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克和西式套裝 都筑道夫
都筑道夫,眧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生於東京,非常熱心研究小說的推理手法。自從創辦「EQMM」的日語版以後,擔任主編達三年半。一九六一年發表了「在貓舌釘釘子」後,他陸續發表很多運用熟練技巧的作品。除了「蛞蝓大雜院捉賊記」等風格手法均很特殊的作品外,也寫評論以及介紹國外的推理小說,在許多方面都極為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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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爸,手裡拿兩件上衣,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加上身上穿的,一共有三件了。」
很自然的話就從我嘴裡溜出來,實在是因為錯覺的關係。從換上和服一直到喝完茶為止,我始終在想這件事,所以當父親和我說話時,我錯以為還在談那件事,嘴裡就溜出來了。父親立刻從電視機前走過來,端端正正坐在火盆的對面。
「上衣怎麼啦?是遇害時穿好幾件上衣嗎?」
「不,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對了,爸有什麼事嗎?」
「我的事一點也不重要。你說一共三件,手裡拿兩件,對嗎?」
昔日的硬派刑警往往最後就變成恍惚的刑警,但父親的順風耳似乎仍舊那麼靈光。在我四個哥哥家裡,孩子像階梯似的,從大到小各種歲數的都有。父親並不討厭這些猴崽子似的孫子,孩子們也不討厭他。可是,父親常到我和妻住的地方來,並不是為了孫子,而是退休刑警想和現職刑警談談話吧!既然已經說溜了嘴,欲罷不能,雖然是很疲倦,也不能不把案情概略的說明一番。
「真的,不是很嚴重的事。在我手裡要處理的那個案子的嫌疑犯說,在地下鐵的月臺上看到一個這樣的人。」
我打開香烟的封條,抽出一根烟請父親用,繼續說:
「案子發生在文京區的本駒込,一個中年寡婦遇害了,被害人的名字叫梶田登喜子,四十九歲。住在獨門獨院的平房裡……」
「我記得是在大白天遇害的吧?」
「是,四天前的下午三點半左右。鰻魚店的伙計送貨發現時是四點十分左右。被害人好像是從裡面一個六榻榻米大的房間,向著玄關那邊四個半榻榻米大的房間爬去時死了。」
「報紙上好像是說用水果刀刺死的……」
「其實,那可以算是菜刀了,刀刃很長,側腹或喉嚨被刺,行兇的手法不太像內行人,死者右手拿著耙子匍倒在地上。」
「耙子?」
「就是廟裡賣的那種耙子,討吉祥用的。」
「東西很大嗎?」
「不很大,不過比廟門口賣的大一些……,大概像打開的搖扇那麼大,中間還有一個假面具,價錢似乎相當貴。在十一月的第二個市集時,到淺草買回來,插在那個六榻榻米大房間的屋樑上。」
「為什麼死時手裡會抓著耙子呢?」
父親疑惑的問,我也不解的說:
「大概是準備拿來做武器吧……。或許是想用它擋開對方的刀。兇案現場非常零亂。」
「有東西失竊嗎?」
「很多哩。被害人在當天下午兩點鐘左右,從附近的銀行提出一百五十萬現金,這筆錢不見了。」
「行兇的動機是為了這些錢嗎?那個鰻魚店的伙計到現場去幹什麼?」
「那是因為被害人在三點二十分左右打電話到鰻魚店,要店員送兩份鰻魚飯去。因為她是常客,而且接電話的老闆認得的確是梶田登喜子本人的聲音。因為不是用餐時間,而伙計又正好出去不在店裡,另外還有一位店員因感冒請假,所以老闆就告訴她說不能馬上送去,必須等一會兒才能送去。對方還回答說沒關係……」
