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赴日之前
福建省
我出生於福建省閩候縣,祖上幾代是經營鹽業的世家。在這名門望族之中,出過許多侍奉清朝朝廷的高官。專銷海鹽是朝廷委派的公職,也是規模甚大的生意。其銷路遍及福建全省並遠至臺灣。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裡,每年都可營利幾十萬銀兩。因此,吳府成為家境充裕的世家,與陳府、林府、瀋府,並稱為福州名門四家。
我的祖父辭去道臺(舊中國行政區劃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縣;臺即長官之意)後,仍然繼續操持這龐大的家業,專銷海鹽,直至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為止。
福建省遠離北京,天高皇帝遠,朝廷的統治力量鞭長莫及。因而自古以來沿海一帶海盜叢生,甚是猖獗。吳家向臺灣運鹽販賣,為了提防海盜掠奪,祖父早就在暗中與其頭領打交道了。就這樣,還不時地從海盜那邊傳來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時,請將多少多少的金錢放置某處!」祖父無奈,只得順從海盜的心意。這樣一來,雖然一時錢囊告羞,卻換來了短期內鹽船的安全保證。看來出錢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額的買路錢一樣,結果本利相抵,一無所獲。據說,祖父還受過海盜的晚宴招待。赴宴時,被迎接他的人蒙上雙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後,再被蒙上雙目送還家中。和現在截然不同,那個時代的人看來都是萬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開闊。
祖父名叫吳維貞,愛好十分廣博。比如他將日本寄來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見到那朵大如盤的菊花爭芳吐艷。有時連毛筆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動手來做。另外,他還喜歡金石藝術,經常操刀篆刻。我至今還保存著祖父親手製的印泥,在字幅上蓋章時常常拿來使用。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出世,不過,生後僅百日左右便背井離鄉遠去了。因此,有關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記憶。只是記得孩提之時曾看見過老家的照片,根據照片來看,當時我家庭院中有一個大水池,幾隻小船蕩漾池上。因而可以想像老家的庭院十分寬大。
我的外公名叫張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並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學苦讀,通過了道道科舉難關,終於登科及第。並且還曾屢任各種官職,特別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為顯赫一時、篤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謂御史,即擔負向皇帝進諫上勸重責的重要官員。在光緒皇帝被幽禁之後,他一直侍奉著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後的年代裡常常向我們這些孫輩們述說她對外公張元奇的回憶;並且話中還不時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聽祖母講,西太后的確是個絕代美人。在外公張元奇侍奉她的時候,雖說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舊像是剛過三十歲的人。當時,外公等高官在書寫有關政事的奏折時,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後,用蠅頭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書工筆謄寫,即使途中錯寫一字,也不得不從頭開始再寫一遍。總之,那是一樁十分麻煩的差事。如此細心寫好的奏折,上朝時進宮呈遞。據說當時西太后垂簾聽政,在御簾後面將奏折過目,並對那一本本的奏折於當場裁決。其裁決是既迅速又準確,對奏折中的內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銳的質問。她的異樣聰明,委實令人感到吃驚。
清朝末期,在以光緒皇帝為中心的激進派和盤踞於西太后身邊的保守派的對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職位委實是樁棘手的差事。到後來,外公對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厭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諫,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貶謫無疑。不過,外公或許真的希望莫如一貶了之。於是,冒險向西太后進諫。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貶滴為浙江省的地方官。後來,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臺。到了中華民國的年代,外公作為徐世昌的心腹,又異常活躍了一段時期。最後,外公出任統轄東三省的奉天省省長之職後,便隱退而去。我的母親年輕時跟隨著身為地方官吏的外公,為赴任所,從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東三省、福建等地,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記得母親常常對我講昔日旅途中的種種回憶。
