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的地理學：東野圭吾的街物語
一個人的一生，應當是可以這樣溯著一條街道，一層一層地鋪綴起來的吧。
──駱以軍〈時間之屋〉
推理小說的地理學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中以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為例，認為偵探小說的最初內容，就是消滅大都市人群中的個人痕跡。的確，從愛倫坡開始，推理小說與都市地理空間之間就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瑪莉．羅傑之謎〉（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中，他將紐約的身影架構在巴黎地景的文字矩陣中，而讓死亡的謎底在街衢的暗角與轉折間被吞沒，偵探必須將死者的形跡從大都市的皺褶間召喚出來，真相才能被見證，犯罪才能被收攏回都市的秩序之中。
隨著現代文明的興起，人類進入了新的生活形態，都市的多維度空間與暗角成了人們隱藏形跡最好的舞台，也因此個體需要能夠被辨識，被法律與警務系統編碼，才能被管束在治安體系之中。然而犯罪者的天職便是要找到缺口，好藏匿在大都市的光與影的曖昧地帶，因此福爾摩斯所在的貝克街的燈光猶如希望與理性的燈塔，其實照亮的是蘇格蘭場無法支配與掌控的都市地理，街道是都市記憶人們的肌理，偵探在其中漫遊撿拾記憶的骸骨，從屍體出發而最終抵達真相的肉身。
也因此，推理小說的世界中充滿著各種駐市偵探，像是一種光明終將支配黑暗的隱喻，將道德與正義滲入都市的地理，如歐美推理中達許．漢密特筆下的山姆．史貝德與梅西．米勒筆下的秀蘭．麥康之於舊金山、雷蒙．錢德勒筆下的菲力普．馬羅與羅斯．麥唐諾的劉亞契之於洛杉磯、勞倫斯．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與麥克．漢默的米基．史畢蘭之於紐約，隱約形成一種更大規模的秩序網絡，讓犯罪的想像與擘劃被安置其中。
而在日本，早在黑岩淚香的〈悽慘〉中，東京都的住民秩序就已被清楚地再現。而隨著江戶川亂步大量以地震後的東京為舞台的小說出現，這些文本成為研究近代日本都市變遷最好的藍本之一；透過他的筆端，東京的各個新興區域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表情，而成為一種基因被後起的作家繼承著。也就這樣，一種更細緻化的偵探與地理的關係，在日本的推理小說中逐漸地發展出來：我們看到即便在大都市中，犯罪其實是有著獨特的地方感，所以大澤在昌筆下的鮫島警部是新宿的獨行俠，縱橫在歌舞伎町的慾望地景間；而石田衣良則給了池袋高貴的騎士真島誠，青春的暴亂成為他飛翔的謳歌。
然而新宿做為一個燈紅酒綠的「不夜城」，而池袋就像京極夏彥所說的曾是充斥黑市的東京邊界，它們的地脈裏都潛藏著洶湧的犯罪動能。但一個具有強烈生活實感、沒有太多商業活動的日本橋人形町，這麼素樸的地方，為何會成為具有獵犬般嗅覺的名偵探加賀恭一郎的守護之地？對於未曾將偵探與空間地理關係做為推理小說發展重點的東野圭吾而言，人形町有著怎樣的特質讓他青睞？他究竟希望透過這樣的設定，傳達怎樣的推理小說新觀念？
名偵探的街物語
根據東野圭吾在《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二○一○》中的特別寄稿所言，其實《新參者》一開始在講談社發行的雜誌《小說現代》（二○○四年八月號）刊載時，並沒有計劃把它寫成完整的長篇，他只是單純地接受企劃委託，去寫一個以人形町為舞台、類似捕物帳的故事。也因此，在煎餅屋與料亭兩個章節發表之初，小傳馬町的死者三井峰子其實尚未現身，直到第三章陶瓷舖的故事發表時（二○○五年十月號），她的面目才具體起來，成為後來貫串全書的靈魂人物。
也因此，加賀恭一郎與人形町的關係，也從原來最初設定的疏離與旁觀，轉變成為積極的介入，除了更凸顯他的獵犬特質外，更加渲染了他性格中的「療癒」色彩，成為人形町庶民家庭的守護者。而這樣的一個演化曲線，其實從另一個創作時間相當接近、同樣以加賀為主角的作品《紅色手指》（二○○六）就可得到印證。
