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一、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我現在要有幾點聲明,你記一下,我都記住了,沒寫下來,就擱我腦袋記著來的,本來我想寫的,我不寫了,你知道我寫東西非常費事。你預備好了,我這兩天覺沒睡好,腦筋不太清。
第一個,說我的二伯父是當土匪被殺的,我跟你講過這段故事嗎?他不是被殺的,所謂土匪,就是因為我的二伯父去報仇去,後來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個時候前清的規矩是怎麼樣,說是坐獄,他並沒去坐獄,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爺,替他坐獄了,後來那個人就死在獄裏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獄的,這個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後來就當了地方的保衛團,我們叫保衛團,是保衛團的團總。他去剿匪的時候,打仗陣亡的,他死的時候我還去了。他是陣亡的,打死的,我還看他的傷了,一槍從這打進去,從這出來。他彎著腰,自個拎著槍,那土匪拿槍打過來的。那一仗裏死了三個人,還有另外兩個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張作孚。這是第一個聲明。
第二個聲明,這個我更是要重要聲明,它那上面講呀,不過後來它也講了一點點,講我回到東北,有很多的為難,就說張作相跟我有競爭的意思。沒這個事情,不但沒有,這個地方我還要特別聲明。
我本人起來,並不是我父親幫的,當然我父親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說我是我父親提起來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來的,我跟你簡單說,我的提起來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呢?張作相這個人對我父親啊,比我自己對我父親都好。我看見我父親對他呀,有時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隨便就罵呀。他都已經當師長了,隨便就罵他,他也就是那麼恭恭敬敬在那兒等著。
我講我的歷史了,與別的無關呀。
我在講武堂呀,並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實在是那時候講武堂裏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進去以後也是很努力,因為我這人怕將,將這句話你懂不懂?怕激將,沒進講武堂以前,我父親就說,你算了算了,你別進,你別進,別給我丟臉,你別幹了一半下來,你在講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將,也是實在話。
我年輕的時候身體很不好,進講武堂以後身體才好的,那麼我進了講武堂就很用功,那麼我頭一期頭一個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個月考,我又考個第一,第三個季考的時候,我又考了第一。不過第三個月考的時候,我沒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麼就在學校裏鬧了風頭了,學生就說教官是看我是大帥的少爺啊。
某一天,我們堂上的教育長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誰?他是保皇黨的,不過熙洽這個人很厲害的,他是張作相的人。張作相當團長時候,他就是張作相的團副,我們叫團副,現在叫副團長,當年叫團副,他是從日本回來的。當年那時候團副大多數都是像教練官一樣,訓練軍隊。
這個教育長那天忽然上堂來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給我們調了,調完了就當堂出了四個題,四道題就是和步、馬、炮、工有關的四種題。講武堂是兩堂,我們這個講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個把這四個題給答上來了。那麼教育長就把這個題當堂拿出來給學生看,說我絕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題呀,你看你們誰也沒答對、沒答全呀。
因此,我在講武堂就差不多露頭角了、出名了,就因為這件事情。那麼這件事情就傳到張作相的耳朵裏去了,張作相看見我就講了句話,是我們奉天話:有出息呀!
