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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靜聽著康懇的講述,並沒有覺得他講得囉嗦;相反地,他引起了我許多有趣的回憶。

  我也是在天津長大的,我也是在法租界上小學,住在英租界;不過我和康懇讀的不是同一個小學,我讀的是浙江旅津小學,康懇讀的是廣東旅津小學。那是兩家辦得很好的私立小學。

  那些年頭,國事給予孩子們的影響,是相同的,而在同一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因此,康懇的敘述,在我聽來,特別感到親切。

  我突然想起來,他剛才不是說我也是他們的故事中的角色之一嗎?聽了半天根本沒有我的份兒嘛!我便向他問個究竟。

  「你不要忙,好嗎?」康懇向我一握手,「你是要角,要角出場晚,要角要在情節到了高潮才肯出場。」

  於是,我繼續安靜地聽。

  康懇接著往下說:

  ※※※

  「如果,你心急,我可以把我們小學畢業以後幾年的事儘量講得簡單,實際上那些事也沒有什麼太值得多提。直到五年以後,故事開始接近高潮,你也就在那時候出現了。

  小學畢業,我跟畢乃馨分別考入兩個中學。那時的中學都是男女分校,我們那兩個學校是同一個基督教會所辦,所以一般人都認為那兩校是『聯號』。兩校關係雖很密切,卻是分開上課,除了在同一個大禮堂做做擴大月會,或是在大運動場上的兩個角落同上體育課外,男女同學並不常碰面。

  我和畢乃馨再也不能像小學時代那樣天天在一塊了。起初,我也感到了不大不小的惆悵;但並不是什麼嚴重的痛苦,無論如何那時候我們還太年輕,不曾享受相愛在一起的甜蜜,也就不致招來分開在兩地的悲苦。我們都很用功,功課多得很少叫我們獲有空閒,不過我們一直沒有中斷來往,隔上個把月,總會碰碰面。

  我已經到她家中去過幾次,她的媽媽待我很好,有時留我在她家吃飯。最歡迎我去的是畢乃馥小妹,她每次都要我給她講故事,教她作功課,或是把她放在我的腳踏車前樑上,帶她去轉街。

  當我們升入高中以後,見面的日子較比以前漸漸增多。我們學會了游泳、打網球與滑冰。我們大概覺得自己已到了應該獲得更多自由的年齡,所以逐漸地儘量利用假日做自己喜歡的運動或消遣。那時候同學們常為『交朋友』(指交異性朋友)起鬨,吵鬧吃糖的風氣大盛,兩校的同學大多知道我和畢乃馨自小學就同學,友情是經過多年自然而然地培養起來的,也就不像對那些靠著寫追求信,或是吹口哨而結交的一對對同學那樣鬨得厲害;同時我們也不像某些同學因為『交朋友』而發生荒廢學業,或是經濟恐慌,或『三角』『多角』的傷感情事件,以致被同學們當做笑柄譏諷。我們的初戀過得平淡、靜謐,不火熱、不瘋狂,然而幸福。

  你知道,由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那一個階段,我們的國家忍辱負重,暗地加緊作抵禦外侮的種種準備,山海關以內總算過了幾個平靜的年頭。可是,漸漸地情形又不對了,也許我們這頭東亞睡獅就要醒來,敵人不肯再等,便再度伸出侵略的手掌:冀東偽自治政府成立,冀察特殊化,日貨公開武裝走私,天天有成百的被害的中國浮屍由天津白河漂進渤海……另一個『九一八』必定就要重演了,我們已深深呼吸到暴風雨來臨前夕的特殊空氣。