我的父親名叫吳毅,是吳維貞的末子。我的母親名叫舒文,是張元奇的長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鄉,兩家結交深厚。不知何時,吳家看中了張家的女兒舒文,從而提出:一定要她給吳毅作媳婦,永結秦晉之好。張家兒女成群,唯獨對長女舒文比哪個都要寵愛幾分,因而當時總是不肯爽快地答應。不過,到後來還是難卻吳家的熱心摯意,終於應了這門親事。這樣,父親吳毅和母親舒文在福建幸運地結了婚。那時父親滿十六歲,母親滿二十歲,母親大三歲。
我的出生
我出生於一九一四年舊曆的五月十九日。日本年號為大正三年。我的誕生地是福建省吳府。吳家的長子名浣(滌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為三子出生於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後,又有一個弟弟和五個妹妹出生,不過那個弟弟和第三、四個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現在,在我下邊,按大小順序來排,有清儀、清瑛(蘭)、清樺三個妹妹。除了早殤的三個弟妹外,我們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經過戰亂動蕩的年代,我們掙扎著熬了過來,雖說大家都已年過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卻說福州,位於中國的南端,一個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電尤其猛烈。母親年幼時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過可怕的雷擊。後來,母親就最厭惡雷電。哪怕有一點雷嗚電閃,便心情抑鬱,即刻大被蒙頭,臥床不起。就這樣,連飲食也受了影響,飯菜嚥不下口。母親生我的時候,營養不足,身體十分虛弱。更有甚者,據說那時正值閩江氾濫,洪水淹了無數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斷地流進房屋裡,母親是在並排一起的幾張大八仙桌上鋪墊著被褥生下我的。據母親說,當時我被哄睡的房間裡還不時地有游魚蹦跳進來呢。正因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與水深深有緣的名字。我亦時常覺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經歷的緣故吧。
母親厭雷,終生未渝,即使是後來到了日本,一有雷嗚仍舊心情抑鬱,只得臥床不起。也許我就是在那種環境中出生的緣故,幼時身體十分虛弱,養成了一副比兩個哥哥都少言寡語、乖順老實的性格。
在我父親成年時候,以鴉片戰爭為開端,歐洲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瓜分更加變本加厲了。由於清朝政府腐敗無能,社會陷入了動亂,鹽商這一家業也無法正地維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後,父親他們幾位兄弟會聚一堂,商量的結果是:將家產平分,各奔前程。不久,我們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財產,於是,全家離開生我的故鄉──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親在二十二歲時,依靠母親親戚的照顧曾去過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時期,父親曾經留學日本。留學為二年,畢業剛回國時,父親看來像是什麼大學預科出身的人。不過,留學的目的和學的什麼全不知曉,也許父親只是為了使自己加深閱歷。總之,說來有趣,父親從日本帶回來的書,盡是些有關圍棋的書刊和棋譜,而有關學問的書籍卻幾乎全無,看來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比起學問來,對圍棋的熱情似乎更大。而且,據說他還經常出入本因坊村瀨秀甫創立的方圓社。
當時,中國雖說已經由於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但實際狀況離實現全國統一還相差甚遠。那時我們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處在與革命政權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轄之下──即當時已經形成的所謂「北洋政府」。這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洋政府」,雖說是擁戴黎元洪為大總統,但實權都操縱在包括袁世凱派在內的軍閥們的手中。其實際狀態是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派(親日派系)和以馮國璋為首的直隸派(親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繫軍閥的大雜燴。這個大雜燴的實質與革命之前的陳腐狀態毫無區別。父親對此千知百曉,然而為了尋找在北京安居樂業的落腳點,只好決定先設法在平政院(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的機構)裡謀一公職。