我那時候年輕,才十九歲,並不顧慮一切,後來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簡單地說,所以沒出講武堂,我就當團長了。那時候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衛隊旅旅長,是我父親的總參議,他有這麼三個職位。那這個衛隊旅旅長,他就沒辭掉,所以他就把這個第2衛隊旅的第2團團長的任命給我了,那時我還沒出學校呢。原來的這個團長,他把他調到旁的當團長去了,就讓我做這個團長。
所以我說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帥,我進講武堂的名義,是因為我是我父親衛隊營的營長,那時候我父親答應我的,你要好好幹,我給你衛隊營營長(做)。那麼我在講武堂當學生,實際上已經是衛隊營長的名義,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調去的軍官。那麼我就當他的團長,實際他那意思就是讓我當他的旅長,我當時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個團長還沒就任,還在學校,他那旅裏頭有什麼事,都讓人來問我。我那時候年輕,你問我,我就答應呀。參謀長出缺了,他把參謀長也調走了,副團長出缺了,你推薦個人吧,我就推薦。
事實他就是預備我當旅長,我自己當時不知道呀,你要問我,我就說唄,旅裏有事就問我。那我出來了,就任團長,就任也沒幾個月,他就讓我給他代理旅長,他有好多缺呀,他讓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給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當了旅長了。我就說是他提拔我。
那以後,中間的我不說了,他當了吉林督軍,他就保我當27師師長。
【編者注】此節是張氏針對某本寫他的書上的不實內容,所作的聲明。熙洽,一八八三─一九五○年,愛新覺羅氏,一九三二年曾出任偽滿洲國財政總長等職。
到我父親死的時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實實在在是因為他,我父親的事情,我可以擔任一部分呀。
那麼在奉天、在那個大的會議場合,我跟你講過這段沒講過?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親死後,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軍人呀、政治呀什麼什麼與會的人,還有地方的人物,大家開很大的大會,奉天那時候還未跟中央接觸呢,開會就是決定誰來做東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領了,那當然應該是張作相。
張作相再三在會場上說,我一講到這,有時候我就想掉眼淚,他講呀,他說大元帥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現在是這樣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繼承他的事業。他那意思,是說我父親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讓我做,我當然就做,那麼現在既然是這樣的遭遇,那絕對讓兒子上來。所以我一說到這裏,我心裏就很難過。
當著眾人的面,他說漢卿,你心裏不要多想,不要,我怎麼樣服從大元帥,我就怎樣服從你。那他是我長官啊,他一直是我長官。但是他也說明白了,他說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幹,我到屋子裏我拎著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們奉天都講感情,所以我很難過呀,他不但沒有爭,整個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來。後來大家都通過了。
我當年是有點為難,為難什麼呢?他們都是我的老前輩了,尤其他是我的長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當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徵求他的意見,那有時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樣,我就得為難了。他們是一種很保守的老人呀,那這個事情是有的,但是沒有爭這個事情,那是沒有的。有顧慮當然是有的,這是一個張作相的問題。
我在東北的家產都扔給日本人了,我給你講過這事兒沒有?你要知道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我在那個時候的錢,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我有五六千萬家產。日本人把我的家產都要還我呀,「九一八」以後要還我呀,他們弄了三列火車把我的東西都送來了,我那畫都很值錢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給我寫封信,說你那東西是我花錢給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車,送到北京正陽門外車站。
他還派來一個人,還寫封信給我。我大火呀,我說你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長官呀,我決不拿我自己東西,要還,你把東三省還國家!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家裏怎麼擺的,你給我照樣擺好,我自己會拿回來。可是你要不給我拿回去呀,我可給你個羞辱,別說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燒了,我就在這燒了,那時候你的臉上就不好看了,你趕快照樣都拿回去。
我的家產怎麼樣呢,大倉跟我家過去有關係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倉照顧的,大倉說你把家產託付給我,我給你管理。我說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敵人。我就是這麼倔強的一個人,因為這個,我的家裏親戚包括父母都罵我說,你這個小子。