其實東野在發表逐步逼近三井峰子行為謎團關鍵的《新參者》第四章〈鐘錶店的狗〉時，已經相隔上一章兩年多，這中間他不僅得到了直木獎，還完成並出版了《紅色手指》。而相較於加賀恭一郎過去所面對的案件，《紅色手指》相當聚焦地鎖定在「家庭」這個單一舞台上，而在解開這個家庭內部既殘忍又令人心痛的真實之謎過程中，故事也同時披露加賀創傷身世的其他細節。透過兩個家庭謎團有意無意的「對位」，東野圭吾似乎致力於建構加賀對於家庭這個場域的「專業」，而這種專業最具體的表現在於他對事件相關人物的「體貼」。
因此，當偵探在《新參者》中來到這個陌生的土地時，他勢必要讓自己能夠掌握並支配這個都市空間的秩序，並能夠真正地潛入庶民地理之中，清楚地梳理市井人情的糾葛，以及那些日常風景中盤根錯節的小小悲喜。他已經不只要掌握如《紅色手指》中的一個家屋密室，而是人形町中交錯網絡中的無數個等待解謎帶來癒療的閉鎖家庭。而在重新安置這些失序的家庭倫理後，偵探才能再度啟程，走上通往最後謎底的路途，而在那裏等著的真相，不僅是殺人的真兇，其實是一個被遺忘的母親，她人生最終途的寂寞與家人的遺憾。
做為隱喻的「新參者」
的確，在《新參者》中，雖然東野圭吾選擇過去鮮少碰觸的偵探地理，進行嘗試與挑戰，但卻意外開啟了新的推理小說書寫思維。有別於常見的以大都市做為犯罪地景的演武場，或是鄉間小鎮的孤立舞台，透過人形町這個「既在又不在」──「既存在於東京之中，卻又非以東京的既定面貌存在」的日本庶民地理空間，以它自身的傳統與樸素，再現了強烈的地方性與獨特的封閉性，呈現出截然不同、具有日本微觀美學色彩的推理小說地理學新視野。
而配合著這樣的地理秩序所衍生出來的謎團與解謎程序，便具體落實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偵探必然得被收編入它的地理秩序中，進而翻轉掌握並取得支配位置。唯有如此，做為一個「新參者」偵探，面對另一個「新參者」死者，當地方對其仍未有足夠的時間產生記憶，僅留存一些片肢殘骸時，獵犬般的守護者方能以其敏銳的嗅覺，拼湊出隱藏在地理記憶與人情倫理中的線索，召喚並重現峰子曾經存在的地方肌理。
也因此，「新參者」在這本小說中，便不只具有指涉人物存在狀態的意義而已，它更代表了東野圭吾新的推理小說思考的隱喻。對於人形町既有的人際關係與地理秩序之「常」（態）而言，三井峰子做為一個新移居者，在她與既有秩序尚未產生足夠互動，讓她能夠化入地方的日常之前，她仍屬於一個新介入的「非常」（態），因此雖然與地方已經發生一些連結，但卻仍是浮光掠影，沒法深入地方的記憶肌理，以致被「常」（態）遺忘與忽略。因此，唯有透過同樣是「非常」（態）的新參者加賀恭一郎，才能突破日常性的盲點限制，勘破這些關聯的日常性謎團所產生的真相，以及其意圖遮掩的那些難以言喻的家族情感，撥除這些掩蓋在三井峰子死亡之上的、因為地方性所帶來的人情葛藤，揭露其實單純的犯罪動機與謎底。
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表面上看來是「非常」（態）的犯罪，究其根柢卻是最「常」（態）的親情所致。偵探有如連環計般接連解開的、由於不同形態的家族情感所造成的日常性謎團，其實最後揭露的死亡真相，也是一連串的親情驅力所引發的結果。不論是三井峰子的移居、對懷孕店員的錯認、水天宮的日日祈福，這些在人形町與他人交錯的生活軌跡，甚至是兇手的痛下殺手，無一不是親情在背後驅動的結果。
而這當然也造就了《新參者》在敘事層次上的特殊性。每個章節，偵探透過解開一個日常之謎以推動主要案件情節的進展，這些謎團既是獨立的，卻又是環環相扣的；既是彼此映照的，卻又不斷與主要案件相互補充與解釋。但若沒有這些日常之謎，也不可能導出最後的真相，因此謎團的主要與次要，也就不那麼絕對，形成一個特殊的敘事結構。
也正因為如此，不禁讓人好奇起來，當加賀恭一郎不再是新參者，完全地在地化時，他究竟會與人形町發展出怎樣與眾不同的地理秩序關係？除了親情做為驅力之外，這樣素撲的偵探地理是否還有其他可能？這樣的謎團結構形式，是僅此一次的實驗，是否能在其他的故事繼續實踐呢？隨著《新參者》的大受歡迎，加賀系列的新作《麒麟之翼》（二○一一）也已在日本出版，相信很快我們就會知道答案。
本文作者介紹
陳國偉，筆名遊唱，新世代小說家、推理評論家、ＭＬＲ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暨「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主持人，並執行多個有關台灣與亞洲推理小說發展的學術研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