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講究禮樂的治道】
前面已經提過,《孟子》的這一章,絕大部分是記載孟子與齊宣王的談話。從齊宣王心理上不忍殺牛的一點善念說起,一直談到後面實行王道政治的許多問題。在孟子到齊國的前後,也正是田氏齊國最鼎盛的一個時期。此時,蘇秦也到齊國游說合縱的思想。這裡的記載,則是孟子在齊國的這段長時間裡,與齊宣王多次見面的談話摘要。
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說有一次孟子接見他的學生,也就是齊國的大夫──莊暴,談到齊宣王好樂,所引起的一次談話。莊暴有一天來見孟子,對孟子說:我見到齊宣王的時候,在閒談中,齊宣王好他好樂,我當時不知道君主們偏好音樂這件事,對或不對,不曉得該怎麼說才好,所以沒有作答。請問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樂這件事,您認為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以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會覺得很滑稽,好樂就好樂!這有什麼了不起。好比有一個朋友告訴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彈吉他,你一定說,好嘛!既然有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養他往這方面去發展。所以只從「好樂何如」這四個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釋義,或斷章取義,就往往會發生偏差了。
如今要注意的是,這句話是針對人主而說的,人主的嗜好,所發生的影響就大了!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樂,或者好打球,則往往會影響到政治,所謂「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問題就來了。因為莊暴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特別向孟子提出來請教。其實莊暴問話的語氣裡,可以看得出來,莊暴這個人的心目中,認為齊宣王偏愛音樂,是不大妥當的。
孟子對於這個問題持什麼態度呢?他與莊暴不同,他始終是用誘導的方法,希望君主們能行王道,施仁政,這就是孟子所以能為聖人的道理。他不同於一般說教家,明辨是非,將善惡作尖銳的對立;也不像後世的理學家們,認為這件事不好,就把它戒除掉。
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頤)做講官時,一日講罷,還未告退。宋哲宗站起來鬆動一下,順手折了欄杆外的一條柳條,程頤馬上就進諫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下殿而罷。
所以明人馮夢龍便說:「遇到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我們且看在這段書裡,孟子怎麼答覆。他告訴莊暴說,齊宣王好樂有什麼關係?如果他對音樂喜好到推之於民,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平了。
為什麼齊宣王把好樂的嗜好擴而充之,齊國就能平治呢?這個在孟子與齊宣王另一次見面的談話中,就有了交代。
過了幾天,孟子和齊宣王見面,提起上次和莊暴談的那件事。他對齊宣王說,我聽莊暴說,你曾經告訴他愛好音樂,有這回事嗎?
我們看齊宣王用什麼態度來答覆呢?
「王變乎色。」
從這句話,可以看到《孟子》這本書,文章手法的高明,這也是古文的妙處。短短的四個字,表達了許多的含義,而且把當場的情況寫活了。我們透過這四個字一可以想像,當齊宣王聽到孟子談到他對莊暴說過,自己愛好音樂時,臉色有多尷尬!
齊宣王為什麼會變了臉色呢?
第一,我對你莊暴說我愛好音樂,這裡君臣如家人一樣閒聊自己的私生活,你卻把它當作話柄,去和這位外國來的老夫子談論,真是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自己是一國之主,和這位外國嘉賓,所談的是天下國家大事,屬於嚴謹的一面。而今人家卻問起自己愛好音樂的問題,好比現代一個國家領袖,被人問起他愛好流行歌曲一樣,當然是有點尷尬。
雖然如此,齊宣王的修養還是蠻好的,臉色變了一下,仍然靜下心來,和孟子談論這個問題。而且下面還很幽默地承認自己有好勇、好色、好貨等的毛病。他甚至於坦白地說,自己所愛好的是現代音樂,是流行歌曲,而不是先王流傳下來的正統音樂。因為上古時代的那種傳統音樂太高深了。