我把我那個堂弟槍斃了,他跟日本人勾結.當然抓到證據呀,我沒證據怎麼能槍斃他?日本人給他槍,還給他招兵買馬。他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鄉做的,「九一八」事變了,我雖然不在東北,但我東北還有人呀,把他槍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這個本庄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時候,是他跟我去的,我們倆相當地好。「九一八」事變,本庄繁他把我的私人的東西裝了三列火車給我送走了,寫一封信,送到北平,打發個人給我寫了封信。我火了就因為這封信,他說我打發來的這個人吶,是我很接近的,否則我就不會派他去了。咱倆是私人的關係,你的東西我送還給你了。
我火就火在這兒,我說我是封疆大吏,我將疆土丟掉了,你送還我的東西,你是給我羞醜,我的東西照樣給我拿回去,原來擺在哪兒你給我擺在哪兒。他自個兒想,你看我花六千塊錢吶,用我私人的錢,我個人的錢給你做包裹,給你送來的。我說你呀,我原來怎麼擺的你給我怎麼擺,我自己會拿。你要還我,首先你要還我土地,我的土地你還給我,我是封疆大吏,你這樣是羞辱我。
他說不拿,我跟那個人說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氣啊,你別說到那個時候,你給本庄繁丟臉。我就有點火了,那時候在北京的正陽門外火車站,我說我放火都燒了,我說我給你丟臉,不是要跟你作對,是給你丟臉。
這樣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賣了。所以外頭現在有好多東西,都是他給我拍賣出來的。都是我的東西,還有我私人的畫,最要緊的是我的畫,那些畫差不多有幾千件。那個東西呀,我看過別人有一兩件,我才知道他拍賣了,不過他聲明了,他給我拍賣了。那都是我的家產吶。
我家啊,原來跟日本的大倉有來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變,大倉就出來跟我說,你把你的家財,可以託付給我,我給你代為保管。我說你別客氣,我跟你毫不客氣,(以前)我們是朋友,但今天我們是敵人,我說你願意拿你就拿,沒關係。
【編者注】本庄繁,日本軍人,曾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一九三一年已月起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後自殺。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也是我的部下,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很可憐吶。他本來是我部下,我臨出國的時候,我託付我的部下關照他,那時候他跟我當中校,我本來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說這個人是誰,吳俊升你曉得吧?是吳俊升的兒子,也是我在講武堂的學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來,他就沒有了,他不幹了,不做了。我就心裏很不高興,我就說我的部下,是不是你們對他做啥了,有對不起的事情?他們說,副司令,你得當面問他自己了,我們沒幹啥。
那麼我到漢口的時候,我就讓他來,就想問問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來的。很奇怪,來了我就心裏奇怪,怎麼白天不來晚上來呢?我問他,我說是不是他們對你有什麼?沒有那你怎麼就走了?他不肯說。我就問他為什麼,我說你就說麼,你跟我講麼。他跟我講啊,他說是這樣,日本人把他的財產都還給他了,把他在東北的財產都還給他了,但有一個條件,不能再做中國的事情,不能給中國政府做事情。
我說那好了,我說你今天出去,從今以後我不許你進我的門,我不認識你這個人。你從今以後你不要再上我的門。我也告訴你,你來了我也不見你。你就因為這麼點兒錢,你就不做中國人了?就因為你這麼點兒錢吶?我說我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人。這個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掙)的錢、他的家產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時候,一個銅板都沒有,我說當然了。死的時候十塊錢他都沒有,窮死了,你能想像嗎?
他父親是黑龍江督軍,那時候,在奉天也就像這個時候,要辦一個事情,他捐點兒地,你別說他旁的,就是這個,就是他捐點地,這地就有兩個火車站那麼大。
東北地方大,講地都論畋講,十畝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畝。他家大概有五萬方。
為什麼地方大,為什麼?我就講這個歷史,你才能明白。
我們那時候的大家──就是國家也有相當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爺)、蒙古人,他自己把家裏的地呀,開放賣。本來那個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爺把地劃出一部分,來賣。他拿一半錢,我們政府拿一半錢。那麼他一賣那就是賣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幾個縣吶,一賣就出來兩個三個新縣吶,兩個三個縣治呀。
二、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
我不是謙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詩: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張岳公(張群)他總罵我,說這首詩最沒意思。
如果我這一生重新來過?我九十歲了,還來什麼?明年興許就完蛋了。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麼英雄,泄了氣的英雄了!