我們一家在北京城內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個宅院。這個宅院頗大,堂屋、廂房俱全。正房中間夾有一個大廳,兩邊各有二室,因而作為全家的起居室。廂房是東、西各三間,西面三間是書庫、書齋和會客室;東面三間是傭人室、麻將室和食堂。傭人中有看門的、廚子、車伕、奶媽、女僕等十多個,他們在院內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棲身。我們一家的生活狀況,當時在北京屬中產階級的一般生活水平,並非特別奢侈。那時物價低廉,每月給傭人的工錢除了奶媽最高為四元外,其餘的都是二元左右。總之,據說若有二百元,就足夠維持我們全家一個月的生活了。可是,當時父親的薪金總是推遲發放,最甚之時半年內僅發一次。因而我們實際上是靠一點一點地典當家產度日。
那時,父親才二十多歲,非常年輕,生來就是一個耿直單純、不愛拐彎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說是車伕要求的車費超過了當初的約定,於是真的動了氣,與車伕大吵大鬧了一場。那時,在我孩提的心裡,曾這樣想過:別吵啦!多給一兩個銅板不就完了嗎?當時的官署是十分腐敗無能的機構,若是在官署內沒有本族的龐大勢力,或是不拿出相當的賄賂買通各種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級。由於父親的性格與行賄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張元奇也已引退,後臺勢力變得蕩然無存,所以,指望父親在官署中出人頭地,簡直是無稽之談。
父親的教導
父親為了讓我們三個男孩接受文官考試,很早就為我們聘請了家庭教師,不讓我們上小學,對我們施行了嚴格的單獨教育。學習的內容與過去只為進京趕考的科舉考試的內容完全相同。從最初步開始,盡是些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唐詩選、古文選、左傳這樣的書,都是必須死記硬背的。
到四歲,我也與二位兄長一起被按在書桌前坐下,從早到晚,每天勤學苦讀。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厲,若是每天叫背的書背不下來,手就會挨板子打。到了深夜,書背不下來不讓睡覺。記得母親為此常常心疼地勸父親說:「已經晚了,別讓他們背了行不行?」可是,父親還是不肯罷休。甚至本應是休息的星期日,由於父親布置的課程有耽誤的部分,必須補課,因而實際上我們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樣說,我最年幼,可是讀書的份量與二兄毫無兩樣,何況我身體虛弱,可真是歲月難熬。那陣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過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親這種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復一日地持續到我七歲半為止。
我七歲時,不知刮的是哪陣風,父親信了道教。於是,只見他每日往來悟善社,盤腿打坐。看來父親像是對盡職官署感到絕望,經親戚的入教勸說而動了真心。父親生就是個好著迷的性格,熱衷於書法時,立即買來千大堆字貼摹本;迷上了小說時,書庫裡頓時增添了一大批小說。這次也同樣,沒多久就成為道教的虔誠信徒。
後來,父親終於覺察到在這種前途難測的混亂時代裡,強制地對孩子們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無意義了。於是,辭去了漢學教師,給我的長兄聘請了英語、數學家庭教師,責令他為考中學做好準備。至於我,即便什麼也不學,父親也不管不問了。這件事可以說是父親性好著迷的緣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轉變。現在回想起來,若無父親的這次大轉變,我肯定不會作為棋士來到日本的。
父親自從往來悟善社後,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點和晚十點,各盤腿打坐一小時,另外,從那時開始,時常與孩子們一起玩軍棋。官署那裡,即便去上班也無甚要緊的工作,所以父親那陣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裡玩。特別是父親鑽研起軍棋來,並且編排出許多新的玩法。當時他編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載在《北京晨報》的畫報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後來不知不覺中,父親也教孩子們玩起圍棋來了。並且,當父親了解到兄弟當中我學棋最快,便漸漸地著重對我一個人用力施教。
父親首先教我們掌握了圍棋規則,然後將收藏已久的圍棋書翻騰出來,讓我們每天擺棋書中的棋譜。當我覺得圍棋非常有趣的時候,自己便主動地想學棋了。那時,父親騰出更多的時間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地守著,指點我研究棋譜。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我對於圍棋的記性特別好,只要是擺過一次的定式,再複雜也能記住不忘。那陣子,我每天從早上九點起開始擺棋譜,直擺到夜裡十二點左右。由於學棋過於著迷,惹得母親心疼起來,有幾次竟狠心地把棋盤藏了起來。
父親起初既讓我看中國的對局譜,同時還讓我學他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棋譜。後來,又為我訂購了由日本方圓社發行的月刊雜誌《圍棋新報》的合訂本。那書一到手,我便如饑渴地捧住不放了。《圍棋新報》合訂本分為三冊,合計有六百局的對局譜,並附帶有村瀨秀甫的簡單評論。合訂本是相當沉重的書,尤其是第二冊、第三冊最重。因為我每天隻手擎書學擺棋譜,所以,左右兩手支撐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現在仍然是彎曲著的。
