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有時我們不知適時收手以致壞事,有時我們太過熱切求新因而鄙視老舊,有時我們讓知識先於智慧,讓科學先於藝術,讓聰明先於常識,有時我們把病人當作病歷,使病人忍受治療比忍受疾病本身更為痛苦,主啊,請拯救我們,讓我們免於這些錯誤。
──羅伯特赫欽森爵士(Sir Robert Hutchinson, 187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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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這個醫生的祈禱,如果把「病人」換成「選民」的話,同樣可以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祈禱》。因為政治家同樣把人民的性命握在手裡。當他們在戰爭期間統治國家時,特別是如此,但在非戰爭期間,這句話也還是有效。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府領袖人物所做的許多決定,對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之性命具有深遠的影響,甚至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決定他們活著還是死去。赫欽森祈禱文的主旨,在於醫師應該牢記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不要讓疾病更為嚴重,這在一個由於醫療錯誤而引起的疾病如此普遍的時代裡,是很重要的事。
而政治家的職責,是只在可望改善現況的前提下才介入,並且能夠抵擋民眾為行動而行動的大聲要求。俾斯麥著名的評論:「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這句話同樣表達出一種洞察:「在企圖心裡要有謙虛。」對政治家與醫生來說,有無才幹與能力讓他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什麼可以達成、什麼不可能─是關鍵的問題。任何事如果妨礙到這種判斷力,就能造成可觀的傷害。
我成年以來,對於在政治家與醫生、政治與醫學兩者問的關聯性,一直感到著迷。無疑地,我自己同時是醫生又是政治家,這樣的背景給我的興趣提供了動力,也影響了我觀察的角度。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國家元首所患的疾病,對於歷史的發展造成那些影響。這樣的疾病拋出了許多重要的議題:對做決策的影響;疾病潛在的危險性被視為機密而未能公開;換掉生病的元首有其難度,不管是在民主體制還是獨裁國家;以及最有意思的,國家元首的疾病讓他們的醫生扛上了怎樣的責任。他們應該完全只為病人著想,像一般的情形那樣,還是他們也有義務把國家的政治健全納入考量?
世代以來,我的家族有許多成員都是醫生,或者從事跟醫學有關的職業。從事政治的成員也不少,主要是在地方的層級,當中有些試著同時涉足醫界與政界。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醫學與政治在我的人生中扮演兩個自然的伙伴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某些時期太多的政治活動把醫學擠出我的生活之外,但是我對醫學的喜愛從來不曾稍減。即便當我擔任外相一職時,我也還是帶點學究氣息地在官方文件上自稱是一位醫學執業者,好像從某種角度來說我一直把政治生涯看成某種暫時性的狀態。確實,我從來沒把政治當成一種職業。我從一次大選走向另一次大選,從來不確定自己能夠一再連任重新選上,贏得我在普利茅斯(Plymouth)選區高度競爭的國會席位。儘管如此,最後我還是成了這個城市服務最久的國會議員,在任職了二十六年之後,於一九九二年從下議院離開政壇。
