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廿九※落難才女張愛玲．另類張愛玲/劉紹銘二○○七．四．四
●落難才女張愛玲
月來整理歷年朋友書信，想不到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張愛玲給我的信，竟達十八封之多。
第一封是中文寫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款落「紹銘先生」。這麼「見外」，因為大家從未見過面。
同年六月我們在印第安那大學一個會議上第一次碰頭。記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訪這位日後被王德威恭稱為「祖師奶奶」的，還有兩位印大學長，莊信正和胡耀恆。
那天，張愛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纖小，教人看了總會覺得，這麼一個「臨水照花」女子，應受到保護。這麼說，聽來很不正確。但女人家看到年紀一把的「小男生」，領帶七上八落，襯衣扣子眾叛親離，相信也難免起惻隱之心的。
張愛玲那段日子不好過，我早從夏志清先生那裏得知。這也是說，在初次跟她見面前，我已準備了要盡微力，能幫她什麼就幫什麼。
我在美國大學的第一份差事，是在Ohio州的Miami大學，時為一九六四年。次年轉到夏威夷。一年後拿到博士學位，才應聘到麥迪遜校區威斯康辛大學。
不厭其詳的交代了這些個人瑣事，無非是跟「祖師奶奶」找差事有關。
根據鄭樹森《張愛玲．賴雅．布萊希特》一文所載，賴雅（Ferdinand Reyher）一九五六年跟張愛玲結婚時，「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寫作不輟；直至六○年初期才放棄」。
也許是出於經濟考慮，張愛玲於一九六一年飛台轉港，經宋淇的關係，接下了電懋影業公司的一些劇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續集《南北一家親》。
賴雅是三十年代美國知名作家，曾在好萊塢寫過劇本，拿過每週起碼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鄭教授解讀現存盤文件所得，他該是個「疏財仗義」的人物。
「疏財仗義」總不善理財。張愛玲回港趕寫劇本，「可能和當時賴雅體弱多病，手頭拮据有關。及至六○年代中葉，賴雅已經癱瘓──」
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兩位學長見面時，境況相當狼狽。如果不是在美國舉目無親，她斷不會貿貿然地開口，向我們三個初出道的毛頭小子求助，托我們替她留意適當的差事。
「適當的差事」，對我們來說，自然是教職。六十年代中，美國大學尚未出現人浮於事的現象。要在中國文史的範圍內謀一棲身之地，若學歷相當，又不計較校譽和地區，機會還是有的。
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先生以顯著的篇幅，對張愛玲小說藝術和她對人生獨特的看法，一一抽樣作微觀分析。一落筆就毫不含糊地說：「──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說來，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在《小說史》問世前，張氏作品鮮為「學院派」文評家齒及。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她充其量不過是一名新派鴛鴦蝴蝶說書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題，使我們對張愛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後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但這方面的成就，對她當時的處境，毫不濟事。要在美國大學教書，總得有「高等」學位。學士、碩士不管用。要入雇主的候選名單，起碼得有個博士學位。當然也有例外，如劉若愚。但劉教授能在美國知名的芝加哥大學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學術著作。
「祖師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戲稱的「工會證書」（the Unioncard）：博士學位。
志清先生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他急著幫張愛玲找差事，想當然耳。我自己和其它曾在台大受業於濟安先生門下的同學，愛屋及烏，也一樣的不遺餘力地為她奔走。他們接二連三地發信給已在大學任教的舊識。結果總是徒勞無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輩中，為張愛玲奔走，鞭及履及的，有羅郁正教授。他每次寫信給他的「關係網」，例必給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給Iowa大學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沒有成功，因為那年的名額已經分派，給了詩人（病字旁+亞）弦。