重要的問題來了,我們在孔孟和歷代學者的著述中看到,中國文化在上古時代,尤其到了周朝,是很注重禮樂之治的。而且後世也都一直推崇上古的音樂是如何如何的好。儒家這樣推崇上古禮樂,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故意強調的,在中國上古時代,就已嚮往先民時代的文化了。但所謂的先民(先王)時代,究竟斷自何時,我們很難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這不只是從黃帝的時代算起,可能在更上古時,曾經有很好的文化成就,在文化成就達到顛峰的時候,又進入了一個冰河時期。所以儒家推崇的先王民時代,很可能是個很古遠很古遠的代表。後世儒家嚮往先民的文化精神,所以都講禮樂之治,行先王之道。
從這裡又可以看到,不只是孔孟及後世一般儒家注重先王的禮樂之治,齊宣王也說出「非能好先王之樂」,這證明當時一般人,也都是崇尚先王之樂的,所以他對孟子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不大好意思,並且又接著坦白地說,他不懂得先王之樂,所以他只愛好現代音樂。
孟子卻說,愛好現代音樂並沒有什麼不對,只要你能夠把這好樂的精神,推廣開來,對於齊國的民俗政風就有幫助。這是孟子的精神,此所以孟子之為孟子也。同時,從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思想之開闊,不像後世儒家所標榜的那麼嚴謹而趨於狹隘。
孟子接著告訴齊宣王說,現代音樂並不是突然憑空產生的,而是由古代音樂慢慢演變而成的。
孟子的這個理論固然是事實,是可以成立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見孟子是善於辭令的。本來齊宣王為了好今樂而不好古樂,感到難為情。現在經孟子這樣為他開解,心理上原有的那一層陰影響,自然就解除了,所以也就輕鬆了。於是便問孟子,為什麼自己好樂,擴充開來,齊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希望孟子把道理解說一下。
於是,孟子問齊宣王,你一個人單獨聽音樂,和與別人一起欣賞音樂,這兩種享受,哪一種樂趣高?
齊宣王說,當然和別人共同享受,會更加快樂。
孟子又進一步問,是和少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還是和多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
齊宣王說,當然和大伙共同欣賞音樂,來得更快活啊!
這時齊宣王說出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看法,於是孟子抓住了這個觀點,提出具體的例子,作進一步的發揮。
他對齊宣王說,假使你在深宮裡,舉行音樂會的時候,老百姓聽見了從宮廷中散播出來的鍾、鼓、管、瑟等等樂器的聲音,大家都像生了病似的──以我們現代語說,感到頭痛,皺起了眉頭,相互議論著說,我們的君王有那麼好的興致開音樂會,而我們卻困苦到這個地步,妻離子散,生不如死。
或者你去野外打獵,老百姓聽到到你的轔轔蕭蕭的車馬聲,看到那色澤艷麗,迎風而舞的羽飾、旗幟,大家也是緊皺著眉頭,深惡痛絕地議論著,我們的君王竟然在那裡興高采烈的打獵哪!但是我們卻困苦地流離失所,不得安居。
像這樣的怨聲四起,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你作國君的,沒有與民同樂。
但是,相反的情形,你在宮廷中開音樂會的時候,或者在田野間打獵的時候,老百姓聽到了樂聲或車馬聲時,看到你美麗的旗幟,全體都高高興興地談論著,我們的國君一定很健康,心情好,所以他今天才有這樣好的興致舉行音樂會或出來打獵。
為什麼老百姓有這樣良好的反應呢?這也沒有其他特別的原因,只因為你能與民同樂而已。
這一段的原文,舉了鼓樂和田獵兩個例子,每一例子,又舉了正反兩面的情形,但只說了與民同樂一個道理。而在原文文字的安排上,有許多重複之處,如「今王鼓樂於此」,有正反兩面敘述時的重複,又有與「今王田獵於此」的相疊形式。或許有人嫌它囉嗦,但這是古文學寫作上的一種方法,以現代語來說,這是寫作技巧的一種,它的功用,一方面加強文字形式上的排列美,一方面加重了語氣,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強調,這樣可以加深讀者對其含義的印象。後世的驕體文、賦、詩、詞中的雙聲疊韻,如李清照詞中常常連疊好幾個字;對聯以及今天的白話文中,也常見許多重複句子,這些演變都具有同一種作用。所以這一段也可以說是,頗具有欣賞價值的文章。如果認為重複太多而嫌囉嗦,那就只好嫌自己不懂得欣賞了。不妨試著朗聲讀誦一篇,就讀出味道來了。