我這樣結合著醫學與政治的人生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的。那時我還只是倫敦的聖托馬斯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這間醫院座落在泰晤士河畔,正好跟國會大廈西敏宮(Palate of Westminster)隔岸對望─一位資淺的醫生,就被挑選為國會議員候選人。某種角度來說,是醫學把我帶進政治的。一九五九年還是醫學系學生時,我就加入了工黨,因為我看到聖托馬斯醫院所服務的倫敦南區裡的貧困以及貧窮的居住環境。我們為病人治病,但是他們還是回到一樣潮溼與擁擠的公寓,於是很快他們又回醫院來報到。就在一九六二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之後,黨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工黨在一個相當大的鄉下選區的候選人。那不是一個工黨能選贏的選區。為什麼我會走上這一步,至今我還弄不清楚原因何在。但是我相信這是為了讓自己不至於變成我口中常說的那種「醫學麻瓜」,就是那種只著迷於鑽研醫學的人。我看到許多跟我時代相近的人,一通過醫生資格考試,就完全投入醫學的事務裡,因而妨礙了生活的許多其他面向。他們不再讀報紙新聞,也沒時間聽廣播或看電視。
當一九六四年大選選戰的時間到來,我請了三個星期的無薪假期。我試著爭取到足夠多的選票,保證金才不至被沒收。當我回到醫院,政治又變成次要的事情,而我專注在醫學的工作上。在聖托馬斯醫院我專攻的是神經科,這個科別也牽涉到一點精神治療。這裡的環境充滿著工作的刺激,很快地我就投入了對於腦化學的純粹研究。我在聖托馬斯醫院醫學部的研究伙伴是一位傑出的神經科學家馬爾士登(C D. Marsden),他後來成為倫敦市中心國家神經學與神經外科醫院的神經學教授。我們對腎上腺素對於生理顫抖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發表在《生理學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上,對於周邊的、與顫抖相關的乙型腎上腺素受體的研究發表在《臨床科學》(Clinical Science),以及對情緒變化的底層機轉的研究發表在《神經學裡的帕金森顫抖》(Parkinsonian Tremor in Neurology)。乙型腎上腺素阻斷對於焦慮與甲狀腺毒症病患的手指顫抖以及阿基里斯腱反射時間的影響,則發表在《內分泌學報告》(Acta Endocrinologica)。腎上腺素是由位於腎臟頂端腎上腺體的髓質所分泌出來的一種對維持生命非常重要的荷爾蒙。這種激素讓身體進入「戰鬥,戰鬥,再戰鬥」的狀態。它也對血液循環、肌肉與糖代謝有廣泛的影響。心臟的動作會加快,呼吸的頻率與深度會增加,基本的代謝速率也會升高。由於過敏反應造成的過敏性休克【常見的例子是被蜜蜂或胡蜂螫咬】,可以注射腎上腺素來處裡。心跳停止時也可以使用。
然後,一九六五年夏天,很令我意外地,普利茅斯一位資深的工黨市議員問我,他可不可以提名我參選普利茅斯蘇吞(Plymouth Sutton)的席位,這幾乎是我家鄉的選區。當時一般廣泛相信一九六六年一定會有一次大選,而這會是個勝負差距非常小的席位。事後看來,當他們挑選我成為候選人時,我應該了解到我的選擇很可能會改變我的人生。你們也許很難相信,我當時還沒有了解到我可能就此成為一位國會議員。儘管如此,我做了一個半調子的選擇──我想要有機會在一塊更寬廣的帆布上塗抹揮灑。我也許並非真正做出了選擇政治的最終決定,但是選民或許會幫我選擇政治這條路,對這個可能性我保持開放的態度。即便心態如此,在一九六六年投票日的次日,我發現自己突然成了下議院的議員時,還是感到十分意外。
往後的兩年裡,我來回於西敏橋上,繼續在聖托馬斯醫院的實驗室從事腦化學研究,同時在河的另外一邊參加國會議事。這樣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時忽然宣告結束,因為我被任命為海軍大臣,根據悠久的傳統,王國的大臣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一九七○年,在工黨政府輸掉大選之後,我仍然是國會議員,也兼職從事商業活動,其業務牽涉到以電腦模擬大公司的決策過程;有些是製藥業裡的公司。從一九五五年起,我擔任美國大型健康醫療公司亞培(Abbott Laboratories)的董事。
一九七四年的兩次大選工黨獲勝,醫學與政治再度並駕同行,不過這次模武大不相同,因為我當上衛生大臣,為時兩年半。在那以後再沒有一份工作,不管是一九七七到一九七九年的外交大臣,或者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到一九九○年的社會民主黨黨魁,還是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五年前南斯拉夫國際會議的副主席,給我個人帶來過同樣的滿足感。