六十年代中，電動打字機尚未流行。羅先生用的是舊式品種，手指按鍵盤真要點氣力。用複寫紙留副本，更費勁了。
郁正先生古道熱腸，可見一斑。
我結識張愛玲時，因出道不久，「關係網」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問路的地方，順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對我鄭重推薦的「才女作家」沒興趣。Miami大學的John Badgley教授倒來了信。他是我在Miami大學任教時的老闆。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發的。謝天謝地，該校原來在二十年代有過禮遇「駐校藝術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
經Badgley教授幾番斡旋，終於說服校方請張女士駐校七個半月。
依張愛玲同年八月十五日來信所說，她每月拿到的酬勞，約為千元。
我一九六四年在Miami拿的講師年薪，是七千元。除應付房租和日常開支外，還可分期付款買二手汽車。
張愛玲對每月千元的待遇，滿不滿意，她沒有說。不過，她七月二日給我的信中，對自己的處境這麼描述：「──即使你不告訴我有關學界中要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對自己能否勝任任何教職，也毫無信心。這方面的活動，非我所長。適合我需要的那類散工，物色多年，仍無眉目。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事。你關心我，願意替我留心打聽，於願已足，亦感激不盡。目前生活還可將就應付。為了寫作，我離群索居，不必為衣著發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無其它開支。但不管我多照顧自己，體重還是不斷減輕。這是前途未明，憂心如焚的結果。你和你的朋友雖常為我解憂，但情況一樣難見好轉。──」信是英文寫的。以上是中譯。張愛玲給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只有五封。我給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機「寫」信，既比「引筆直書」方便，也較容易留副本。
六六年九月，她離開美國首都華盛頓，到了Ohio州的「牛津鎮」（Oxford），Miami大學所在地。除了Miami外，牛津鎮還有Western College，是一家小規模的女子「貴族」學校。
張愛玲寄居的地方，就是這家女子學校。
九月二十日她來信（英文）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面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兒建立的友好關係一筆勾銷。也許等我開始工作時，感覺會好些。──」
事後我向朋友打聽，愛玲那晚赴校長之宴，結果怎麼「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
大概朋友不想我這個「保人」聽了尷尬，只輕描淡寫地說她這個貴賓遲遲赴會還不算，到場後還冷冷淡淡，面對校長請來為她「接風」的客人，愛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張愛玲留港期間，那時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機會。
宋先生不負所托。張愛玲如約赴會。出人意表的是，她沒有留下來寒暄，見了我們的「影后」一面，點心也沒有吃，就告辭了。
她說自己「真的很容易開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點也沒說錯。
張愛玲在Miami的「差事」，不用教書，但總得作些演講和會見有志學習寫作或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學生。
對起居有定時的「上班族」來說，這應該一點也不為難。但張愛玲孤絕慣了，要她坐辦公室面對群眾，確有「千年未遇之變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飯，」她一月十二日來信（中文）說：「別人並沒來找我。有兩處學生找我演講，我先拖宕著，因為Badgley說我不如少講個一兩次，人多點，節省時間。與學生會談的課程表明天就將擬出。周曾轉話來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書。我看書總是吃飯與休息的時候看。如衣冠齊整，走一里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著看書，再走回來，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無成。我想暫時一切聽其自然，等give a couple of talks後情形或會好一點。──」
信上提到的「周」，是我一九六五年離開Miami後的「接班人」。
張小姐大概沒有好好地守規矩，沒有按時到辦公室恭候學生大駕。
一九六七年三月，她接到東部貴族女子學院Radcliffe的通知，給她兩年合約，做她要做的翻譯工作。