孟子說完了這幾個例子,把正反兩面的現象作結論說,你齊宣王喜歡音樂,好打獵,好開運動會或喜歡其他娛樂活動都沒關係,只要能做到與百姓同樂,就可以達到王道與臣道的仁政境界了。
這是孟子就齊宣王自己說的好樂,藉機誘導。孟子的手法的確不錯,多半是啟髮式的,抓住一個機會,就施以教育,拚命鼓勵他,走上王道的思想,實施王道的仁政。
【音樂的今昔觀】
在這段記載裡,引發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那就是儒家素來標榜的禮樂之治。在禮的方面,包括了一切文化的整理。樂的方面,是單就音樂對政治教化的重要關係而言。
據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一共整理了《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樂經》及《春秋》六部書。但自秦始皇燒書,再加項羽咸陽的一把火,《樂經》遂告失傳。所以流傳下來只剩了「五經」。到現在,中國文化流傳下來和政治哲學有關的樂禮部分,只有《禮記》中的一篇《樂記》。但不足以概括當時孔子所整理的《樂經》。孔子本身對於音樂的造詣頗高。我們從《論語》中的記載,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推崇舜作的韶樂,而批評武王作的武樂不及韶樂好。
儘管孔子在春秋時代,認為當時的禮樂已經不如古代,文化在衰退了,可是我們現在從歷史的資料上來看,則春秋時代的禮與樂,還是很可觀的。例如孔子曾經從學過的音樂大師師襄,以及為了音感的靈敏,希望學好音樂,而把眼睛刺瞎的師曠,這兩人都有很高的音樂造詣。
究竟中國的音樂好到什麼程度?據孔子的話,以及古書上的資料,有許多神奇的故事,如彈琴、吹簫,演奏到美妙處,能夠使百鳥來朝。不但天空中所有的飛鳥會來,而且百獸率舞,各種野獸聽到音樂,也都會跑來,滿山遍谷,遠遠近近的,在那裡隨著樂聲起舞。真不知道這種音樂有什麼力量,能夠引起這種共鳴,產生這種反應。至於現代音樂,除非是緬甸人驅蛇,笛子一吹,洞穴裡的蛇都出來了。
諸如上述的神話很多,透過這些神話的流傳,其含義,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推崇中國古代音樂的造詣成就。
《樂經》雖然流失,但也不能說中國的古樂就完全消失,例如古代的琴、瑟、箏、鼓等等,都流傳下來,乃至後世傑出的音樂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現代的我們,不但找不到秦漢以前的音樂,就是唐、宋間的音樂也找不到了。聽說這些在南朝鮮、日本還保留了一些。當然,很多也走了樣。
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在貞觀元年,春正月,大宴群臣的時候,曾經演奏了一首《秦王破陣樂》。是唐太宗當秦王時,破劉武周的戰役中,利用閒暇時所作的一閩大樂章,配合了一百二十八個舞蹈樂工,穿上銀色的甲冑,拿著戟為武器,隨樂聲起舞,後來這個音樂又改名為《神功破陣樂》。到貞觀七年的時候,又改名為《七德舞》,這顯然是場面很壯觀的集體演奏的音樂,但現在也失傳了。最近聽說,南朝鮮還保存了一部分,而日本則保留了全套的音樂和舞蹈。
談到中國上古的樂器,使我們聯想到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如鍾、鼓、琴、瑟、箏、簫,這些上古的樂器,除了鍾以外,多偏重於絲竹之聲,其次為土、革,或木質等質料,很少用金屬製樂器。現代的金屬樂器,則多來自西方,這又是東西文化基本精神在樂器上所表現的不同之處(甚至可能「鑼」都是由西域傳過來的)。中國古代作戰的時候,是以擊鼓為號,以鼓聲來傳達進退攻守的命令,後來才有鳴金收兵,以敲鑼聲來輔助傳達作戰時的號令。而胡琴、琵琶等,這些都是外來的樂器。所以我們樂器的歷史,越到後來,發出的聲音愈大,也越是可以讓多些人來共同欣賞,而這些樂器多半來自胡地。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齊宣王好樂的問題。照現代觀念,一個國家的領袖愛好音樂,這會有什麼問題?二十多年前,碧瑤會議後不久,我們一個記者團去訪問菲律賓,當時菲律賓的總統,還開舞會歡迎。第一支音樂起奏,就由總統夫人以女主人身分,邀請記者團的團長共舞。而我國的傳統文化,即使在現代,當友好國家的元首來訪,以國宴款待時,也演奏國樂,作為一種外交禮儀。