整體來說,我當職業醫生有六年的時間,從這令人著迷的工作經驗中我有很多的收獲。所有這些都體現在本書裡,但是有個面向特別重要。我在聖托馬斯醫院時為一些顧問醫師、神經科醫師與精神科醫師工作,他們常常為為數不少的知名政治人物看診,在這種相互信賴的醫病關係裡,我看到了政治生涯的摧折與壓力。我協助治療過一位年長的政治人物,他的問題是酒精成癮;另外一位則有嚴重的沮喪症。我看到他們在何等的壓力下生活,開始好奇壓力在他們的疾病裡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我治療過其他藥物成癮的病人,有的是海洛因,有的是安非他命,也有鎮定劑。全國各個地方都有病人轉診過來,以尋求第二個診療意見,這些病人常常是在罕見的條件下得病,每個個案都提供獨特的深度省察。我在那個時期就變得十分專業,常常開玩笑說我是一位只管轄「頭部以上」的醫生,也就是完全只專注在腦部的問題。即使是為期六個月的強制性外科服務,我擔任的也是眼部外科醫生,這在今天已經不能符合一般外科的駐院要求。如果我一直留在醫界裡,我應該會努力成為神經精神醫療的教授。
在這幾年醫生生涯裡,我終身的興趣開始成形,我關注政府的決策是如何做成的,尤其是在最高層裡。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我像是中了符咒一樣密切觀察,三年後,當越戰爆發時,也是一樣。進入國防部工作之後,一九七二年我寫了一本書談國防決策,以及其缺失、複雜度與危險。
許多人知道的名言:「權力帶來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但是艾克頓在這句話之前有一個請求,相較於評判無權力者,他要大家用更高的標準來評斷那些握有權力的人。他說:「我不能接受你們的標準,你們認為教宗與國王應該跟一般人分開來看待,偏袒地預設他們不會做錯事。如果真要偏袒的話,也要偏坦那些對抗權力擁有者的人。」普立茲獎得主,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寫道:我們比較不常注意到權力會孕育愚昧;發號司令的權力常常阻礙正常思考的能力;權力的施展日增,則其負責程度常常日減。權力整體來說所要負起的責任,是為了國家及其公民的利益,儘可能合理地遂行統治。在這過程裡有個要遵守的義務,就是要掌握周全的訊息,關注訊息,心智與判斷要保持開放,以免中了陰險的魔咒,腦袋逐漸僵化。如果領導者的心智開放,不侷限於維護自身利益,而是能察覺某既定的政策實際上造成損害,還具有足夠的自信來承認這一點,明智地撤回政策,那這就是統治之道的最高境界。
疾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政府施政的過程以及政府首腦的決策,導致他們犯下愚行,使他們變得愚昧、低能或魯莽?成為外交大臣之後,我正好幾個場合上直接地觀察到這些情況;從那以後,我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還有一類領導人讓我感到著迷:他們並未生病,認知能力也運作完好,但是他們發展出一種我漸漸稱之為狂妄症候群的毛病來。狂妄症的行為在政府首腦身上出現的情況,不管是民主政府還是其他,遠比一股所了解的要常見的多。塔克曼對愚行所給出的定義是:
「即使是一個被證明不可行的或者會產生反效果的政策,還是變態地堅持到底。」而狂妄正是構成愚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她接著說:「腦袋僵化是自我蒙蔽的源頭,在政府運作裡扮演可觀而重大的角色。它的成立要素,就是用預先設定的僵固概念來評佔情況,同時又忽略或者排除任何不利於其構想的訊息……拒絕從經驗中擷取教益。」狂妄症的特徵之一,就是無法改變方針,因為這樣就等同承認自己犯下了錯誤。
哲學家羅素曾經寫道:「『真理』這個概念,有賴於不受人類控制的事實才能成立,所以哲學主要都是以此灌輸人類謙卑這個必要的元素。如果把這個能夠抑制傲慢的東西拿掉,人就走上通往某種特定瘋狂的道路──就是權力中毒。」中了傲慢與權力之毒的政治領袖,常常被圈外人形容為「錯亂」、「番顛」、甚至「捉狂」,雖然醫學專業人員不會用這些辭彙來描述他們。許多民主社會,特別是那些從極權君主政體裡轉型出來的,也發展出特定的權力制約與平衡的系統,來保護自己免於選中這類領導者。但是這些機制,我是指內閣、國會與媒體,並不是永遠有效。當專制領導者掌權,沒有民主控制他們,又缺少足夠的內部機制與政變機會來去除這些領導人,那麼這時候你常常什麼辦法也沒有。外界譴責與國際制裁效果十分有限,而外來的軍事干預就算成功也是問題重重。