離開Miami前，她來了封英文信（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周起初顯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脅。他轉來院長的指示，要我每天到辦公室，光去看書也成。我告訴他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協議。後來我跟Badgley見面，提到這件事。他好像有點不太高興。自此以後，我每次提到周時，他總是顯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麼扭曲我的話，我不知道。我本沒打算以這些瑣事煩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張愛玲視為「威脅」，局外人無法聽一面之詞下判斷。他們之間如果真有爭執，誰是誰非，就我寫本文的動機而言，可說「無關宏旨」。
看來她沒有把「駐校藝術家」的任務看作一回事，否則院長不會出此「下策」，「傳令」她每天到辦公室去，「光去看書也成」。
在Radcliffe待了兩年後，張愛玲幸得陳世驤教授幫忙，到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做事。玆再引鄭樹森文章一段：「張愛玲日間極少出現，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話，也是夜晚才到辦公室。一九七一年間，任教哈佛大學的詹姆士．萊恩（James Lyon）教授，為了探討布萊希特的生平事跡，通過賴雅前妻的女兒，追蹤至柏克萊，在初次求見不遂後，終於要在夜間靜待張愛玲的出現。雖然見面後張愛玲頗為親切，但不少查詢仍以書信進行，其雅好孤獨，可見一斑」。
張愛玲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服務期間，中心的主任是陳世驤教授。換了一位不知張愛玲為何物的雇主，一來不一定會錄用她，二來即使用了，會否讓她「日間極少出現」，大成疑問。
本文以「落難才女張愛玲」為題，在感情上已見先入為主的偏袒。在「封建」時代，末路王孫迫於環境而操「賤業」，謂之「落難」。
張愛玲出身簪纓世家。如果不因政治變故而離開上海，輾轉到美國當「難民」，她留在香港繼續賣文、編電影劇本，生活縱使不富裕，但最少可讓她過晨昏顛倒的「夜貓子」的生活。
遠適異國，張愛玲變了Eileen Chang。身世悠悠，已經諸多不便。更不幸的是生活迫人，不善敷衍而不得不拋頭露面，與「學術官僚」應酬。不得不「衣冠齊整」，一小時挨一小時地在光天化日的辦公室裏枯坐。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那張愛玲的確有點像淪落天涯的「末路王孫」。
但話得分兩頭。前面說過，我用「落難」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先入為主的偏袒。為什麼偏袒？因為我認識的，是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認識的，不是Eileen Chang。
在異國，Ms．Chang一旦受聘於人，合該守人家的清規。現實迫人，有甚麼辦法？主人隆重其事地替你接風，你卻遲到欺場，難怪人家側目。
胡適回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在美國流浪過一段日子。唐德剛先生覺得他這段生活過得狼狽，「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他也是落難之人。
這篇文章，拉雜寫來，沒有甚麼「中心思想」，或可作張愛玲研究補遺這一類文字看。
（選自《到底是張愛玲》）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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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張愛玲
張愛玲在上海「紅得發紫」那年代，狗仔隊尚未誕生，否則我們臨水照花的閨女作家，跟胡蘭成相處的時候，時刻都有被「踢爆」的可能。
一九五二年她拿了香港大學給她的復學證明書離滬抵港，靠翻譯美國文學作品為生。較為五十年代港人熟悉的作家，不外是俊人、傑克、平可和「千面小生」高雄。香港人有過「傾城」之痛，當然也熱熱烈烈的戀愛過，但有機會讀過張愛玲風靡上海一時的《傾城之戀》的，想萬中無一。
這也好，可以讓她冷清清過自己想過的生活。那時候有緣「識荊」的是宋淇夫婦。宋先生「到底是上海人」，書香世家，移居香港前早就讀過她的小說，是她的「粉絲」。五十年代宋先生在國際電懋影業公司工作，負責審查劇本。因工作的關係，認識不少當時的「艷星」，其中最「艷」的一位是他在《私語張愛玲》一文稱為「紅得發紫的天王巨星」李麗華。她「到底」也是一個上海人。
天王巨星知道宋淇跟張愛玲相熟，央他介紹見一次面，因為「她聽說愛玲性情孤僻，絕不見生客」。因此託他安排。好不容易約定了時間在宋家見面。「那天下午，李麗華特地從九龍過海來我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說話也特別斯文，等了相當久，愛玲才施施然而來。她患深度近視，又不肯戴眼鏡，相信李麗華在她眼中只不過是一片華麗的光影。坐了沒多久愛玲托詞有事，連我們特備的茶點都沒吃就先行告退了。」