  果然,蘆溝橋事變爆發了。

  那時,我們的學校已經放了暑假,我和畢乃馨卻有了一個天天見面的機會。

  我們兩校的大部分同學,馬上自動地集合起來,商討如何進行宣傳抗日和慰勞將士。其他中學和大學也都有了這種組織。各校取得連繫後,工作展開得積極而順利。當大家決定一部分同學到北平附近勞軍,一部分同學到天津附近勞軍時,我和畢乃馨被分配在天津勞軍團。那時候我們是高中二年級生,各校調到北平南苑受軍訓的男同學是高中三年級生與大學生,所以大家便決定一個原則:各校高中三的女同學和各大學男女同學到北平,一面勞軍,一面還可以探視一下自己的同校同學,高中三以下的同學則留在天津擔任工作。

  天津附近的韓柳墅,當時駐有宋哲元部隊二十九軍兩個團,我們的目標便是那個地方。一個極熱的炎夏中午,我們一行五十多人到了那裏。我們都是騎腳踏車前往,慰勞品──十口肥豬,用洋車拉去,那些買豬的錢是我們大家沿街逢人講好話募捐而來。我們的禮物雖少,卻也震動了整個營房,官兵們對我們非常親熱,而代表我們致詞的畢乃馨,講的一片話更是出乎我們大夥意料地出色、動人。他們的團長奉召到北平去開緊急會議了,最後由一位團附代表全體官兵跟我們講話,他當時異常激動,臉孔紅得像戲臺上的關公,他用山東口音大聲疾呼著,由於他的語氣與措詞,我想他是行伍出身。

  『諸位老弟、老妹子,』他說,『你們放一百個心,俺們二十九軍的弟兄,提起打仗,就跟他奶奶的過年一樣地痛快!大刀片擦得淨明呱亮,嚓!嚓!嚓!一刀一個,來他娘的一百,敢打保票宰他娘的倆五十!』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同學問他中央軍是否可能北上增援?那個團附馬上把嘴一撇:

  『老弟、老妹子們,別光聽宣傳說中央軍能打,南方的同胞個子小,照俺們這二十九軍的北方大漢一比,可還差一股勁。牛不是吹的,火車頭不是推的,要宰東洋鬼還得靠俺們!』

  當時我們的不少部隊恐怕都有這種想法。他們想抗日,倒是一條心;可是所謂的『雜牌隊伍』與中央軍之間,卻橫有一條深溝。這現象在抗戰初期可能很影響了戰局。

  啊,我還忘記告訴你,那次勞軍,乃馥小妹也跟著去了。她已經有了一部腳踏車,不要我再把她放在車樑上載她了。本來我和乃馨嫌她太小,不叫她同去,從天津到韓柳墅也有三四十里的路程,可是她非要求同去不可。想到我們當初比她還小的時候,如果誰來阻止我們做愛國工作,就會把誰恨入骨髓的心態,我們便答應了她。

  那次勞軍回來,我們信心極強。我們認為這次戰端一啟,敵人馬上就會被趕回東海三島。

  先是日軍集結重兵,於七月二十六日夜,猛攻北平西苑、南苑,二十九軍官兵真是無比英勇,敵我傷亡均極慘重,趙登禹師長親自率部三次衝鋒,全身中彈二十二處,壯烈殉國,副軍長佟麟閣率一千六百名學生軍奮戰,僅二百多人生還,佟將軍陣亡……

  接著,日本海軍與陸軍會合圍攻塘沽、津郊,日空軍則於二十八日襲擊天津守軍,且在天津市區內狂炸了一整天。

  幸好我們都家住英租界得免於難(英法租界當局事先在大街、廣場、或高樓屋頂都畫了醒目的英法國旗)。那天晚上,徹夜槍炮不停。東面天空紅光滿佈,東局子飛機場有激烈的戰事。那夜我回家很晚,幾乎天將破曉,我才離開畢家,因為畢家姊妹和畢太太都留我和她們做伴。她們家沒有一個男人,畢先生遠在英國未歸。膽子最小的是畢太太,她的兩個女兒並不太有懼色,當然兩姊妹中,還是乃馥比較害怕一點,那年她才只有十四歲。乃馨相當鎮靜,但也顯然不能和往常一樣。我也何嘗不是?我們除了在有聲電影上欣賞過戰爭場面外,從未親耳聽到過真槍真炮,更未聽到過子彈在天空吱流吱流穿來穿去的淒涼聲,與炸彈下降時尾巴上飛輪不住地轉出來的嗖嗖的恐怖聲……起初,我們似乎在比賽膽量,誰也不肯和誰靠近。可是,一陣緊過一陣的槍炮,尤其那一聲炮轟之後或炸彈落地之後的房地震動,不由地使我和乃馨、乃馥擠成了一團。