現在我自個兒想我自個兒,可以說我失敗。
我年輕時候,做事完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兩次我是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還相當的信任,他是我的秘書長,這個人對我也很負責.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
現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輕時就是驕傲了。怎麼驕傲?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郭松齡倒戈是個很難度過的事情;我父親的死,是我最難度過的。這都是大事,內憂外患,我都給對付了,那我也度過了。後來跟中央的合作,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過了這些難關,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時候蔣先生差不多等於把北方勢力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給我了,管理那麼些個省,我那時候才二十八九歲呀。
所以,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驕傲了,我沒跟人家考慮好了。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裏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
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蔣先生是原諒我了,不原諒我,他不把我槍斃呀?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我是個軍人,我懂得。我也帶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準備好,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還敢說這句話,當你面說,假如國家要用(得)著我,雖然九十歲了,我赴湯蹈火我不推辭!好事我不幹,假設那個事沒人能幹,沒人敢幹,我今天雖然九十了,我還是想。可是為私人事情,我也不幫誰私人忙,也不幫誰,我就是過去,我也不是幫蔣先生忙,也不是幫誰私人的忙,我完全是問心無愧!
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人)說我放了蔣公是為了給蔣夫人一個生日禮物。
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槍決了,我不敢說;要是我部下這樣子,我就把他槍決了。那我對老先生,我要負起責任吶,可以說,大部分的決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現在我講,否則,我不講。本來我是決心至死不說出來這個事情的,西安這事,至死我不說出去的,不是因為面子的事情。你問我,我不能不說。
別人說「擴大會議」的時候,我是幫蔣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張,我認為他那麼做是不對的。
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衝突沒有,旁的沒有衝突。
所以呀,蔣先生的那個秘書,叫汪日章,他說,我從來沒聽見有人敢跟他這樣子吵的!
我跟蔣先生是痛陳吶,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於投降呀。蔣先生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
蔣先生大罵我呀,我跟他這樣吵呀,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後來也很安慰我幾句。
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願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凶,她可是怕我發火,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最近我自己發現一個事兒,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蔣公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
蔣先生這個人,我跟你講,我不願意批評他。蔣先生這個人很頑固,很守舊的,太守舊了!這麼講吧,我擱這麼一句話批評他,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他認為我說的事都是對的,我做的事情就應該是對的,他就剩個派頭。
說實在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時候,我也說這句話,我當時在西安,我也說過這個話,不曉得西安現在還有人在不在,不過最近死了一個人,還有我的處長都在那兒。我當時就說,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你要自己來送。我說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那是個泥菩薩呀,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它有靈,拿(它)我腦袋疼,不能不給他磕頭呀。
到南京,我一樣是請罪,(再)一樣我也是讓他維護權威,既然這樣答應了。
那蔣先生也真是說到做到,當時我沒跟他講,現在我可以說,他後來也真是做到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產黨合作。
這是他親自跟我講的。不是我當時聽到,我絕不說這話。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願意我把這個事情說出來,但這個事情,我現在都可以直截了當說的。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我最佩服他。
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當佩服我,你看周恩來說沒?可以說我們倆一見面,我當時我答應周恩來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保證,那我們共產黨呀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這樣,你能領導,我們更願意。我說我去說服。我自個太自驕了,我說我去說服蔣先生,我可能把他說服了,我負責任,我說我給你保證,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都是這樣,不變。他說好。
我說這樣子,我跟蔣先生去說說,我這方面我負責任,你那說的話可算話,大家說話說了算。那也許我上了他們的當也不一定,這話別這麼講,但是周恩來我們倆說得很確實,他說,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我們立刻執行計劃。不過,他說,他要求兩個條件:一個,把陝北這個地方還給我們留著,讓我們的後方家眷在這兒待著;一個,你不要把我們共產黨給消滅。這是兩個條件,其餘那我們一切都服從中央,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我們當時訂的是這樣計劃。
那麼後來等抗戰時候,我跟蔣先生還請求帶兵呢,蔣先生的秘書長跟我講,他說那就是蔣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當個靈芝啊,當個寶貝,這邊拿著你,那邊也拿著你,怕你跑到那邊去。
那個時候我們想這樣,說好了,閻錫山、東北軍、共產黨都聯合,三方面軍隊這麼擺著,作戰的時候這麼擺著,我們絕對跟你,服從你指揮,跟你作戰、合作,都說好了。
我為什麼跑到閻錫山那兒去呢?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說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出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裏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說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
閻錫山這個傢伙是老謀深算的,他沒有什麼感情,講什麼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說,西安事變,閻錫山拍了一個電報寄給我,電報裏面說叫我殺掉蔣介石。我沒收過這種電報,我不知道,換句話說,我記得沒這事,反正我沒看到。
我那個時候,你知道西安事變以後,那時候我忙得了不得,應付著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幾天晚上沒睡覺,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後來回到洛陽,我就倒頭睡覺了,累得很,太困了。
還有人說閻錫山扯我的後腿,我很生氣,好像本來是大家相同的,後來又怪我不對。這事兒我不知道,那政治這個事是不一定的,他自個要留個地步,不能那麼講,明白嗎?說這話是不懂這個政治。
還有,我告訴你,我還曉得,什麼事都得想揭穿了!