張愛玲在天王「艷」星面前，一點也不驚艷，為文人爭光，好烜！好烜！怪不得胡蘭成有此名言：「就是最豪華的人，在張愛玲面前也會感到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
張愛玲雖然沒有跟李麗華久談，印象卻深刻。第二天跟宋淇夫婦見面時，說到李麗華在她心中「漸漸變成立體了。好像一朵花，簡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圖畫中的美人兒，還沒有這麼有意思。」
後來宋先生跟李麗華弟弟聊天，告訴他這番話。李先生搖搖頭說張愛玲可以欺其方。「究竟是書獃子！」他對宋淇說：「她要是看見我姐姐早上剛起床時的清水面孔，就不會這麼說了。」
能給我們這樣側寫張愛玲私人生活的人不多。她弟弟子靜和姑姑當然可以，但也只限於她在上海成長的階段。她在香港生活短短的兩三年，有資格說話的，大概也只有宋氏夫婦。到美國後，她跟夏志清教授往來的時間最長。這裏說「往來」，也僅限於書信。夏先生三十年來跟她坐下來談的機會，我想反而不及宋氏夫婦在一兩年內那麼多。夏志清跟張愛玲書信往來，積下一百五十多封。夏先生最近來信說，這些信件已給南加州大學「搶購」去了。
這些信件，台灣《聯合文學》全部整理出版後，將會是張愛玲研究一大寶藏。除幫助我們瞭解「側面」的張愛玲外，還可以藉此解開她作品中一些真真假假的問題。
受過西方文學批評訓練的人，都曉得在月旦作品時，不應把作家的生平跟小說家言行混為一談。曹七巧也好、小艾也好，都不跟張愛玲拉上風馬牛的關係。
小說家言固不足信，那麼「自白」式的散文呢？張愛玲在《流言》中跟我們推心置腹，說了好些「私隱」，特別是她跟父母的關係。像曹七巧說的，「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在《童年無忌》（一九四四）中，她大言不慚地說過，「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類似的話，一再在她的散文中出現。
在《我看蘇青》（一九四四）中，她說她姑姑常常覺得奇怪，不知她從哪裏來的「一身俗骨」。原因是，對於錢，她「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毫不諱言自己是拜金的人。
如果我們深信「散文家言」不疑，那麼現實生活中的張愛玲，該一毛不拔，視財如命，損人利己的了。從目前看到的她給其它人的有限信件中，祖師奶奶似乎不是這種人。
在她致《聯合報》副刊編輯蘇偉貞的一封信中，我們看到一個「另類」張愛玲。事緣副刊刊登了電影劇本《哀樂中年》後，蘇偉貞寄了給她看，要付她稿費，她才想起這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過誤會。稿費謹辭，如已發下也當璧還。希望這封信能在貴刊發表，好讓我向讀者道歉。」
「如已發下也當璧還」，這種語氣，當真顯出非份之財，一介不取的氣概。
張愛玲晚年在美國，連「散工」也沒得幹了，只靠稿費和版稅收入維持，照理說，如果她一向「視財如命」，在這階段中更應斤斤計較。但從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發行人平鑫濤的回憶文字看來，她對錢財的態度，還是瀟灑得很。平鑫濤說撇開寫作，她「生活非常單純，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選擇了孤獨，不以為苦。對於聲名，金錢，她也不看重。──對於版稅，她也不大計較，我曾有意將她的作品改拍為電視劇，跟她談到版稅，她回說：『版權你還要跟我說嗎？你自己決定吧。』」
在《童言無忌》中有一段對白，對上面說到的有關張愛玲記事的真真假假問題，極有參考作用。張愛玲十二歲時，有天晚上，在月色下跟一個比她大幾歲的同學散步。那位同學跟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在月色底下，因為她是個天生寫小說的人，所以她「鄭重」地低聲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
張愛玲補充說：「她當時很感動，連我自己也感動了。」
如果張愛玲的作品都在月色下完成，那我們面對她在小說和散文中的真真假假，也不知如何應付。但書信是另一種書寫，因人證物證俱在，應該不會給我們真真假假的困擾。她給夏志清百多封信件，出版後應是張愛玲研究一件大事。
（選自《到底是張愛玲》）
■劉紹銘，廣東惠陽人，香港出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在印第安那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得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夏威夷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學術著作以英文為主。譯作有《魔桶》（馬拉末）、《夥計》（馬拉末）和《一九八四》（奧維爾）。散文作品包括《吃馬鈴薯的日子》和《舊時香港》等。七十年代曾以二殘筆名在《中國時報》發表《二殘遊記》連載小說。現任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兼翻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