然而,父親僅僅是將大量的棋譜給我看,並未像現在的先生那樣熱心細緻地教過我。只是有時他自己先看看棋譜的解釋,然後讓我猜測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學擺日本的棋譜時,將日文的解釋譯成易懂的語言來教我;再就是實戰對局時,除了父親自己作我的對手外,還讓他的棋友也來當我的對手。
也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只要一學起棋來,從來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從學棋開始到第二年我九歲時,便可與父親勢均力敵地平擺了。父親的棋並不那麼高超,可能比過去的業餘初段還稍微弱些。
到我十歲時,父親為了讓我們見見世面,開始帶我們兄弟三人到當時北京唯一的「棋會所」「海豐軒」去下棋。其實那裡與日本的「棋會所」不同,表面上是個小吃店,店的裡面才是個下棋的場所。當時北京的圍棋迷們雲集那裡,並時常下賭博棋。客人從賭金中抽出一成作為入席費付與店家。父親好像也是那裡的常客之一。另外,當時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顧水如、汗雲峰、劉隸懷等常常出入於此,父親請他們與我弈棋,記得首次對局好像是讓五子左右,不過當時的勝敗都已忘記。
順便一提,中國的棋盤與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製作,比日本的稍微大一點兒,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狀像是將一個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像成一個小饅頭的樣子。因此,說起下棋時的「投子」,實際上是將棋子擺於盤上,或是將棋子推放到某一點上,並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盤時能發出「啪」、「啪」的那種愜意的聲音。另外,中國最上等的棋子是雲南石,棋盒屬紫檀木的最為珍貴。
父親之死
一九二五年,父親不幸患了開放性肺結核病,由於病情急劇惡化、吐血不止,兩個月後便成為不歸之人了。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我當時只有十一歲。
父親臨終的前幾天,將我們三個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將遺物分贈給我們──給長子浣以習字用的拓本;給次子炎以小說;給三子我以圍棋棋譜。這些都是父親遺言的代替物。特別是習字的拓本與小說,全都是父親生前非常喜愛的東西,曾經滿滿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後來,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學家,我躋身棋士。所以,我們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親期待過的道路而篤行進益的。
父親彌留之際,還發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還清楚地記著,母親為了使父親免遭一死,曾經向神乞求並許過願。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因父親剛剛三十三歲,正是年輕有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話,對母親來說日子可太難熬了。於是,母親為了使父親多活幾年,向神乞求並許,願道:「讓三個男孩的壽命各縮減五年,將那十幾年賜給他爹吧!」接著,母親為了請神能「聽」到她的祈禱,向諸神苦苦地哀求過、然而,得到的神諭卻是「前世因緣,無可奈何」。
結果,母親白白地祈禱了許久也未能如願以償。卻說父親死後,母親對神許下的「孩子們的壽命各縮減五年」之約言,又必須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黃紙上寫好「解願書」,由王先生在父親靈前燒掉。王先生是父親的道友,是特為我們主持殯葬儀式的人。據說,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王先生坐上一輛漂亮的馬車,被帶到了另一個世界。膝隴之中,他看見我的父親由一些穿著華麗紙衣的紙入陪伴著站在那裡。那些紙衣和紙人都是和父親的遺體一同火葬了的。據說,父親告訴王先生:「因自身仍處修行之中,所以,於我靈前燒了解願書也無濟於事。」並將解願方法和如何在黃紙上寫文章等事教給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於夢中突然驚醒,提緊了一顆「火棗」。火棗並非現實存在的食物,據道教解釋,吃了它就不會忘事。
王先生起床後,馬上將「父親教他寫的」文章提筆謄寫到黃紙上。他本來是個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寫的文章卻相當出色,簡直就像出自父親之手一樣。我記得是以「祖母、家慈在」這樣作開頭語的。後來,據說是將此託夢書按照夢中「父親指教」的那樣,在灶王爺的神像前燒了。這樣,母親終於得以「解願」。
其實,灶王爺並不是司掌壽命的神,可能是請他向專管壽命的神轉達乞求吧,專管壽命的神是「北鬥星君」。在父親彌留之際,信奉道教的父親的親朋道友們曾聚於香案之前,向北鬥星君祈禱過「延長父親的壽命」。據說,眾人祈禱的結果是得到了這樣的神諭:「將洗臉盆盛滿水,一週之後請看水面!」一週過後,哥哥俯身觀看水面時,說是看見了一匹倒臥著的馬的影子。可是,我也湊近臉盆看了看,卻什麼也沒看見。
段祺瑞大總統
