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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悲觀與樂觀



  我們對於宇宙,對於人生,應都有一整個的認識,根本的態度。這種認識和態度,就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和指南。否則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傷失望到自殺,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樂得意到發狂,天天生活都在震盪不定之中。何況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悲喜交集的時代,如果對於人生無正確的認識,而又不幸帶上顏色眼鏡,則更易釀成生命的大危機。德國哲學家常在講宇宙觀之後,就接著講人生觀,實在很有道理。

  悲觀與樂觀,都是個人的感覺,是隨時可以發生的。尤其一個人在困苦艱難的時候,更容易引起這種疑問:我活在世上,究竟有什麼意義?仰望天空,天空是佈滿了無數的星辰;據天文學家猜測,在某些行星上,也許還有生物存在。這一個小星球中的一種生物的一分子,真是「渺乎小矣」。這生命值得活嗎?況且人生一世,不過數十寒暑,生老病死,無非痛苦煩惱。生命太無常了,何必奮闘,自討苦吃?這種情緒不見得會天天有,但如假定有了,而無法解決這生命之謎,危險也隨著發生了。

  悲觀和樂觀,本來都起於個人的感覺,而且常是偏重主觀的感覺;可是他對於發生這感覺的人,卻具有支配的力量。若是再把他演化為一種學理,那就更不限於感覺的範圍,而成為一個理智上的問題了。我現在就想從理智上來討論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兩派學說。

  在西洋思想史上,悲觀主義有三大派別。第一是享樂派。希臘德謨克利圖斯(Democritus)倡原子論(atomism),謂宇宙是由無數的原子組合而成。稍後伊壁鳩魯(Epicurus)即根據這種原子的唯物論,否認宇宙有所謂目的和道德;認為快樂就是善,痛苦就是惡。人生應該充分享受,充分求樂,不必奮闘,不必勞苦。「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這正是為享樂派說法。而中國魏晉六朝的清談派,對於人生也有同樣的態度。這一派理論的錯誤,在認為苦樂可以比較。要求得苦樂多寡的比較,還須求之於計算;但是苦樂的計算,是不可能的。我們能不能模仿商店,開一個資產負債表,把快樂和痛苦分項記入,作一平衡?第一個困難是快樂和痛苦,用什麼單位來比較?假如我昨晚睡得好,是快樂,應作幾個單位?假如失眠,便是痛苦,又應作幾個單位?這種單位固不能定,而這種單位計算法更不適於人生。第二個困難,是快樂和痛苦,常繫於個人的態度。有人以受恭維為得意,有人則安貧樂道,以不為流俗所稱許自豪:寂寞中的驕傲,自有高人領略其滋味。這兩種人何從比起?(黃仲則「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一詩,頗足表示寂寞中驕傲的情緒。)還有,這派學說,往往以為快樂是消極的,是負號的,快樂就是「脫離痛苦」(freedom from pain);那痛苦便是積極的,是正號的。如此則快樂項下,更無帳可記了。快樂和痛苦,既然都是感覺,為什麼一種是假的,而另一種是真的?可見這一派理論經不起批評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是意志派。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就是此派的主要人物。叔本華認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行動,背後都有個意志在支配。他逼迫人無目的地活動,無目的地前進。人不是自己要生活,而是意志逼你不得不生活。但意志無滿足之時,縱然滿足,也祇是一時的,轉瞬即歸消滅。生命全體是盲目的、空虛的,是為不可挽回的失敗而奮闘。所以人生是充滿了失望、無聊和苦惱。要解脫人生的苦惱,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從藝術中來求消散、來求寄託;一是他認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為逃脫意志的逼迫而入於「涅槃」。這種學說的錯誤,在以生命為另一目的(意志)的機能,而不知意志乃是生命的機能;他是附麗生命而共存共榮的,不是藏在生命後面來盲目鞭策的。(這是我主張的意志說,與叔本華的意志說根本不同之點。)他認為生命是意志的手段,不是目的,殊不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看來似永久為一過程,然而他的目的就不斷的在這過程中實現。譬如遊山,不必說一定到了某個寺廟、某個古蹟,才算遊山;善於遊山的人,走一段,就可欣賞一段的風景。他遊山的目的,就在這整個旅程之中。他隨時有親切的樂趣,充分的滿足,這些對他何曾不真,又何所用其悲觀失望?叔本華的學說,頗受他自己生活的影響。他一生很不得意,常發牢騷。他認為社會對人的待遇,太不公道。他不結婚,所以老年孤獨,無人照顧,以至於恨女人。他祇看到人生的一部分,而沒有看到人生的全部分。他祇看到影子的方面,而沒有看到燈光的方面。所以發出那樣失望悲觀的論調。須知天地間固然有冰雹霜雪,但也有雨露春陽。