遠在戰國時代,也有關於音樂用於外交的故事,那是趙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相約在兩國的邊界澠池會盟。見面以後,舉行歡宴,在酒席上,正喝得高興的時候,秦王突然對趙王說,聽說你在音樂方面,很有造詣,現在我有一張寶瑟,是不是可以請你演奏一個曲子,給我們大家欣賞欣賞?在國際性的歡宴中,卻要一國君主在酒席上彈琴助興,這是多不禮貌的事!趙王聽了,臉都漲紅了,可是那時秦國比趙國強盛得多,又不敢拒絕,只好乖乖地演奏了一支曲子。更氣人的是,秦王立即叫他的史官記下來,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瑟,把這一件事,記到秦國的歷史上去。豈不是千秋萬世都丟人。這時趙國的宰相藺相如,端了一個瓦盆子到秦王面前說,趙王也聽說你秦王,對秦國的音樂很有造詣,現在也請你演奏一下你們秦國的樂器,互為娛樂。秦王聽了也氣得變了臉色,說不出話來。藺相如端了那只盛酒的瓦盆,跪到秦王面前說,你秦王是仰仗你國力強大嗎?現在我離你不到五步,可以用我頭上的血,濺到你秦王的身上。這時秦王的衛兵們想把商相如拉開來,可是他睜大了眼睛大罵這些人,連頭髮、鬍子都豎了起來。秦王的衛兵看見他這暴怒得要拚命的樣子,都嚇得進退無據。秦王這時心裡雖然不高興,但也有點顧忌,只好勉強在那瓦盆上敲了幾下。於是藺相如才起來,也叫趙國的史官,記錄下趙王令秦王擊缶的這件事。
現在莊暴聽了齊宣王好樂,會認為很嚴重,是因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有所偏好,則對於社會風氣,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後世好樂的帝王也很多。剛才說的唐太宗,他也愛好音樂,同時愛好武功,愛好書法。中國的書法,以他提倡最力。後來幾位大書法家,如顏真卿、柳公權等,都出在唐代。其實唐太宗自己的字就寫得很好,還有他的「秘書長」虞世南,「秘書」褚遂良等,都是最好的書法家。唐太宗臨死時,什麼都不要,吩咐他兒子把從別人那裡搶來的王羲之寫的《蘭亭集序》,放到棺材裡陪葬,可見他愛好之深。他同時也愛好詩,結果不但自己的詩作得好,而且影響唐代的詩達到鼎盛。唐太宗有多方面的興趣,也有多方面的慾望,可是他自己知道站在領導人的地位,應該如何去適當處理自己的慾望,使之變為正常化,所以他能夠成為後世的英明之主。不然的話,像另外幾個愛好音樂的帝王,因為不善於處理自己的愛好,結果都是把政治生命連同本身生命一起玩掉了。
在唐代帝王中,最好提倡音樂的就是唐明皇,後世戲班中供奉的祖師爺,就是這位唐朝的皇帝。
唐代末年的僖宗,年少不懂事,只好玩樂,政令都被他左右的權奸、大臣們所把持。他好踢球,自己認為球技最佳。有一天打球回來,對他最繁幸的優人,也是球手石野豬說,如果打球也可以參加考試的話,我一定可以考取狀元。石野豬說,不錯,你在打球上可以考狀元。但是,如果碰到堯舜來主管吏部的話,在考績的時候,一定會把你免職了。僖宗聽了,便哈哈大笑了事。
再下來殘唐五代,幾乎沒有幾個帝王不好音樂、戲劇,如南唐後主等,結果都是這樣玩玩,把政治搞壞了。國家也完了,而整個五代也因此弄得亂七八糟。這在歷史的環節中,也是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作深入的研究,不瞭解這些史實,就會認為齊宣王愛好音樂,玩玩樂器,聽聽歌有什麼關係呢?這就錯了。
在音樂本身而言,以我們自己幾十年來的生活體驗,禮樂在整個文化中,的確是佔了重要的位置,是一個大問題。音樂往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過去的音樂就代表了過去的時代;現代的音樂,則代表了現在的時代。在文化深厚的時代,所產生的音樂的確也更豐碩、更深厚。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林園與治道】
這裡當然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有一天,齊宣王問孟子,據說文王有一處可養鳥獸的皇家大園林,方園達七十里,有這回事嗎?
這在當時已經是考古的問題了。當然齊宣王沒有親眼見到,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我們現在也無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因為古代的度量衡,和現代的度量衡有所不同。而當時孟子答得很高明,他說在古書上是記載了這樣的事。
齊宣王接著又問,有那麼廣闊麼?大概孟子認為機會來了,又趕緊抓住機會說,那時的老百姓,還認為文王的這處皇家花園大小了呢!