正當我們一家的頭上降臨了「父親病篤」這一厄運之時,段祺瑞和張作霖這些親日的奉天派軍閥與吳佩孚為首的親美英的直隸派軍閥的戰爭,以北京為舞臺反覆不休地展開了。因而每次軍閥開戰,我們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別墅避難,不過,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結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權,段祺瑞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北京才暫時得以風平浪靜。
段祺瑞這位將軍對圍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許北京的圍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館,當時在中國,雖然沒有像日本那樣的以下棋為職業的職業棋士,但有幾位棋士可以說是近乎於半職業的。這些棋士大多以擔當秘書或顧問為名受聘,出入於權貴者的府邸。他們有時也與來客弈棋,有時也接受有錢的棋迷的賞金,以此來謀生。
在段祺瑞將軍公館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當時人稱第一棋士的顧水如。就是這位顧水如,將當時年幼棋高,初有名氣的我介紹給了段祺瑞將軍。從那時起,我每月以學費為名領取一百元的補貼,往來於將軍的公館。那時,我家因父親去世收入全無,對親戚又難有過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變賣家產勉強度日,傭人也大多辭退了,即使是這樣,仍然難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將父親留下的碑貼拓本也拿出變賣。因此,對全家來講,我每月百元的學費補貼,便成為支撐全家生計的主要收入了。
顧水如為何將我介紹給段祺瑞將軍,至今尚且不曉。我想,可能是由於李律閣為我開了尊口。而顧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閣開的賽馬場擔當著顧問的差事。李律閣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稱他為姨父。他很會做買賣,是個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擇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權委以重任,從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廠買進了兩艘軍艦。他還曾在為解決滿秒事變後的塘沽協定時,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過公證,李氏家族曾經為段祺瑞和張作霖等親日派的北洋軍閥提供過相當數量的資金。段祺瑞將軍於一九一八年招待過方圓社的廣瀨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時的資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閣。我這位姨父還是打麻將的名人,有關他的故事我至今難以忘懷。
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來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歸,剛剛進門不久。眾人見姨父滿面春風,喜氣洋洋的,一問才知道昨夜與張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將,整整輸了五十萬元。據姨父說,原來去時就打算好了輸那麼多的,結果輸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預定的金額。只見姨父十分得意地說:「這比贏五十萬元要難得多噗!不簡單吧!」五十萬元相當於現在的數十億日元的巨額,我覺得姨父的話真是氣量太宏大了!我也同眾人一樣被驚得瞠目結舌。日後一問,確實有這麼一筆帳:輸給張作霖的那五十萬元,以位於北京郊外的數萬公頃的廣闊農田「南苑」來作抵代,白白地出讓了。無疑,輸給張作霖的五十萬元,是手法體面的一種賄賂而已。類似這種事情當時在中國到處皆是,司空見慣。
這個包括賽馬場在內的廣闊農田「南苑」於一九四二年被日軍接收去了。被接收時恰巧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閣的家裡親眼看到了這一幕情景。雖說我是偶然在場,但似乎我與此事深深有緣。那一年,我因有關「紅卍會」的宗教事務回國探訪,因而有時也抽空上李律閣家串門。當時我和李律閣及王克敏正在暢談以前邀請日本棋士來的趣事,大家談笑風生,興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軍官魚貫而入,將李律閣叫到二樓上去密談。過了一會,只見李律閣繃著臉從樓上踉蹌下來。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實證明我的直感是對的。
書歸正傳,話說段祺瑞有個習慣,每逢星期日,六點左右便步出內室,與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觀看棋士之間的時局;然後請大家共進早餐。從我家到段將軍的公館,坐人力車也要一小時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須摸著黑爬起來趕路。
