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難以言喻的哀傷與溫度
生命的謎底
從看完《信》這本小說到開始撰寫本文，雖已經過數星期的時間，但我卻總是不由自主地反覆閱讀書中往來的書信，然而每次只要讀到結尾，仍會難過得不能自已。
一個為了弟弟的學費，鋌而走險犯罪殺人的哥哥；一個背負著哥哥期待幸福的枷鎖，卻也因為哥哥的罪行從此墜入社會歧視的輪迴，不斷重複被宿命無情嘲弄歷程的弟弟。這樣的兩個人，因為命運的擺佈，同時在有形及無形的牢籠裏受苦，這樣一個典型的社會悲劇，在東野圭吾的筆下，沒有冷靜的凝視，沒有批判的煙硝，卻多了一點特殊的溫柔與無奈。
善於透過謎團再現人性的東野圭吾，這次所要探勘的，不再是人性惡意的極限，不是犯罪的真相與謎底，而是在這樣的宿命擺弄下，還有多少人性能存留下來？善意還能在心底搖曳著多少微光？延續著他獨特的「人本學」式思考【註：關於東野圭吾的人本學，請參見筆者在其另一作《單戀》的解說〈Ｗ／Ｍ的悲劇〉一文中的說明，在此恕不再贅述。《單戀》亦由獨步文化出版。】，在《信》中他想要描繪的，是人所生存的樣態，就像小說最後弟弟直貴心中所探問的，「我們為甚麼會出生在這個世上呢？」關於這一切再其實也不過，卻也是最難解的「生命的謎底」。
當罪愆沿著血脈蔓延而來
《信》是東野圭吾二○○三年的作品，日文原名《手紙》，它不僅讓東野第四度入圍直木獎，更創下文庫本出版一個月就銷售一百萬本的輝煌紀錄。有別於東野所擅長的推理／犯罪類型的故事結構，《信》自一開始的犯罪事件後，就完全將主軸放置於犯罪者家屬的生存問題之上，完全跳脫了類型小說的格局。雖然如此，但在小說的概念上，仍延續著東野圭吾九○年代以後幾個重要主題：宿命、自我犧牲與救贖，並將其交織在一起。
自一九九○年的《宿命》後，「宿命」就成為東野圭吾小說世界的重要主旋律，潛伏在他的作品中；《信》中兩兄弟的遭遇，尤其充滿著宿命的色彩。哥哥剛志因為腰傷無力工作，但又希望能夠完成母親遺願，逆反家族的階級宿命，讓弟弟直貴上大學唸書，走投無路之下只好闖空門偷盜；然而他卻在得手之後，因想起直貴喜歡吃糖炒栗子，於是折返餐桌拿取，而後竟因腰傷復發無法動彈，一時衝動失手殺了屋主。而此後，直貴背負著殺人兇手家屬的身分，在社會上獨力求生，經歷了求職、愛情、理想的破滅後，他體認到再也無法擺脫這樣的羈絆，最後決定走上脫離兄弟關係的決絕終局。
剛志對於糖炒栗子記憶的錯置，就像是個悲劇宿命啟動的隱喻。若他記得其實愛吃栗子的是已逝的母親，而非直貴，那麼他必定不會滯留在犯罪現場，也不會犯下一連串的錯誤，然而就從那裏開始，兩兄弟的命運指針開始撥動，剛志走向監禁，而直貴則走向充滿橫逆的人生。
編劇家野島伸司曾在《世紀末之詩》中，對於親情有過一段相當精采的譬喻：「當長時間一起生活，呼吸相同的空氣，相互增生為彼此的血肉，所以一旦分離時，便會感受到血肉分離的痛。【註：野島伸司，一九六三年出生，新潟人，日本九○年代最重要的人氣編劇家。代表作如《101次求婚》、《一個屋簷下》、《美人》、《蛋糕上的草莓》、《黃金保齡球》和《冰上悍將》等，曾以《高校教師》、《人間．失格》及《未成年》校園三部曲寫實劇，觸及校園師生戀、霸凌、升學等畸形現象，引發社會爭議，並三度獲得日劇學院獎最佳編劇獎。《世紀末之詩》是他一九九八年秋季檔的作品，以竹野內豐、山崎努所主演角色的辯證形式呈現，被譽為野島伸司純愛論的至高作。該台詞便是出自該劇第四話〈星星王子〉。】」剛志與直貴因為分離而疼痛，但那只是一時的，隨著直貴須獨力生活，但又得背負著哥哥的罪時，兩人的心注定走上歧徑，從此遠離。
因為剛志被監禁，自此他的時間停滯了，感情也停滯在當初那個犧牲自我，去換取弟弟未來的濃度。但對直貴而言，時間卻是疾行的，而且是無情的，當那個感情的對象已經自身旁消失，溫度也無法再傳遞時，殘酷與冷漠也隨之滋生，直貴再也無法靠著過去與哥哥的回憶、那些已然遙遠的親情，去抵禦生活中那些瑣碎、但沉重得嚇人的惡意與歧視，那沾染了生命的重量，以及因違逆社會道德所點燃的正義怒燄所累積而成的願力。
更重要的，而且是複雜且無奈的是，那是由哥哥所帶來的，由血脈所蔓延過來的罪愆，那裏面埋藏著因奪取了他人（死者）等待了一生的幸福，所加總起來龐大時間的遺憾，以致必須以家人的數倍人生來償還那樣深沉的罪的懲罰。雖然那是為了要打造自己的幸福，但卻也同時斷送了自己的幸福，甚至是生存的基本條件，所以直貴最終必然走向與哥哥斷絕關係，割斷兩人相連的血脈（也就是過去），為了自己的新家庭與生命（象徵著未來的孩子）。當他能夠揮別沉重的親屬關係後，才能獲得生命的輕盈，以及那輕盈所帶來的，給自己妻、女呼吸與喘息的空氣。
文字的重量，信紙的溫度