錢大鈞,好是好,但是他繼續做我的參謀長,就不會有西安事變,(則)這個話不能那麼說。晏道剛也不是喜歡不喜歡,錢大鈞也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簡單說,我那個參謀長,就是蔣先生派來的一個間諜一樣,這個晏道剛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老實人,錢大鈞比他油條。
所以蔣先生對晏道剛很氣,他(晏)並沒事前發現我的事情,那事兒他沒留心,他雖然在這兒也不知道,換句話說,他也沒有那麼注意,他沒那麼多心,就說,他是老實人麼。
那特務就淨胡扯淡,正經事兒他也不知道。CC裏做得更糟糕,後來他們那些個玩意兒我都看見了,胡說八道,根本沒那回事情,他報告的事情都沒有那回事情,那報告的什麼玩意兒?根本花那個錢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中央就吃這虧吃大了,所以對各省都沒好感,對哪個省都沒好感的原因,就是他們(特務)在裏頭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實人家並沒那個事兒。
我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東三省,我從來不幹那些事,我做事兒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權給你。我向來這樣做事。
所以人啊,我這個基督徒,你怎麼待人,人也怎麼還你,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你用這法待人,人家開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麼,當然人家也是人。
我現在九十歲,你記住我的話,尤其是年輕人,做事情,我告訴你要緊的兩句話:問心無愧。也許我錯了,但是我會聽。我對你們真心。
張學思抗戰的時候(一九三七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來是黃埔的學生,是蔣先生的學生,黃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這樣,不是談話,那時候我身邊都有特務。那談話也沒談正經事,他談他是共產黨。我看書,他說你不要看那些沒用的書,那不是正經書。那個時候,他很厲害,他說明他是共產黨,他在學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說,國民黨過去是大失敗,他們同學好多是共產黨。他在軍官學校的時候他就是共產黨,他們叫CP(Communist Party)呀還是什麼CY。
他畢業的時候,本來我是把他推薦到胡宗南的軍隊,那麼他是沒去,他沒去,就跑到東北軍去了。他大概上東北軍要搞什麼,後來他在裏頭鼓搗得很厲害,東北軍後來有好多都跑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比如現在那個最厲害的呂正操、萬毅。
張學思後來被害死了,就說他是東北幫的首領,那時候就是這個「四人幫」說他是東北幫,就是因為這個。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歡這個弟弟,你要知道,我從前說過這句話,我寧給好漢牽馬墜瞪,我不給懶漢當祖宗。你懂我這句話?我這個弟弟有骨頭,有骨氣。我那二弟弟我罵他色大膽小。這個傢伙真有骨氣,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氣。
他不但是罵我,我那個三弟,就是他三哥,他倆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歡一個女人,是一個中國一半外國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說那個時候找外國人啊,我母親就非常地氣,我的第四個母親,我父親的第四個太太,生他們兩個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讓他跪下,打我這三弟弟,大打一頓。我的四弟弟在那塊兒看,等兩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罵我這四弟弟,說你沒手足之情,媽媽那麼打我,你就不說一句?你不講情呵,你連一句話都沒講,那麼打我呀,你在旁邊一句話都不講。他說我不講話更好,怎麼的呢?我要講的話,我就讓她再打你。
這個骨氣的傢伙,本來我預備讓他在海軍、在東北做,他很喜歡海軍,他浮水浮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