段將軍行棋如飛,直感力強,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業餘段級水平。不過,因他自尊心強人一倍,輸棋便惱,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為了盡量不敗他的興致,必須設法讓他贏棋。將軍的下法大體定型,布局時,雙方相互圍空,接近中盤,覺得雙方的圍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對方的陣勢中,只求活小塊便罷。將軍稱這是「花園裡面建小舍」。毫無疑問,對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將軍的寶地上動土。當然,「常勝將軍」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為將軍的對手。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況且誰也沒告訴我不能贏將軍,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講什麼客氣。對局是讓我二子,將軍平時就蠻橫無理,盛氣凌入,所以,對局時也滿不在乎地對我使用無理著,我也毫不旁騖地拼命追殺白棋,顧不上對將軍察言觀色,終於將盤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據說當時旁觀的棋士及隨從們都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於只顧下棋,對此竟毫無察覺,後來,將軍無奈,投棋認輸,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沒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顧水如訓了一通不說,就連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憐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認倒霉,餓著肚子回家。據說,一九一八年岩本熏來華時與將軍對弈,因他也是未滿十七歲的少年,和我一樣地「失敬」,大概事後也被廣瀨先生訓斥了一頓。
從那以後,將軍再也不指名讓我和他下棋了,儘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補貼時,將軍仍然照舊知數發給。我想這一點可真是不錯。
記得戰後我應邀去過臺灣,聽到這樣一個關於段將軍下棋的故事。將軍有個兒子叫段宏業,此人棋術非常高強。某一天,父親吩咐要見他,於是他急忙乘火車長途跋涉趕到北京將軍的公館。將軍見到兒子,二話沒說,先和他下了盤棋。結果兒子毫不客氣地贏了老子,於是將軍惱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沒別的能耐,馬上給我滾回去!」就這樣,兒子是他自己叫來的,他竟不屑一顧地立刻將他哄了回去了。
我就是這樣經常去這位將軍的公館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臺了。因此,我也因此失業,全家不得不再次飽嘗生活的辛酸。幾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來日探訪,我們闊別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當暢談起過去的事情時,記得哥哥曾這樣說過:「段祺瑞在中國,因他鎮壓抗日運動成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惡昭彰,臭名遠揚。不過,他也於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過吳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發揮,結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離家赴日
在北京,有三個很早就建造起來的美麗的公園,即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和南海公園。一時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的一部分曾對遊人開放過。北海公園裡的「漪瀾堂」、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都是設有棋席的館子。北京的棋迷們全喜歡到這兩處館子來以棋會友,聚樂消遣。在那裡,時常有些闊綽富有的棋迷自願提供賞金和獎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參加,為奪賞金而爭高低。
段祺瑞將軍倒臺後,我成為那兩個棋席的常客,並且是連戰連勝,賺了許多賞金和獎品。有一天,《北京晨報》登載了我抱著大批獎品的照片及報導,於是,圍棋神童出現啦!我的名聲大振,頓時傳遍了整個北京城。
那時,我們在大陸也常常聽說臺灣有個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與吳家一起作過鹽商,於後來遷到臺灣去的。林家掌門的弟弟林熊祥來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後,不知何意,非要讓我與日本強手對上幾局不可。他帶著我來到北京的「日本人俱樂部」一試鋒芒。「日本人俱樂部」也想試試這個「神童」到底有多厲害,因而早就預備好了棋盤、棋子,靜等著我的出場。
對局是以我的先手開始的。記得對手是個有職業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於我在布局時上了兩手騙著的當,幾乎要全盤崩潰,不得已陷入苦戰之中。不過,中盤以後,我拼命地吃掉了對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盡心機實現了逆轉,終於獲得了六目的勝利。