當人類世界進入高度數位化的時代，人與人的溝通已經完全依賴msn或e-mail 時，《信》的出現，帶來一種懷舊的氣息，也讓我們逐漸想起，「信件」曾經在我們人類的文化中，扮演著多麼重要的角色。
「信」對很多人來說，有著不可抹滅的意義。在尋常的日子裏，它代表著書寫者的問候、關心，有著感情與時間的重量；在戰爭的時候，它更代表著一種存在與否的宣示，有時它傳達了悲傷的消息，記載著生命的消逝，但有時它讓收信者感到安慰，透過書寫者一筆一畫書寫的重量，傳達了感情與心意，因此也象徵著希望與未來。
而在這本小說中，信紙則成為剛志唯一的自由出口，當他被限制自由時，這是唯一可以傳達對弟弟關心的管道，但他只能單向地輸出，並等待著回音。然而他越是強烈地傳達他的親情，卻越是提醒了直貴，直貴遭遇的逆境都是他造成的。因此，東野圭吾點出最讓人不忍，卻最是真實的是，當信不再是感情的連結、生命的接點後，它開始成為無止盡的懲罰，不斷地提醒當事人，罪的存在，及懲罰仍在進行中，不曾止歇，更不會消失。信不是希望的延續，反而成為殘酷的主體，鞭笞著僅存的情感與人性，直到直貴開始拒絕閱讀，再也不願意收到哥哥的信。
也因此由直貴親筆寫信到斷絕音訊，之後又因由實子代筆，以文字處理機接續，在這樣的過程中，東野圭吾透過這樣一個書寫媒介的轉換，隱喻直貴與剛志心靈關係的變異。從直貴親筆書寫信件，到默許由實子以文書處理機代筆而接續，就像剛志所感受的，由機器打出來的字，冰冷了許多，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直貴已經將他的心靈與生命，漸漸地對剛志封閉起來。日文原書名《手紙》，其實點出了這個物件的情感核心，手紙承載著心意，唯有與心血脈相連的手去書寫，才能傳達真正的內心情感，但當手不再觸摸信紙，直貴的心只能尋找另一個表達真我的出口，那便是他的小說中特別的天賦：歌唱。
難以言喻的哀傷
在《信》的電影《手紙》【註：《信》於二○○六年被拍成電影，台灣沿用電影日文原片名《手紙》，由山田孝之、玉山鐵二、澤尻英龍華主演，導演則由經典日劇《美麗人生》的名導生野慈朗擔任。】中，選用了小田和正一九八二年的名曲〈言葉にできない〉（難以言喻）作為插曲，相當成功地傳達出直貴的心情，不論是最初的，還是最終的。
在小說中，東野圭吾很巧妙地選擇了兩種媒介，作為兩兄弟表達自我的主體。剛志因為被監禁，文字書寫成為他唯一的訴說方式，也因此禁錮了「信」這樣一個「發聲」的媒介，文字因而成為剛志的禁咒。然而對於直貴而言，他第一次感覺到自我，便是透過歌聲，唯有在歌唱的過程裏，他才能擁有喜悅，享受生命中極稀有的輕鬆時刻。
可是，這樣的喜悅，終究還是因為哥哥的罪，必然地放棄，自此直貴不再歌唱。然而在此後的人生裏，直貴一而再、再而三眼睜睜地看著幸福與安穩的生活，從自己身邊流失，這些點點滴滴，雖然直貴從來都沒有說出來，卻都隱匿在他的身體裏、心靈的深處，暗自地低語著，磨折著直貴任何單純的想望，以及對生命的未來與希望。
但聲音終究是直貴唯一能夠選擇，救贖自我與哥哥的最後媒介，因此他選擇了歌唱，作為對哥哥最後的告白。然而，每日在平乏、單一的節奏中被監禁的剛志，如何去瞭解直貴這些年的痛苦呢？而直貴在這麼多年的沉默之後，這麼多的艱辛與苦痛之後，又如何向剛志訴說那些怨懟與哀傷？他該向哥哥表達愛？還是恨？見到哥哥該是喜？還是悲？這些無法以二元對立的愛與恨、是與非來解釋、說明，這些直貴所經歷的龐大殘酷體驗累積在身體內、心靈層面，當他面對哥哥的那一刻，所有的時間一起迸現在他眼前，之前拒絕訴說的他如今該怎麼說？又能怎麼說呢？
正因為親情仍在，所以唱不出聲，正因為兄弟血緣仍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背上，在那從百貨公司回家一路為母親剝栗子殼的風景中，在母親開懷歡笑的難忘記憶裏。所以，直貴終究無法真正地殘酷，以聲音向哥哥告別，因為那不僅否定了哥哥的存在，更是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生命的重重無奈，在那樣的寂靜中，兀自地喧囂了。
東野圭吾在這樣的結局裏，寫出了生命的困頓與深度，也寫出了難得的「境界」，當人必須為了生存，而斬斷唯一的至親血緣時，那將是這個世界最大的歎息與哀傷。但也正因為那樣的無可奈何，讓東野的小說，不再那麼理性冰冷，也少了點疏離冷靜，多了些人味，也多了些溫度。
雖然只是那麼一點小小的溫度，卻已足夠讓我對《信》，久久低迴不已，而那份感動，始終難以散去。
本文作者介紹
陳國偉，筆名遊唱，新世代小說家、推理評論家，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