我有幸在兩位英國首相的內閣裡工作過,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與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兩位都沒有權力中毒的問題,也都高度地適任職位。我跟他們一起分別在一九七○年與一九七九年被選民踢下台。在當時,敗選下台並不好受,但是這是一種十分有益的經驗,它強調了一件事:在民主政治裡,政治人物是人民的僕人,政治權力是借來的,也可以被收回去。
在一九六四到一儿七○年第一次擔任英國首相的期間,威爾遜的健康狀況十分良好,但在一九七○年早期在野期間,他漸漸有了心血管的毛病,使得他不願意繼續從政太久。當他一九七四年再次回到唐寧街十號──多少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卻感到苦惱,因為自己原本如照相般的記憶力開始衰退。再加上陳年不變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不斷重演,他失去了原先的精力與活力了。一九七六年當威爾遜自願下台時,所有人都嚇了一跳。退下政壇短短數年之後,他就出現明顯的阿茲海默症,腦部功能陷入嚴重的、持續性的退化之中。
繼任威爾遜的是卡拉漢,儘管他比威爾遜還年長了幾歲。卡拉漢在一九七二年在野期間做過前列腺切除手術,但是恢復狀況良好,並在一九七四年成為英國外相。他擔任首相期間健康狀況良好,在不得不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打交道的過程裡展現了氣勢與政治手腕。在一九七九年的大選裡他輸給了瑪格麗特.柴契爾(Magaret Thatcher),但是離職之際表現了尊嚴與優雅。他後來成為活的最久的英國前首相;二○○四年夏天我與他做過一次很長的交談,我發現他對人名與事件的記憶令人印象深刻。卡拉漢死於二○○五年,在他九十三歲生日之前不久。
我也曾經能從很近的距離觀察過另外四位英國首相,分別是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柴契爾、約翰.梅傑(John Major)與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我是以自己這四十年涉入醫學與政治的不尋常經驗為背景,來檢視過去世界上政府首腦的疾病,把他們的疾病拿來跟當時的政治事件放在一起,好讓讀者們可以自己判斷這當中有怎樣的關聯。
公共討論政治領袖的疾病,如果是身體方面的,還算是直接了當。但如果是精神方面的,就不全是這麼回事。這是因為當牽涉到精神疾病,一般大眾跟專業人士使用的語言不同,不像關涉到身體疾病時那樣可溝通。而且,媒體與大眾輿論所說的精神疾病,跟醫學專業上願意認定的精神疾病,兩者之間也不是全都對的起來。當媒體與大眾使用像是「發瘋」、「古怪」、「神經病」、「誇大狂」或「狂妄症」這類辭彙──當中有些字眼曾經被用在各式各樣的專制統治者身上,比如希特勒、伊迪.阿敏(Idi Amin)、毛澤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海珊(Saddam Hussein),在另一方面又用在各式各樣的民主政體領導人身上比如老羅斯福、詹森(Lyndon Johnson)、尼克森、柴契爾、布萊爾與小布希──他們所使用的這些辭彙醫學專業人員早就捨棄不用,或者已重新定義,嚴格限定了使用範圍。精神科醫生已經完全不使用發瘋或古怪這樣的字眼,他們只看是否存在定義過的精神失常。神經病的行為已經被限定在特定的人格失序裡,而誇大狂則是限定在對巨大的幻覺裡。通常情況下,政府首長被大眾冠以或多或少不正常時,並不會被醫學專業認為是真的有任何精神疾病。
抑鬱(Depression)跟精神疾病是很常見的事情,並不能據此認為一個人就此失去擔任公職的資格。亞伯拉罕.林肯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病例,我們在其中看見領導者的特質如何透過他的抑鬱被塑造。很少有政府領導者像林肯遭受抑鬱症這樣長的時間,但是他拒絕對這個問題彎腰。從年輕時期他有情緒動盪的問題,多是向下,但也有向上,他甚至寫過一篇談自殺的散文:「當我跟伙伴在一起,我看起來像是享受生命到了貪求的地步,但是當我獨自一人,我時常地被心裡的抑鬱打倒,以至於我連一把切蛋糕的刀子都不敢帶在身上。」一八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散加蒙周刊報》(Sangamo Journal)上刊載丁一首沒有署名的詩(自殺的獨語),許多跡象都指出這是林肯所寫。