齊宣王說,我的森林花園,方圓不過是四十里,和文王的比較起來,範圍已經小得多了,可是我的老百姓們,還覺得太大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好了,孟子就事論事,發揮起來了。他說,文王的森林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比你的大得多,可是百姓們可以去裡面割草、砍柴,也可以到裡面打野雞、捉兔子。他開放了這座森林花園,和老百姓共同享用。老百姓們嫌它太小,不是很合情理的嗎?
可是我到貴國來,在還未進入你的國境之前,就先打聽了你們齊國的大禁。當時就聽說,在都城外百里的郊關之內,你有一處森林花園,方圓是四十里。如果有人在這四十里方圓內,殺死一頭小鹿,就和犯了殺人罪一樣,是要抵命的。那麼你這方圓四十里的王家林園,對百姓來說,豈不好比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大陷阱嗎?老百姓們覺得四十里方圓太大了,可不也是合情合理的麼?
這一段談話內容,和前面他與梁惠王立於沼上談靈台之樂的意義是一樣的,不必重複解釋了。
但這一段中,有句名言,我們要注意的,那就是「問國之大禁」這句話,也就是後世說的「入國間禁,入鄉隨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尤其近代交通工具發達,超音速的交通,減少了旅途上使用的時間,等於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於是人與人的接觸愈益頻繁。因此,在現代所謂「人際關係」上,問禁與隨俗,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前,一定要先瞭解這個國家的法令;去一個地方時,也一定要先弄清楚這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要尊重當地的法令和習俗,不要做出違逆的事來。對異國如此,對他鄉客地如此,最好對於一般團體也如此。假如你帶了一包豬肉鬆走進一所清真寺去,那就犯了莫大的忌諱。對於個人也應注意到,例如某人精神有問題,見不得紅色,而你穿了一件大紅衣服去看他,結果一定很糟糕。擴而大之,對於某些行業,也要注意其禁忌。比如坐舊式的船,在船上吃過飯後,把筷子擱在碗上,就犯了大禁忌。我們這樣注意自己的行為,一則是對人的禮貌和恭敬,次則是減少自己的麻煩和困擾,甚至減少失敗的因素。可惜許多年輕人都忽視了孟子這句話,認為是幾千年前的陳舊思想。
另外讓人感慨的是,從孟子那個時代開始,一直到清朝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帝王,都是尊儒家孔孟之學。但他們只是要求別人遵孔孟之學,盡力巨之道,以立身處世。而他們自己,卻忘了為君之道。在這一方面,都和梁惠王、齊宣王樣,甚至比獨享園林還過分的事,也照做不誤。真是「教化自教化,帝王自帝王」,直到孫中山先生領導了革命,推翻滿清,取消帝王專制政體,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這才取消了宮廷的林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枯,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個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外交策略──大小之間】
這開頭一段,也是一個大問題,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至少在過去,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
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對於與鄰國的邦交,有什麼好的辦法,好的策略。孟子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一種是「以大事小」,這是仁者的風範。雖然自己的國土大,國力強,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像在歷史上,夏朝的時候,湯以毫為都城,地大人眾,國力強盛。而夏朝的另一諸侯,贏姓的葛國,在領土、人民、財力上,都不及湯。葛的故城,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於揚,所以揚在國交上,對葛仍然是尊敬的,順服的,絕對不因自己的權勢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國。
更近一點的史實,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乘壞車的國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不論文化、經濟,都非常發達,廣土眾民,聲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絕對不以兵戎相見,為了行仁政,不忍動武,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而文王還是忍讓著,不願意生靈塗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以小事大」,這屬於明智之舉。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時,姬周諸侯,由太王當政,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這一支遊牧民族非常強悍,常常犯邊鬧事,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去和匈奴力爭,而採取退讓的態度,以免擴大戰爭,影響了內政的建設。
第二個例子,是吳越兩國的史實。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討他歡心,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他回國後,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終於雪恥復國。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
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樂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畏天」的。
這裡所說的「樂天」「畏天」的天,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樂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這裡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學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內。如果作詳細的解釋,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限於時間和篇幅,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以現代名詞來說,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拿我們中國的詞彙來說,就是天理。
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就是順應「天地生萬物」的樂天心理,不願意欺負弱小;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不敢得罪大國,就是敬畏天理。否則,天地間的定理,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最後,孟子進一步說,凡樂天的,傚法天地的博愛精神,不以強壓弱的大國,結果一定四海歸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國家,如果能夠畏天道,服從強者的領導,不懷叛逆之心,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他並且引據《詩經》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詩經.周頌.我將》篇中記載著「畏天之感,於是保之。」這個「威」字的含義,是指時代的大趨勢。孟子引用這句話,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說,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把握時間的契機,以維繫自己的生存。
