聯合起一些平日不熱心過問政治的教授們為此大聲疾呼,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大學生們盲目地相信了這一套鬼話,在中共職業學生的操縱、蠱惑下,罷課遊行……

  這時,兩年前偷竊我們郵政代辦所信件的那個同學,露出了他的身分。他原本比我高兩班,去年已經畢業,可是他卻又申請轉讀另一學系,繼續留校不去,在鼓動學潮的鬧劇中,他不但是主角且是編導。他並不顧忌別人說他是職業學生,他甚至暗示能做一個共產黨員是他的光彩。

  中共的這個謠言攻勢,目的是在企圖離間中美軍事合作抗日,影響所及連當時美國史迪威將軍也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美國一部分文藝作家與新聞記者在中共的刻意宣傳下也大幫其腔。政府至此只好把鐵的事實公諸於世──由美國派員會同國民政府統帥部人員,以及中外新聞記者,一齊飛往滇西親自向各個兵站查點。這一來,中共的謠言全被拆穿,根本沒有那回事!

  學潮平靜下來。貴州和重慶的幾個大學裏也曾發生學潮,真相大白後,好幾位大學生宣布脫離共產黨黨籍,他們坦率承認過去他們受了欺騙與愚弄。我們那個偷信件的同學沒有脫黨,經過一個短期的失蹤,後來證實他跑到延安去了。

  我讀大四的那年春天,學校裏又蘊釀鬧學潮,起因是國軍在各戰場連戰皆捷,中共便與日軍訂立一個秘約──所謂『平行運動』,來夾擊國軍,另一方面中共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政府答應中共正式成立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並且成立『聯合政府』。『民盟』和一些失意政客們對於『聯合政府』大感興趣,以為可以分分官作,於是便熱烈支持中共的要求,青年們經野心家一煽惑就又衝動起來。

  這次,我們的同志在擔任分團主任的那位教授領導之下,全力展開『反罷課運動』,我們的主任一連發表了幾次有力的演講,他從來沒有這麼激動過,他講得聲淚俱下,同學們大受感動。我們每一位同志也都在說服同學的工作上,盡最大的努力,我們的誠懇、親切,贏得同學們空前的信任。

  學潮終於沒有擴大,便平息了。可是,我感到十分疲憊。

  另一樁刺激我心緒不佳的事實,是昆明社會上的糜爛情況日甚一日。香港的陷落、滇湎路的封鎖,並未使昆明減少一點繁華與奢侈,因為由印度仍然可以空運來一批又一批的貨品……我最害怕,最難忍受在大街上碰見那些穿扮艷麗的女孩子:她們梳著蓬起的花樣、新奇的髮型,她們披著刺目的蕩人魂魄的新式服裝,她們搽塗著由加爾各答越過喜馬拉雅山額菲爾士峰飛運來的脂粉與口紅,飄散著肉膩的芳香,她們挽住盛氣凌人的男士的臂,婀娜地走,嫵媚地笑,貴重的璀璨的金首飾,在耳邊、在髮間、在手上、在腳踝,散射出高傲刺目的光芒……她們無法不使我想到乃馨,想到這是人間多麼巨大的不平!為什麼熱愛祖國的乃馨就應該在敵後被槍殺?為什麼這些唯恐身上帶一絲抗戰味道的小姐們就應該在這兒坐享安樂?唉,這個都市,已逐漸變成土著軍閥、政客、共諜、民盟人員、中共尾巴、富貴巨賈、投機分子、烟毒販子與醉生夢死的男男女女所盤據的大本營。生活在這兒,我感到窒息、痛苦。

  因此,當我剛一畢業,我便決心拋棄一個留在昆明享有優厚待遇的職位,而投身遠征軍的行列。

  昆明不需要我,昆明的墮落是渺小的我挽救不了的。我如果還有一點點雄心壯志,我必須離開這兒,另行尋覓報國的道路。

  一架巨型的四引擎的運輸機,帶我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額菲爾士峰。我和許多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小伙子,一塊兒到達了印度的伽軍區。

  這一個新的生活,使我獲得有生以來空前的歡喜。在那兒,只看見中華兒女的忠勇面龐,只看見艱苦緊張的訓練演習,只看見官兵們如手如足的真摯相愛;看不見那些醜惡的偽民主人士的嘴臉,看不見那些惡毒的中共暴徒們的魔影,看不見奢侈糜爛歌舞昇平的景象。我感到無比的安全與無限的寧靜。

  當我正式投身於激烈的戰鬥中時,我的意念,我的思維更變得萬分單純──我連想到乃馨的時間都沒有了,我只想到戰鬥,只想到殺敵!

  邊走邊戰,我們終於越過了終日不見一絲陽光的陰慘慘黑壓壓的原始森林,穿過了密集著吸血螞蝗、沒膝雜草、兇惡巨蟒的蠻荒地帶,翻過了海拔八千尺橫亙四百里的野人山。在攻佔加邁一役中,我們的營長陣亡了,我以營指導員的身分指揮部隊建立了戰功,從此我由政工人員被調為正式帶兵的軍官。在掃蕩庫芒山,奇襲密支那一連串的激戰中,我又獲致擢升的機會。我曾兩次負傷,但我毫不畏懼,我有充分信心──我絕不會死掉。我唯一遺憾的是不能抓住一個共產黨員,要他看看那自我的肩頭淌流下的鮮血,叫他回答一聲我們究竟是不是在抗日?

  我們的部隊在干巴底跟祖國邊境的部隊會師後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凱旋聲中掛滿勛標的我,隨軍回到雲南。

  我們的大軍在昆明小駐,輕而易舉地解除了『雲南王』龍雲的獨裁政權。這實在是勝利後第一件令人痛快的事。國家仍然對龍雲寬容,且厚待,把他請到南京去做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

  這時,我們士氣極為旺盛,中外人士均對我們這支驍勇善戰的部隊另眼相看。於是,當許多國軍官兵紛紛解甲歸田時,我們肩負起一項新的重大的任務──俄國人強佔了東北,燒殺姦掠之餘,將日軍全部繳械的武器裝備送給中共的部隊來公開擴大叛亂,我們奉命出山海關作戰。

  我們由海路直駛遼東半島,準備在大連、營口登陸;竟被蘇俄軍隊強行阻止,只好改在秦皇島上岸,然後逐步向瀋陽推進。

  軍情緊急,我只能請准三天的假,我趕回天津。我重晤自己的雙親和家人。我想起我應該去看一下乃馥和畢太太。

  我見到了一別六年的乃馥。我們熱烈地握手,半天講不出話來。

  我第一眼瞅見她時幾乎失聲地、驚愕地喊出「乃韾」兩個字──天知道,乃馥已長得跟當年的乃韾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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