林肯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在整個南北戰爭期間不管承受怎樣的壓力「他對他國的使命總維持著毫不動搖的信心」。很有可能這個克服或者學習與抑鬱共處的過程,成就了林肯作為美國總統的人格。他經歷過兩次重大的崩潰,他二十來歲時的抑鬱症狀到了三十多歲時更為持久不退,但是一位寫了專書討論這個主題的作者認為並沒證據顯示林肯有躁狂症(Mania),不過他覺得林肯可能有輕度的燥狂(Hypomania),特徵是升高的精力。我們在第一章以羅斯福為例討論輕度躁狂,赫魯雪夫同樣也被診斷為有輕度躁狂,見第四章。當專業者診斷政治領袖患有精神疾病時,民眾常常不甚願意接受,特別是當這些領導人成為民族英雄時。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是一個中肯的例子。(躁鬱症過去被稱為「燥性的鬱症」〔Manic Depression〕。燥症影響約人口中的百分之一,而以抑鬱為主訴的輕微躁症則影響百分之四到五的總人口。其症狀與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注意力缺損症與人格障礙有部分重疊。躁鬱症是幾種對藥物治療反應良好的精神疾病之一。一開始使用鋰鹽,但是現在越來越常用丙戊酸鈉〔Valproate Sodium〕,一種也用來治療癲癇的藥物)。
奧博雷.路易士爵士(Sir Aubrey Lewis),英國最偉大的精神科醫生之一,很多年以前曾經指出,在美國,重複發作的抑鬱跟躁鬱症在診斷上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多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而且成為一般的趨勢。不過七十幾年下來,逐漸地,這個診斷缺口已經被補起來了,現在美國的執業醫生可能甚至比英國的醫生更願意做出躁鬱症的診斷結果。精神分裂是一個總稱,裡面包括了一整組的精神疾病,其核心的為思維、行為與情緒反應的錯亂。一般人常以為精神分裂代表「人格分裂」,但並非如此。要被診斷為罹患躁鬱症,病患的病史必須要有至少一次清楚的躁症發作以及至少一次情感性疾病(Affective Disorder)發作,通常表現為抑鬱症狀,但也可以以焦慮的型式出現。在從前,躁症發作期常常必須非常鮮明,醫生才會做出躁鬱症的診斷,他們之所以不太情願下這種診斷,部分的原因是無藥可醫。但是當鋰鹽被發現可以成功地治療躁鬱症之後,醫生們就比較願意做出這種診斷了。鋰是一種鹼性金屬,由一位瑞典的化學系學生約翰.亞福魏德松(Johan Arfvedson)發現。他用希臘文的「石頭」(Lithos),來命名,因為是在石頭裡發現的。在希臘與羅馬的時代,礦泉水(今天我們知道含有鋰)是一種藥方;一位艾符索斯(Ephesus)的醫生索拉諾斯(Soranus)用礦泉水來治療躁性的精神失常以及憂鬱症(Melancholia)。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與威廉.麥金萊(Wiliam McKinley)在喬治亞州一處名為「鋰泉」的溫泉浴場接受治療,而鋰泉的瓶裝水今天仍在銷售中。澳洲精神科醫生約翰.卡德(John Cade)於一九四九年用鋰炭酸鹽(Lithium Carbonate)治療十位躁症病人,獲得了戲劇性的成效,而這種療效在丹麥人摩根.朱(Mogens Schou)首次進行的雙盲檢測法得到驗證。直到一九七○年代初,鋰才被廣泛接受,成為燥鬱症的治療的選擇。
在診斷躁鬱症的躁症階段時,醫生會看病患是否出現幾種訊號或症狀,這些觀察累加起來就可以確定診斷。對精神科醫生來說燥症的早期稱為輕微躁症,有些人用陷入愛情來比較。那是一種興高采烈的狀態,患者變得精神亢,充滿能量,自信十足。輕微躁症會導向躁鬱症第二型,比躁鬱症第一型的抑鬱與躁症來得溫和,這兩型從前是被合起來當作一種躁鬱症來看的。根據不同的估計,美國有超過一千四百萬人罹患情感性疾病、抑鬱症或者焦慮,而這些人當中超過兩百萬人罹患的可能就是躁鬱症,以便跟只罹患單極精神疾病(Unipolr Disorder)的抑鬱症患者有所區隔。關於躁鬱症目前以經有許多從基因與生物化學角度的研究,但是這種病在生物學的根本機轉仍然不明確。
醫生在診斷躁症階段時,會檢查是否具有下列這些訊號或症狀,加總起來就可以進行確診:
一、升高的精力、活動以及不休息狀態。
二、過度的「嗨」,超乎尋常的好心情。
三、極端容易被惹怒。
四、思緒奔馳,說話非常快速,從一個念頭跳躍列另一個念頭。
五、容易分心,無法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六、只需要很少的睡眠.