這時,觀眾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將「北京有個圍棋天才少年」──我的存在,告訴了瀨越憲作先生。看來,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線。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經營美術商品,與瀨越憲作先生很熟。他熱情地勸我赴日留學。有關徙居日本之事,他作為我們一家的代言人,和瀨越先生之間書信往來多達五十多封,就連在日本的生活保證等細節條件,也由他那個窗口來作決定。他對我們的幫助真是無微不至、不遺餘力,是我們永世難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來北京訪問。那時我第一次被介紹給日本的職業棋士,並和他們下了幾盤棋。結果與岩本熏六段讓三子下了兩局全勝,二子一局輸二目;與小杉丁四段讓二子一局勝。因此,我的實力被大大地證實了。
那時的成績傳報到日本後,有關催我赴日的事便驟然間具體化了。只因我自己還是個孩子,交涉的經過等等一概不得知,詳細的經過也毫不了解。算來,有關我遷徙日本之事,從提起到實現大約花了兩年的時間。
日本方面,對我來日之事最熱心奔走的人是瀨越先生。他踏破鐵鞋,向犬養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倉喜七郎先生等財、政界有錢有勢的後援者周旋遊說。最後的結果是,由日本國內發出指令,委託犬養先生的女婿、駐北京的芳澤公使來全權交涉辦理。於是,芳澤公使便找到當時剛剛從「北京政府的國務次官」寶座上退職不久的楊子安來商談此事。
楊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與書法都十分出色,是個學識淵博的人。但他與吳家並無交往,只是認作我的義父,以便承蒙他照應。在中國,與官府的老人結識,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長輩的關照時而結成義父子關係的例子很多。雖稱為義父,但在戶籍上並無變化,僅僅是以親戚的形式給予關照罷了。這並不像日本的習俗那樣事關重大。
日本方面決定:由大倉財閥的公子當時為日本棋院的副總裁大倉喜七郎男爵來作保,以兩年為限,每月發給我二百元的生活費,並在兩年之內徹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淺。總之,事情終於這樣地談妥了。不過,從楊子安的內心來看,對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極的態度。也可能他對我的身體虛弱,以及對日中關係越發險惡的將來十分擔憂,因而他也曾考慮過讓我作為學者立身於世。因此,楊子安向日方答覆時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體亦非健壯,希望再等兩年,讓他完成了像韶之儀再去。」芳澤公使覺得此話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謂的像韶之儀,是指虛歲十五時舉行的成人儀式。然而,據說瀨越先生誤認為那就是結婚儀式,擔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聽此事。
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執白勝了劉隸懷(棋譜),名副其實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來京遊訪時,讓我二子對奕,結果我大勝。再以黑先連下三局,取得一勝一敗一打掛(即暫停)的成績。當時,四段以上的職業棋士能允許對方先手開局的幾乎沒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決斷。井上五段讓我先手開局之事,可謂伯樂之卓見,後來他自己也常常對此引以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後,稱我有「勝過傳聞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轉告了他的看法。
那個時期,我們全家仍舊繼續依靠變賣東西度日。為了二哥能繼續上學和照顧全家,大哥毅然決定中途退學。當我能執黑迎戰井上五段之事傳開後,便成為促使母親及哥哥決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當時我自己的心情是這樣:因一切都由母親和哥哥來商定,所以我對赴日無任何擔心,只要順從決定便可。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這樣,我們也越來越堅定了東渡的決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決定下來,即刻便收到了瀨越先生發給我的正式邀請書。那封書信我至今在家中鏡框中珍藏著。它以絕妙的言辭,寫出了一篇顯示執筆人的文采與卓識的名文,簡直難以想像是出自於棋士之手。若譯為現代語,文面如下:
謹啟,前幾日,通過山崎氏收到了你的來函,謝謝!我雖未有與你直接見面的機會,但過去從岩本氏那裡聽說你年紀雖幼,但棋力高強。這次,我又看了你與井上氏對弈的三局棋譜,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與時間允許的話,我真想去拜訪貴地,與你親切切磋棋藝。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許,我深感遺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體強健,完成大禮後,到日本留學,從而共同不斷地研究。願你能在不久的將來榮升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冊已寄。到了山崎氏那裡,在你來日之前,若肯為我研究一下,我將感到十分榮幸。你和劉氏下的二局棋譜,加上我妄下雌黃式的評論,己在《棋道》六月號上登載,同時綜述貴國棋界現狀的文章也冒昧登載於上。因此,務必請你諒解!