  我們擁在一起,尚未嚇得發抖;我們依然有說有笑。我和乃馨還不住地逗乃馥玩:

  『小妹,日本兵如果逮到你,曉得你去過「韓柳野」勞軍,非割掉你的鼻子不可!』

  畢乃馥氣得不得了,因為我們挖苦了她念的『別字』──上次我們去韓柳墅勞軍,她曾把那個『墅』字念成了『野』。她掙脫開我們,氣忿地說:

  『不跟你們玩啦,你們以為我怕日本人?其實我有槍也敢上戰場!不過現在待在房內乾等著挨炮彈,死了太冤枉。我想能夠躲避掉才好,所以才和你們擠在一個牆角。你們倆在一塊兒擠好啦,我自己到客廳去,叫你們看看我老鄙人的膽子。』

  畢太太在隔壁房內聽到了乃馥的話,馬上喊她:

  『小馥子,來陪媽好了!給媽壯壯膽!』

  乃馥用鼻子向我們哼了一下,便跑到她媽媽那兒去。她隔著牆喊過來:

  『現在你們可高興啦?沒有人夾蘿蔔乾兒了。儘量地談談情吧!可是,別太肉麻啊,老鄙人是隨時要跑出來視察的。』

  房間裏只剩下我和乃馨兩人了。

  也許,這真是一個絕好的談情說愛的深夜良宵……

  如果我要吻她的臉,吻她的眼睛,吻她的嘴,我想她是不會拒絕的。可是,我沒有。我們只是依偎在一起,頭靠在一起,輕輕地,輕輕地說話。我相信那樣已足能使我們的兩顆心,也合疊在一起。

  那夜我們所談,都是對戰爭的猜測,與我們渴望親身參加救國工作的夢想。除此之外,再談不出什麼。請想,那是怎樣的一個夜呢?沒有明月,沒有繁星,沒有柔風,沒有花香,沒有夜鶯歌唱,沒有小夜曲伴奏……那是一個戰神猙獰地狂笑的夜,那是一個不能引起閒情逸致,用詩,用歌唱,相互傾吐愛情的夜。

  我們清楚地想到,一閃炮火之下,一排槍響之後,多少善良的中國士兵和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便統統化歸烏有……我們又清楚地想到,當初我們那位小學校長的話已經應驗,他說我們會有機會報國,這機會不正在面前嗎?

  難道我們還會被人認為太年輕嗎?我們已經十七歲!

  難道把十七顛倒過來成了七十,才算是不年輕嗎?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是的,我們必須這麼做,好把多年來積壓在心深處的憂國悲憤,痛痛快快發洩乾淨!

  我們把戰爭勝利的獲得想得太容易,把參加抗敵工作的獲得也想得太容易。當我們坐在那兒,依靠著睡去,一覺醒來後,我們方始知道,兩人簡直說了一夜的夢話。我們的軍隊並沒佔領日租界,也沒有盛傳中的中央軍在東局子大捷那回事(是保安隊浴血奮戰,卒因寡不敵眾而全部殉國),我們的高射炮沒有打下一架敵人飛機,大炮彈都是由敵人陣地向我們發射的,大刀片無論如何抵不過東京兵工廠出產的各種新式武器……二十九日的上午,太陽旗開始飄在大天津。

  我們仍然相信國軍很快地就會反攻回來;可是,中央軍一度於北平之北的南口大捷後,卒因日軍施放毒瓦斯與空軍、巨炮、坦克優勢,而被迫棄守;二十九軍亦沿著津浦鐵路邊戰邊退……