七、對自己的能力跟能量有不現實的想法。
八、判斷力薄弱。
九、異於平常的行為持續一段時間。
十、性衝動增加。
十一、有藥物濫用,特別是古柯鹼,酒精與安眠藥。
十二、有挑釁的、侵入性或攻擊性的行為。
十三、否認有任何問題。
十四、大手筆的花錢作樂。
美國最近有三位精神科醫生寫了一篇論文,稱羅斯福與詹森在當總統的期間患有躁鬱症。他們兩人都有憂鬱症,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有人質疑上述的診斷,認為需要更多特定躁症發作的證據。當有人對政治領袖回顧性地做出躁鬱症的診斷時,有趣的地方在於,一般大眾似乎很可以接受他們的英雄們忍受著憂鬱症的襲擊,但是卻不太能接受他們有作為精神疾病的典型症狀躁症的行為。比如說,有人指出過溫斯頓.邱吉爾罹患躁鬱症。沒有人否認他確實常常跌入抑鬱的深深泥沼裡,邱吉爾自己稱這種狀態為他的「黑狗」心情。但是若說邱吉爾有躁症階段,就會遇到可觀的反對。也許一方面是因為大家覺得他從來不曾有過明顯的臨床發作,又或者是因為,即便有過這樣的事,那也還不到病態的程度,大家比較希望把邱吉爾看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形象。羅斯福總統的情況也在部分美國人之間引起了多少與此類似的反應。
人們期待甚至要求他們的領導者是超乎常規的人物,要能展現出更多能量,工作更長的時間,在進行他們的工作時顯現出愉快的心情而且充滿自信──簡短的說,那是一種如果超過特定程度,就會被專業的醫生標定屬於躁症的樣貌。只要領導者們繼續試著達成一般大眾希望他們達成的事情,大眾們並不想要被告知他們的領導者其實精神已經生病了。但是當領導者失去了大眾的支持,情況就變得完全不一樣。這時候民眾們就會使用醫學專業早已淘汰的字眼來描述領導者的精神病態,作為一種表達的手段,來抗議他們的領導者的行為方式。
或許就是在這些點上,事情變得最為有趣,不僅直接關涉到領導者的健康自身,也牽涉到國家健全的層面。社會大眾不只是單純地不予認同政治領袖的行事方式,而是直覺地將之詮釋為領袖精神狀態的轉變。他們認為領袖如此行事,是因為領袖「失去方寸」,變成「不平衡的」、「錯亂的」或「失控了」。即便從他的行為裡還看不出足夠明顯的徵兆,任何精神疾病的專業診斷因此都還談不上,但是大眾卻很確信領導者並不只是單純地做錯事情,而是有了某種精神的問題,不再能做出理性的決策。在這裡,醫學的語言沒有太大的用處。我們不得不用更傳統的辭彙來談這些事,直到我們可能從醫學的角度來解釋為何政治領袖會喪失能力。
這種傳統辭彙之一就是「誇大狂」(Megalomania)。這已經不再是醫學辭典的一部分,但是照我看來,輿論大眾使用這個詞是完全合理的。我本人在一九八七年夏天就被一位記者朋友指控為「表現出誇大狂」。他用這個字眼時,並非單純地認為我所做的事情是錯誤的(我反對社會民主黨跟工黨進行合併),而是認為,我的作為是我的精神狀態所產生的結果;那是在我辭去社民黨黨主席之後,社民黨解散之時,他認為我是在這個時候把自己搞成一個誇大狂的。醫學專業也許不會使用誇大狂這個詞,但這不代表──別人都不應該使用。誇大妄想有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職業風險,發展後表現為狂妄,它被醫學專業當成一個研究的主題也是合理的。
「狂妄」還不是一個醫學名詞。這個詞最基本的意思是在古希臘文化裡開展的,簡單地說是用來描述狂妄的行為,就是一個有權勢的人物整個人被過度的驕傲與自信灌飽了,用傲慢與蔑視的態度對待他人。他靠著權力如此對待他人,似乎從中得到很大的樂趣,但是這類損害他人尊嚴的行為在古希臘是受到嚴重譴責的。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rus)裡有個著名的段落,定義了天生狂妄的性情:「但是當慾望捉住我們,讓我們非理性地朝享樂去,而且在我們裡面稱王作主,這樣的宰制就叫作過度(hubris)。」柏拉圖把這個「慾望的宰制」看作某種非理性的東西,它會讓人透過狂妄的行為做出錯誤的事情。在《修辭學》(Rhetorics)一書裡亞里斯多德提到柏拉圖認定的狂妄裡的慾望元素,並且論證人從狂妄行為中尋求的樂趣是將自己展現為佔上風的優越者。「這就是為何年輕人跟富有者選擇狂妄;因為他們相信,當他們做出狂妄行為時,他們顯現了自己的優越地位。」