擱筆之時,謹拜託你向貴國的棋伯諸賢們轉達我的問候。遙祝你身體健康!
瀨越憲作謹具五月十六日
一九二八年,秉承瀨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橋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專程來訪。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際有關瑣碎的事項代替山崎有民先生來磋商,我和橋本宇太郎以黑先弈了兩局,皆以六目和四目獲勝。
這樣,在眾人的盡力相幫之下,根據母親「尋求新天地。開闢新生活」的決斷,我們終於決定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裡啟程東渡。家族之中,暫且由母親和大哥吳浣陪我去日本。
我們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擔保;圍棋修業的安排是讓我作瀨越先生的門生;另外,生活費是以留學費為名,暫由大倉先生以二年為一期限,每月支付給我二百元。因二哥吳炎要繼續上學,決定將他寄託到舅父家去住;三個妹妹也分別寄託到親戚家裡。只等我們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後,便來迎接他們去日本。當時,依楊子安之意,還是說我們此行不過是暫時的二年契約罷了,勸我們過兩年後,毫不客氣地回來即可。母親從來都是老實厚道的性格,最怕幹出頭露面的事情。然而,在關係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針定奪之際,卻變成了一個有斬釘截鐵之決斷力的人。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如此,母親對日本的事情還是兩眼一抹黑,以「棋士」作為一種職業到底如何?在當時誰也鬧不清的情況下,竟放心大膽地將一家的命運都押注到兒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遷徒到日本去謀生,這需要下多麼大的決心才行啊!
記得我的赴日之事決定之時,北京正值靳雲鵬將軍維持治安。這位將軍聽說了我的事後,答應在我東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為餞別。可是,由於他和蔣介石的國民軍反覆交戰,當我們即將動身赴日之際,他正在河南省展開著激烈的戰鬥。靳將軍原來是個大煙鬼,由於戰場上連續三天出現了十萬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顧一切地跑到前線去指揮作戰,不知不覺地將吸大煙的事忘到了腦後了。槍炮聲中,有個多嘴的部下想了起來便問他:「將軍,您不吸煙也行啦?!」沒想到,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將軍突然又犯起了煙癮,痛得他滿地打滾。於是乎,吃了個大敗仗,逃回北京城。結果,本來答應送我的一千元餞行費,後來折了一半降為五百元。不過,雖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筆錢。這錢在赴日之後給我們的生活幫了大忙。另外,據橋本宇太郎說,因為與我下了「試驗棋」,他還得到了靳雲鵬將軍的「謝禮」三百元。那個時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閒度日了。所以,橋本宇太郎追述往事時說,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場。
這樣,渡海赴日的日期決定後,大哥和我便經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麗的夫人學習日語,以便做些準備。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我們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嚮導,從北京去天津,再從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順風地向日本進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