孟子說到這裡的時候,齊宣王不讓他說下去,在中間打了岔,插進來說,孟先生,你講的這些理論,太偉大了,太高深了。暫時不談這麼高遠深奧的哲理,就目前的現實問題來說──換言之,他不喜歡再聽孟子那些大道理,什麼是畏天戒慎一類理論,他心裡對當時的國際看法,正是認為強權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這個人愛好武勇。
【大勇定天下】
齊宣王這一打岔,話題就轉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隨著這個方向,繼續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說:你齊宣王好勇,不要緊,只要你愛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專去喜歡摔跤、柔道、弄槍、舞棒這些個人小勇的玩意兒。一個人握著劍把子,把劍抽出一截來,眼睛瞪得大大的,衝著人說,你敢跟我較量嗎?這種只是普通的個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對打。攻夫好,也許可以把別人打垮;功夫差,自己會被打得鼻青眼腫,難有大志。我相信你齊宣王不會局限於這樣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範圍擴大,像《詩經.大雅.皇矣篇)所描寫的文王那樣。當文王得到密國無故攻打阮國的報告時,怒不可遏,立刻整軍經武,出兵阻擋了密國的攻擊,逼得密國退兵,不敢再輕易侵犯別人。同時鞏固了周國自己的國防,增加了周國人民安居樂業的福祉,對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說,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當然,文王有沒有真的發怒,不得而知。像文王這樣的人會不會發什麼怒,也很難說。
在大家的想像中,孟子說話,總是有根據的,他說了文王的大勇後,接著又引《書經。泰誓》所說,「作之君,作之師」的話,對齊宣王說,《書經》上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一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這原則要把握住。
在我國古代,君道與師道是平等的,要同時注意的。除此之外,後世要加一個「作之親」。身為一個領導人,不但要作為部下的老師,教導他們;同時還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樣,關懷他們,保護他們。今天的公務人員,也應該具備這種精神的修養。雖然以公僕的觀念做事,但同時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情操。處理行政事務時,要兼帶教導之責,與關懷之情。
《書經》上接著說:「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在天時、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時,政治領導者要設法彌補這種缺陷。同時一方面管領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惡的,都要負起教化、領導的責任。只要我這個領導人在,有誰敢放肆作亂?這一種氣魄,確實是宏大。因此,一旦有人橫行天下的時候,武王就責無旁貸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沒有橫行的人,沒有橫逆的事。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弔民伐罪,把殘暴的紂王滅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後說,你齊宣王的好勇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夠有大英雄氣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來。那麼有哪一個老百姓不喜歡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齊宣王不這樣好勇呢!從齊宣王不忍心殺一頭牛開始,一直到這一段,孟子對齊宣王所談的任何事,都是採取誘導的教育方法。齊宣王說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說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夠擴大這個好勇的境界,齊國就有辦法。好像是假如齊宣王說好吃零食,他也會說沒有關係,只要把點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齊宣王說好踢球,大概孟子也會說沒關係,只要全國的人都有踢球的閒暇和興致,都把腳力練好,就是好的。這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並不能像縱橫家們一樣,只用兩三句話,就投其所好,打動對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畢竟還是難於被接受。
齊宣王這裡講到好勇,前面講到好樂,後面還講好貨、好色。在他同一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誰也沒有這樣坦白的,即使後世那樣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這樣坦率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可愛的一個人,而在他二十年的當政期間,能把齊國治理得繁榮、安定,實在有他的道理,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其實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誰不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當然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說的那種大勇。他所好的,還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談到好勇,我們想起兩個好勇的人,他們也是一國的君主。
【為強國而改服制──趙武靈王】
其中之一是趙國的武靈王,他是一個好勇任事的國君,最後失敗了,當然這是由於沒有擴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趙國的北邊,是和胡人的邊界連接的,那時候的邊疆民族,都是遊牧民族,為了生活方便,同時受生活環境的影響,都是好勇鬥狠。所以在服裝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條手臂來。而我們中國古代的服裝,受禮樂之熏陶,向來是寬袍闊袖,走起路來「翼如也」,兩隻大袖子像翅膀張開似的,雍容有致,的確是很好看的。當時武靈王為了要使趙國強盛,下命令改變服裝,廢棄中國原來的服飾,改用胡人的裝扮,希望借此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趙國的王室和大臣們紛紛反對。武靈王和這些人的辯論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們姑且不論他這一做法對或不對,看看他的這些辯論,也可想見他當時的思想觀念。
有一天,趙國的輔相肥義和武靈王閒聊,問趙武靈王有沒有想過世局的變化,軍事的部署,以及先王們如簡王、襄王他們當年的勳業,以及和胡人們的利害相處等等問題。