  而我們向何處去參加抗敵工作呢?我們一點門徑和線索都找不到。

  我和乃馨每天的時間都花在打聽戰訊與收聽收音機上。一起始,我們的若干同學還時常聚在一起交換參加抗敵工作的意見,漸漸地,戰事一天比一天失利,人心也在一天一天地低落;雖然除了漢奸以外,沒有一個人變得麻木,然而卻大部分變得沉默,變得沮喪,變成啞巴,不敢再談國事。

  我和乃馨再讀一年就可以高中畢業;不過我們早已不珍視那張文憑,我們已經決定下來,搭英國輪船到廣州,轉往大武漢去。

  乃馨的媽媽不肯答應。乃馥聽說姊姊要離她遠去更哭得死去活來,她們姊妹的感情是好得出奇的。她們的爸爸又不在天津,我帶著乃馨同走,負的責任也實在太大;不但她母親反對,我的家人親友也都不贊成。他們那些上了年紀的人,真把人氣死,他們唯一的口頭禪仍舊是:『你們還太年輕!』另外一大套理由更令我們聽不順耳,例如:『你們到南方去做什麼?上前線呢?不會放槍!找事嗎?高中還沒畢業!繼續讀書嗎?平津又不是沒有大學!』又例如:『你們從未出過遠門,連自己都照拂不了,到處兵荒馬亂,半途遇上轟炸怎麼辦?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捐了軀,多沒道理!』再例如:『你們到後方,不能生產,白白消耗政府食糧,政府怎會歡迎你們?』

  我們拗不過多數人的阻攔,稍一遲疑,廣州也陷落了。我們氣得跳腳,罵他們阻攔我們南下害了我們,他們卻說是救了我們,理由是我們如果走成,正趕上廣州爭奪戰,可能早已葬身炮火。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就此甘心。

  我們的學校一度住了日本兵後,又勉強開學了。那學校在中國地界,我們在英法租界已經感到窒息,又被迫去那完全被佔領的『順民區域』該是多難忍受的事!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沒有翅膀能飛到自由南方,我們每天待在家裏能幹什麼呢?讀書總不是壞事,乃馨在她媽媽的堅決主張下先入了學。我也跟著入了學,我是要和乃馨採取一致行動的。

  我真不知道那一段日子是怎樣挨過去的?我實在無心埋首讀書,尤其對於重新改編過的文史教科書,與新增加的日文課程,有無限的憎恨。我整天精神恍惚,夜晚失眠,身體顯著地敗壞下去。乃馨的情形和我相似。在那時候,和我們患相似『病症』的年輕人,不在少數。我們偶爾聽說某某同學悄悄地去了南方,卻無法知道他們打從哪條路線走的?走前,他們必須保守秘密。我們除了對他們無限羨慕,無限欽佩外,更自慚形穢,傷感一天比一天加重。

  我們並未絕望。我們各方打探,聽說搭船到香港,換船到安南海防,可以進入雲南再到重慶;另外又聽說由浙江穿湖南,走湘桂路、轉黔桂路,可以進入貴州再到重慶;還聽說翻過北平西山,可以到山西,然後到陝西,南下去重慶……總之,我們的目的地是重慶。那時,國都已經遷往重慶。

  我和乃馨每天見面第一句話就是:『能到重慶多好哇!』

  重慶日日在我的睡夢與白日夢裏出現,乃馨也是如此。她並且為此正式受洗,時時刻刻禱告天上的父神賜福給她和我,使我們能夠早日到達重慶。

  然而,重慶離我們那麼遠。一道山,一道水,一道水,一道山,山川險阻,我們遲遲尋覓不到一條路,走向重慶。

  感謝天,就在那當我快為不能前往重慶而發狂的時候,你,你出現了。

  喂,我正是說的你呀!老哥,你出現了,要角開始登場了!從你一登場,從你第一天和我碰面起,我們這場戲,就馬上變得曲折、複雜、驚險,有血有淚了。這場戲,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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