  第三是歷史派。此派以為社會的進化,是善惡並長,而惡過於善。最初猶太人就有這種觀念,以為文明愈進步,道德愈淪喪,人類是逐漸墮落的,所以原始的快樂也逐漸喪失。盧騷主張「回到自然」(return to nature),以為古代才是黃金時代,從古代演化到現代,是從黃金時代墮入黑暗時代。人是從愛登花園裏掉下來的,所以日日翹首企足,禱告要求回去。考察這派的悲觀思想,由以下四個論點出發。第一、他以為進化愈趨複雜,則人性對於痛苦的感覺愈靈敏。因為慾望愈多,則愁苦也愈多,失望也愈多。所以生命愈發展,痛苦愈增加。但不知生命發展的結果,慾望固愈增,同時滿足慾望的方法和能力也愈增,因此快樂也愈增。快樂是隨工作及其結果而俱來的。尤其痛苦以後的快樂,更是莫大的快樂。英國詩人德萊敦(Dryden)說:「甜蜜是痛苦以後的快樂」,(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這句詩很有深長的意味。許多艱苦出身的名人歡喜寫自傳,有一種心理是因為他們經過奮闘的痛苦,以後痛苦忘了,痛苦後的快樂仍然存在。在生命的歷程中,即使不能證明快樂多於痛苦,但誰能證明痛苦多於快樂?第二、以為智慧愈發展,則對於將來的認識愈透澈。人和一般動物不同,一般動物的痛苦,是一時的,而人的痛苦卻是永久的。人是有遠見的,一到中年時代,更常常想到生老病死,而對於將來起一種恐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種身世飄零之感,是會不期然而然發生的。不過智慧發展的結果,雖然因想望將來而恐懼愈多,但希望也同時愈增。希望給人以一種預期的快樂。人對於恐懼感覺的靈敏,遠不如對於希望感覺的靈敏,所以快樂仍然是有的。況且縱有痛苦,也能以文學藝術種種方式表現出來,因此減去不少。第三、以為人除現實的生命之外,還有理想的生命;除現實生命的痛苦以外,還有理想生命的痛苦。而且追求理想生命的痛苦,尤較現實生命的痛苦為大。理想愈高,挫折愈多。事業的打擊,愛情的失望,能不使人痛苦?但不知理想之中,也有很大的樂趣存在。人類最高的發展,那件不是從對於理想的追求而來?只有不隨俗浮沉,追求理想實現的人,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也才能感到別人所感不到的樂趣。理想實現時,倘能得到別人的承認,故可增加自己的快樂,即使別人忽略或竟認為不值一顧,然而我自己的自尊之心,也足以醫治自己的痛苦。第四、以為生命愈擴大,則受創痕的機會也愈多。同時因同情心的發展,使別人的痛苦,成為自己的痛苦。因此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也愈增加。但是同情雖能予人以痛苦,卻也予人以快樂。自己的痛苦可因別人的分擔而減,自己的快樂也可因別人的分擔而增。所以德國有句話:「分擔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擔的快樂卻是雙倍的快樂。」(〝Geteilter Schmerz ist halber Schmerz,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隨著社會文明的增進,痛苦雖可以加強,但快樂也可以加強。由此可見以上四個論點,雖似言之成理,但皆見一體而未見全身。

  總而言之,社會的文明愈進步,苦樂的強度也愈增加。悲觀主義者不能證明痛苦一定多。他至少也曾嘗過橄欖的滋味罷!況以常識判斷,有許多痛苦,確是文明可以征服的。譬如近代的醫藥科學及生產技能,都能減少人生的痛苦,而增加人生的幸福。文明的痛苦,需要更進步的文明去治療。而且進一步說,悲觀是表現生活的疲乏、鬆弛和退卻;悲觀到最高的頂點,就是「涅槃」。但「涅槃」能解脫痛苦麼?不能!「涅槃」仍舊是一種死境,他不過是死的別名。再進一步說,我們有現成豐富的自然產物和人力創造,供我們享受;有美麗雄壯的詩歌音樂,供我們娛樂;有偉大生動的雕刻繪畫,供我們欣賞;有無數哲人傑士用心血孕育出來的偉大思想,優美的文化,供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還有什麼可以悲觀?我們自己如不努力發展生命,繼續創造,配不配談悲觀?