武靈王說,後輩的君王,不忘前輩君王的功勳德業,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為人臣子的,則應該研究這些資料,記取歷史的教訓和榜樣,輔助君王,盡量發揮他們的長處。所以賢明的君王,在平時教化人民,有所作為時,就要宣揚先王的功業。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時,要涵養孝悌、謙讓的德性;在顯達時,就要為老百姓們謀福,同時輔助君王的功業。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現在我想向胡、翟這兩個鄰邦拓展領土,以承繼襄王未完成的功業,但是也許我這一生都不可能實現。因為敵人弱小的話,我們才能藉機拓展領土,才能夠用力少而功業多,不必耗盡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榮耀。但是目前的情勢是強鄰壓境,胡人、翟人都那麼強悍,這就難辦了。
現在我也有我的構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勳的人,在當初往往會留下不同習俗、違情悖理的惡名;有獨到見解的人,在當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顧忌和反對。譬如我打算要全國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本領;想來一定會受到物議和反對的。
而這個肥義卻是贊成他的。他說,對一件事猶豫不決,就難以成功;對一個行動遲疑不定,就難有結果,現在你不妨決定這革新的計劃,不要顧慮別人的議論。俗語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凡是講最高德行的人,往往不能跟著世俗走;要成大業的人,也不必和眾人商議。從前舜到有苗這個地方,曾經隨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經敞開衣服到裸體國去訪問。他們都不是為了縱慾或享樂,而是為了德業上的遠大理想,而隨俗變通。所謂「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一個笨人在事成之後,都還不明就裡;而聰明人在事情還沒發生時,就已洞燭機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罷。
肥義說,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所謂「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引用商鞅遊說秦孝公變法的話。他這一派獨裁論,又牽強地把舜、禹辦外交的故事引了進去,於是把武靈王說動了。
武靈王對他表示,不是對穿胡服這件事的本身有什麼猶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話。既然肥義你也這麼說,那麼我就下定決心了。於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準備上早朝的時候,穿起來和群臣見面。
當時公子成是武靈王的長輩,素有盛望。武靈王恐怕會遭到他的反對,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孫口去疏通,請公於成也能響應改換胡裝。
疏通不成,於是武靈王親自到公子成家裡解釋說,服裝不過是要穿用方便,禮儀也是為了處事方便。古聖先賢訂下的禮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禮而來的。像南方的越國人,他們一個個披著頭髮,衣裝不整的露個右膀子,渾身刺滿了花紋;而吳國人甚至把牙齒染得黑黑的,額上刺些怪裡怪氣的花紋,頭上戴的是魚皮帽子,衣服則縫得粗裡粗氣。在我們看來,簡直就像野人,但是他們卻覺得安逸而自在。總之,不同的各種裝扮,同樣都是為了因地制宜,只要對大家方便,並不一定要統一。像儒家,同是一個老師教的弟子,他們發揮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後說出,變更服裝,是為了便利教老百姓習武,以達到開拓領土的目的,以湔雪國恥。於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個大臣趙文,又提出反對的意見說,自古為政的原則,就是要輔導世俗合於禮法,提高文化水準。禮制中,衣服的式樣有它的常軌;而人民守法,不違俗禮,是他們的本分。您現在不顧前人的禮法,要改穿胡人服裝,實在是有違傳統文化的精神,希望您還是多考慮一下。
而武靈王辯論說,你這些都是墨守成規的世俗之見,不是具有創造性的遠見。就說古代吧,三代的服裝各不相同,而他們都完成了稱王天下的偉業;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們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政績。有頭腦的人創製禮法,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制訂的禮法,循規蹈矩的去做。賢能的人經常會評論世風習俗的好壞,而一般的世人則依照流傳的成規去做。禮制和習俗,都是根據時代趨勢在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在上位的人來領導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著規範去做。現在正是他們在位者,就當下國情,訂定一套因應環境需要的服制的時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慮。
又有一個叫趙造的,也力加反對。他的理由是,推行社會教育,不一定要改變人民原來的生活形態;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變更原有的民風習俗。因民而教,據俗而為,往往收效更大。現在改穿這種奇形怪狀的胡服,很可能會影響人們原來淳善的心理;教人們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騎馬打仗,也很可能會造成好勇鬥狠的社會風氣。反過來說,依循舊制,總是穩當的,遵照原有的禮法,也不至於出什麼岔錯。
武靈王則對他辯論說,古代和現在習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個朝代的習俗為標準呢?歷代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直沿襲下來,我們又該遵循哪一個時代的制度呢?像宓戲(伏羲)神農的時代,對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殺。黃帝、堯、舜時代,對犯了死罪的人,雖然殺了他,內心還是哀憐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訂不同的法律;因國情的變化,而訂立不同的禮制。總之,都是以「方便制宜」為原則。衣服、器具的式樣,也都基於同樣的原理而有變革,不一定要傚法古代一成不變的。一個開國的明主,雖然不承襲古法,仍然可以領導天下。至於夏、商衰敗的時候,雖然他們沒有變更占制、禮法,卻也一樣滅亡。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對,而遵循禮法也不一定好。至於鄒、魯兩國的服裝奇特,但民風不正,那是由於他們沒有卓越的領導人才。
他最後說:遵循法度的作為,絕不可能有蓋世的功勳;傚法古代的成規,也不足以適應現實的環境。我的決定大致不錯,你就不要反對了吧。