但是這個概念是在戲劇裡而不是在哲學裡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以探討狂妄行為的模武、原因與結果。狂妄的人生過程慨略是依照如下所述的路線進行的:一位英雄不畏逆境取得了非比尋常的成功,因此贏得了榮耀與喝采。這個經驗讓他得意忘形,他開始把其他人當成普通的凡人,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屑他們,而且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如此的信心,以至於他開始認為自己什麼事情都辦得到。這種過度的自信使他錯誤地掌握環繞在他身邊的現實,使他犯下錯誤。最終他得到應得的結果,遭到天罰(nemesis),因而被毀滅。Nemesis是復仇女神的名字,在希臘悲劇裡,神明常常安排天罰,因為在狂妄行為裡,作惡者被認為是試著挑戰神明所規定的現實秩序。做出狂妄行為的英雄,尋求跨越框限人類的條件,想像自己是個優越者,並且擁有的能力並非凡人的而更像是神才具有的。但是神明不會容忍這樣的喻越,所以就把他毀掉。這件事的教益是,我們應該慎防權力與成功讓我們得意忘形,使我們膨脹過大,以至於穿不下自己的鞋子。
狂妄的主題讓劇作家感到著迷,無疑因為這個主題提供他們在高度戲劇性的劇情裡檢視人類性格的機會。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就是探索此一主題的作品。但是誰要是研究過政治領袖的歷史,這狂妄生涯的模式一定會讓他立刻覺得心頭一緊。哲學家大衛.庫柏(David E. Cooper)曾經這樣描述狂妄的姿態:「過度地信任自己,對權威採取『去你的吧』的態度,對他人的警告與勸告做預先的排斥,把自己當成模範。」另一位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一位古代雅典的崇尚者,曾經書寫過雅典統治者伯利克里(Pericles)的缺點,說他被「權力的狂妄」所佔據,把他當作負面的對照組來跟雅典的立法者索倫(Solon)作比較。歷史學家伊楊.克爾蕭(Ian Kershaw)為他的兩卷希特勒傳加上恰當的標題:上卷是「狂妄」,下卷是「天罰」。
當我觀察政治領袖時,狂妄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是在於它描述了一種能力的喪失。這種狂妄模式在一些政治領袖的生涯裡非常常見。成功使得他們對自己產生過度的信賴,輕視那些與自己信念不合的建議,有時候甚至任何建議部不放在眼裡,所採取的行動像是要挑戰現實本身。通常隨之而來的就是天罰,雖然有時也有例外。
我想要探索的是,在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狂妄行為,能不能關聯到某些特定人格類型之上,而其實是這些類型預先決定了他們會做出狂妄的行為?以及,這類人格類型是否在這些人身上造成一種傾向,使他們容易進入像政治這樣的生涯?更有趣的問題是,部分不具有這類型人格的政治領袖,會不會僅僅因為他掌握了權力,就造成行為狂妄的結果?換句話說,大權在握的經驗本身能不能帶來心智狀態的改變,然後表現為狂妄的行為?我相信把這件會影響到掌權者的事情稱為狂妄症候群是有意義的。一個症候群會出現在某人身上,這是自然發生的;症候群是許多特徵的集合,不管那是訊號或者症狀,它們集體同時出現的機率是大於個別獨立地出現的。
在典型的情況下,一個政府領袖在位越久,那些可能導致他被診斷為狂妄症候群的諸般行為症狀也會越來越顯著。依我的建議,領導者出現下列這個嘗試性症狀表的三到四種症狀,再考慮進行這類的診斷:
一、自戀的傾向,把世界當作他們可以在其中施展權力與尋求榮耀的場域,而不是當作有許多問題的地方,需要用務實的、非自我中心的方式來處理。
二、天性喜歡採取行動,如果這行動貌似能讓他們正面地曝光,也就是能提升他們的形象。
三、對於自己的形象與呈現有超乎比例的關心。
四、習慣以救世主的口吻談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很容易就意氣昂揚。