  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不同;他給人以和悅快樂向上的情緒,確比悲觀主義好得多了。不過樂觀主義也須有正確的信念做基礎,才沒有流弊。我雖然贊成樂觀,但不贊成盲目的樂觀。

  在西洋思想史上,樂觀主義也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是宗教的樂觀派。西洋宗教是比較抱樂觀態度的。其根本觀念,是以為宇宙有一個全美全能的主宰。人生下來本有罪惡,但只要贖罪以後,就可達到最完善的境界。「原始罪惡」(original sin)的觀念,本始自希伯來人。贖罪的觀念,對於軟弱的靈魂,有愧的良心,是一種安慰,一種希望。但把理智來省察,卻難自圓其說。假定世界為全善全能的主宰所創造,他既為全善,又何為造惡?既然有惡,則全善之說,何能成立?既為全能,為何不能把惡去掉?如謂惡是安排好了來磨鍊人的,意在使人去惡為善,但何不痛痛快快將惡去掉,又何必繞一大圈子,來和人開玩笑?至於「原始罪惡」之說,尤使人生一種恐怖和抱怨祖宗的心理。我們很難了解小孩子生下來有什麼罪惡?如果說這罪惡是從亞當夏娃偷吃了一個蘋果傳下來的,那也太殘酷了。難道父母是犯人,子子孫孫都是犯人?這真是一種可怕的罪惡遺傳論。鼓勵有罪的人懺悔,本是一種很好的意思。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說,也是鼓勵人家改過。但是決不能把宗教的懺悔,看作一步登天的捷徑。歐洲中古時代僧侶藉此歛錢的事很多。中國社會裏一面唸經,一面作惡的事,大家睜開眼睛就看得見。中國不少軍閥在位時殺人放火,一下野就長齋禮佛,等到有機會上台還是照舊的殺人放火。這都是仗著宗教的懺悔,為恣意作惡的保證。為求人類沉著的進步,不必有事前的恐怖,也不必存容易的樂觀。

  第二是理性主義的樂觀派。這派以為世界是合理的,甚至於是理性的構成。因為惡是不合理的,所以不承認惡的存在,所以惡是不真的(not real)。這種觀念,推論下去,真是危險。惡如不真,何必還要和惡奮闘?「無的放矢」,豈非多事?把惡看得太輕,便是鬆懈自己。惡的真與不真,應依客觀的情態來決定。自然界中善與惡都是實在有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固然是真,但是洪水猛獸,狂風暴雨,又何嘗不真?我們不必否認惡的存在,我們應該將惡征服。人的努力,就在於此。惡是完美人生的阻礙,但人類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文明,都由於征服這些阻礙。若是田中自有收成,樹林自有果實,就用不著農藝園藝的工作;若是氣候絕對宜人,風雨毫不為害,就用不著各種起居的設備;若是樹上會長衣帽鞋襪用具,就用不著工商業。遍地都是鮮花,滿溪流著牛奶,海水變為檸檬露,祇不過是帶詩意的幻想。因為惡的存在,使我們成就了許多事業。人類不但能將惡征服,而且能轉惡為善。水可以泛濫,也可以灌溉,祇看轉變的力量如何。我們需要阻力,我們接受障礙;沒有無阻力的成功,沒有無障礙的快樂。我們不敢說整個的世界是理性的構造,我們卻可以希望從我們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改造得更為接近理性。