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啟發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錄於下,供大家參考: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事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悌)長(上聲)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去聲)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明翟之鄉,而牢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離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測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孫(左糸右上世下木)(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望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口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音銳)知(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儀)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去聲)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厚其國也。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音題)冠秫(音術)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左木右戢)(揖)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史記》無樓煩二字)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部,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公子成再拜稽(上聲)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作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臣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
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於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陷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證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避)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音伏)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製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趙武靈王和大家辯論一番後,仍然下令全國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系皮腰帶,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邊的臂膀,只有左手穿著袖子,披著衣拎。同時把乘車改為騎馬,教導人民每天騎馬出外打獵。
趙武靈王這一番經營,確實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國內的軍隊強壯起來。於是他自己親身帶了部隊出去攻打胡、翟的邊界,拓展了好幾百里的領土。有了這次輝煌的成果。野心逐漸擴大,接著就打算向西邊的秦國進攻。
據傳說,武靈王長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來稱男子漢,有「昂藏七尺之驅」的說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龍虎之威,滿臉的絡腮鬍須,皮膚黝黑而發光,胸脯有兩尺寬,比起現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裡,或曾經做過拳王的烏干達總統阿明,還要威武。總之,被人形容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
他親自帶兵,攻佔了別人幾百里土地,接著又開始打秦國的主意。於是他把王位傳給他寵愛的吳姬所生的次子,立為惠王,而自稱王父──太上皇。自己幹起情報工作來,假冒是趙招,奉趙玉之命出使秦國。暗中卻帶了一批測量人員,一路上探測秦國的山川形勢,居然到了秦國的首都,謁見了秦昭襄王,應對得不卑不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這名趙國的來使,儀表如此魁梧軒昂,不像是一個普通臣子的樣子。而且傳說趙武靈王長得非常雄武,覺得不太對勁。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館去請這位大使來。而趙武靈王推說有病,拒絕前往。過了三天還是沒去,秦王於是派人強迫他來,這時他已經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這位有雄才、有謀略的武靈王結果如何呢?因為被廢的太子與繼承王位的趙惠王爭權,互相殘殺,而他一個人被困在沙丘的宮裡,活活餓死了。真是智足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歎!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寵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責的大力士。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著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衝到黃河裡去了。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寵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著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分,不要隨便去嘗試。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諜,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諜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謚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斗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斗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現在電視、電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蓋,就殺掉它。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左人右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我們可以想像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嘆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游,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慾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慾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人的。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扎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瞭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識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后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后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傚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慾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