五、把自己跟國家等同起來,認為這兩者的形貌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六、傾向用第三人稱來稱呼他們自己,或者使用舊日國王的口氣說話。
七、對自己的判斷有過度的信心,對他人的建議或批評有過度的鄙視。
入、對自己所能達成的事情具有誇張的自信心,接近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
九、相信他們要面對與負責的不是由同僚與公眾輿論所構成的世俗法庭,而認為自己真正要面對的法庭是更偉大的;即歷史或上帝。
十、不可搖撼地相信在那個真正的法庭上他們將會得到勝利。
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容易衝動。
十二、失去與現實的連繫,常常伴隨著日漸惡化的孤立狀態。
十三、傾向於因為他們的「宏觀視野」,特別是他們對自己預計採取的行動路線的道德正確性的堅定信念,而排除對其他面向做考量的必要。比如路線的可行性,成本以及有無可能產生不該有的結果。這就是一個拒絕改變路線的僵化腦袋。
十四、結果成為執行政策的無能,我們可以稱之為狂妄的無能。問題出在領導者恰恰由於過度的自信,因此不覺得需要關心該政策的基本要點,而使整件事情砸鍋。這種對細節的不注意也可以關聯到不愛追根究柢的本性。但這必須跟一般的能力不足區別開來──在後面這種情況裡,即便對所牽涉列的複雜議題進行了必要與仔細的準備工作,但是在決策過程裡仍會犯下了錯誤。
一個人的人格徵候絕大部分都是在十八歲前後顯現出來的,這些徵候會伴隨他們一直到老。狂妄的徵候則不同,它不應該被當成人格徵候,而是只有在政治領袖身上才會顯現出來的東西,只在他們握有權力之時,通常是已經掌權相當的時日之後,才會表現出來,而一旦他們失去了權力,這徵候很可能也會隨之消退。在這個意義上,狂妄既是一個職業病,也是個人的病症。而且,一個領導人在何種環境下站上領導的位置,很明顯地影響到該領導者陷入狂妄症的機率。關鍵性的外在因子看越來是下列這些:在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下取得大權、當時的政治環境對於領導人如何運用個人權威只有微不足道的限制、領導人握有大權的時間長短。
上述這種造成損害的、狂妄的行為被一般大眾直覺地─也許不太準確地─稱之為古怪、不正常與發瘋,不過醫學專業還並不準備將這種行為稱為病態。然而,儘管專業的學科希望對所使用的語言有高度的限定與控制(這很正確),但是這並不排除這些問題同樣的也亟需哲學家們、律師們以及醫學專家來提出。在這本書裡,我並不假裝能夠決定性地回答這些問題。在第七章裡我使用了我二○○七年在英國出版的平裝本著作《狂妄症候群》(The Hubris Syndrome),只在伊拉克戰爭議題上略去一位論證細節。當中許多論證是我二○○六年在《英國皇家醫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的一篇論文裡開始發展的,我希望能引發熱烈討論。
本書回顧二十世紀政府首腦罹患的疾病,準確來說是介於一九○一與二○○七年之間。第一章與第二章考察了上述期間許多政府首腦患病的案例。接下來的五章則涵蓋了特定的個案紀錄;第三章檢視了英國首相艾登爵士在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的疾病;第四章比較了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的豬灣挫敗事件、赫魯雪夫會面、以及次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等三項事件期間的行為,以便連結他在這段時間的健康狀態與接受治療的情形。第五章關注的是伊朗國王巴勒維在他在位最後五年的病情;第六章考察法國總密特朗的案例,他在位十四年,這期間幾乎都受攝護腺癌所苦,當中有十一年大眾全不知情。第七章討論的狂妄行為則與美國小布希總統與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表現有關。最後,在第八章我考慮了社會需要因應的一些防護措施,以面對政府首腦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