  第三是生物進化論的樂觀派。這派還是代表初期進化論的樂觀論調,也可以說是幼稚觀念。他以為算起總帳來世界總是進化的,於是在邏輯上跳了一大跳,以為算起總帳來世界總是進步的。他把進化與進步論兩個觀念混淆了。進化祇是變,變好變壞是不一定的,所以進化決不等於進步。當黃金時代在遠古的觀念,盛行於西洋的時候,進步的觀念自屬薄弱。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之間,義大利人魏柯(Vico)以歷史哲學證明世界進步;十八世紀初葉法人聖比耶(Abbe de Saint─Pierre)認為進步是真實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Herder)居然從歷史和文學方面,規定了「進步的定律」。但是這些大都還是富於浪漫式熱忱的期望。到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立以後,思想界為之震動,於是進化論的範圍,擴大到生物科學以外,連天體星辰的進化,也講起來了。從進化的跡象之中,發現了許多進步的事實;當時的人又震懾於自然科學和工業文明的進步,於是不知不覺之中,常把進化與進步混為一談,成為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的進步觀念,曾經給予近代文明以不少的鼓勵;祇是把他當作盲目接受的教條,把進步認為必然的現象,那就大大不安。這不但不能使人奮發,而且可以使人懈惰。須知世界上進步的現象固有,退步的現象也有。生物的種類有發展的,也有消滅的;人類的種族,有繼續繁盛的,也有祇餘遺跡,供他人憑弔的;中道崩殂的文化與文明,不知道有多少。就是現在存在著的人類及其文化與文明,若是不用智慧去指導他的方向,而恣意摧毀,或是停滯不前,也終久免不了被時間捲去的劫運。況且按邏輯的道理來講,進步是必須先假定一個目標,朝著他前進,那進步這個名詞的意義,才能成立。否則譬如循著一個鐵環在轉圈子,從這方看是進步,從那方看是退步。又譬如養豬,將一個豬種改良,可以把三四百斤一頭的豬養到七八百斤;在研究畜牧的人看來,肥豬可以多供給肉量,是進步了;若是豬而有知,能夠說話的話,他能同意嗎?進步必先有定向(direction),這是邏輯的先假,這道理十分明顯。還有進化論裏的「適應」二字,也常被濫用而易起誤會。適應不祇是被動的,最高生物─人類,─的適應,是自動的、是積極的、是帶創造性的,「適應」決不是將就。我們接受環境的現實,但是決不陷沒在環境裏面;最能適應的人是最能改造環境的人。「隨遇而安,」是缺少創造精神的生活。

  根據以上對於悲觀與樂觀兩大壁壘的討論和批評,我們正確的人生態度,可以決定了。我們用不著悲觀,因為除了毀滅自己的生命而外,悲觀毫無是處。我們要樂觀才能提得起我們做人的興致,但是我們決不能存過分的,盲目的樂觀,因為他可以造成人生的倚賴性和惰性。世界上同時有可悲可樂的事實,我們不必否認。我們的悲要當作慈悲的悲。要以「悲天憫人」的情緒,去積極奮闘,拯救人類的痛苦。我們的樂要認為是「樂以忘憂」的樂,從樂裏去解除工作的疲乏和苦悶,去求得精神的安慰和振作。「苦中作樂」不是一件壞事。要面帶笑容上火線的戰士,才能打勝仗。(三十一年一月六日中央社記者長沙來電,謂於長沙最危急之時,記者在街上見守城士卒,當休息的機會,還弄絲竹。他們有這種的精神,所以能奏第三次的湘北大捷。)不但前方應當如此,當長期抗戰,生活困難的期間,後方更應當如此。終日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的人,不但不能幫助國家打勝仗,反而頹廢精神,沮喪士氣。為了不做奴隸而犧牲,就是喝碗稀飯,也應當快快活活的喝下去。

  我所主張的是不斷的、積極的、原動的改造主義(創譯一個英文名詞是dynamic reconst─ructionism)。我們不能抹煞歷史、抹煞環境,這在宇宙的系統裏都是真實的。人類生命的系統,在宇宙的系統裏也是同樣真實的。但是這個生命的系統,與其他宇宙間的系統,有一點不同的地方──這是生命的特性──就是他有智慧去指導他的命運,有意志去貫澈他的主張,有生力去推動他的工作。他和爐火一樣,就把他放在壁爐裏,他也可以吸收滿屋的氧氣,以發揮他的火燄,增加他的熱度,使四座生溫。他可以吸收宇宙的生機,增加自己的生機;吸收宇宙的生命,擴大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受現實而不為現實所囿。他認識理想,但是他知道理想是不斷推進的,所以他不斷的動,不斷的向前。他不失望,他不怨恨。他不但勇敢地接受生命,而且快樂地創造生命。他把古往今來,四方八面的原料,運用他的生力,沉著地來改造這生命更接近於他的理想。

  十世紀波斯詩人莪瑪開顏(Omar Khayyam)有一節名詩,我冠以「心願」的題目,翻譯在後面:

  「要是我能同你,
  愛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兒定計;
  抓住這苦惱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的粉碎!
  可能依咱倆的鋪排,
  重造得更稱我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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