「所以,伙計在四點十分才送飯去?」
「平常他都是從玄關進去,所以他就打開門向著屋裡喊人,可是沒有人應聲。伙計認為不可能沒有人在家,叫了幾聲後,他就擅自打開紙門。」
「結果他卻看到屍體,一定嚇壞了吧!可是,聽你說好像已經找到重要的涉嫌人,對嗎?」
「是的。涉嫌人是死者的外甥,名字叫福地敬吉。已經三十一歲了,還沒有固定的工作,據說以前曾經給被害人帶來金錢上的麻煩。香烟舖的歐巴桑在四點鐘時曾經看到福地敬吉在現場附近攔了一輛計程車離去。福地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被害人家裡,所以香烟舖的歐巴桑才認得他。」
「有行兇動機嗎?」
「據調查,他向高利貸借錢而受流氓恐嚇。福地的老婆說,那一天福地出門時曾說再去求求伯母。」
「她有現金卻不肯借,爭吵又沒結果,氣憤之下殺人,是這樣的過程嗎?」
「那一次出門後就沒有回家了,難怪人家要這樣想。昨晚他到朋友的住處,被我們抓住帶回專案小組。」
「他不會很爽快的就招認吧?看他還說什麼三件上衣的事情。」
「他只承認在現場附近攔了一輛計程車,但他辯駁說他並不是從被害人家裡出來的。本來他是要去伯母家,但是結果並沒有去,三點半以後在地下鐵本駒込站下車……」
「地下鐵本駒站應該是屬於都營六號線,從板橋經過巢鴨、春日町,然後從神保町向大手町的方向去。」
我不禁訝異父親對現今東京都的交通仍如此熟悉。
「是的,福地是住在板橋的大和町。他說在本駒込下了地下鐵,走到伯母家附近,可是想起以前借的錢未還,伯母大概不會再把錢借給他,因此而心情很沉重。他正想轉身回去時,看到一輛計程車來就坐了上去,然後去找住在池袋的朋友。」
「那麼,三件上衣的事是發生在哪裡?」
「是出現在地下鐵的本駒込站。他說在本駒込站下車時大概是三點半左右。我很懷疑他為什麼把時間記得這麼清楚,他說因為他站在月臺點烟時,看到一個男人從剪票口跑下樓梯,停下來擡頭看鐘。」
「這個男人就是三件上衣的人嗎?」
「是的。這個年輕男人在高領的毛衣外面又穿了一件上衣,而右手又抱著兩件上衣。那衣服沒有包裝,也沒有用紙袋提著,福地就覺得奇怪,所以特別注意那個人。」
「換了我大概也會多看他兩眼。」
「這時候,那個男人發現有人看他,也許是要掩飾他的難為情,一面向月臺走去,一面自言自語的說三點四十分大概還來得及。」
「然後呢?」
「所以他堅持自己絕沒有殺死伯母。三點四十分時他還在本駒込站的月臺。慢慢走著攔了一輛計程車。雖然他不知道當時被香烟舖的歐巴桑看到了,可是正如那位歐巴桑說的,應該是接近四點時。所以他堅稱自己不可能殺人,後來他是在池袋朋友家打麻將,打完麻將就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才知道這件事,因為怕受到懷疑而不敢回家。」
「還算有道理呀。」
「可是,據福地的太太說他離家的時間,以及他自己說三點四十分到達本駒込,似乎又太慢了。找到那個時間在本駒込站剪票的站員,拿福地的照片給他看,他不記得是否有這樣一個人經過那裡,更不記得有拿兩件上衣的人,那個時間本來旅客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福地是迫不得已編了那樣的謊言,可是又無法證明自己的行踪,是不是這樣?五郎。」
父親的臉像用舊了的棋子,佈滿縐紋,露出親切的笑容。
2
「如果他要說謊,應該編更高明一點的才對。」
我嘆了一口氣,重新點燃一根烟,說:
「三件上衣真是很怪,實在沒有辦法完全相信他的話。有人會把多餘的兩件衣服就那樣抱在手上,而且又去搭火車嗎?」
「也不能說一定沒有呀!」
父親沒有伸手來接我遞過去的香烟。他打開淺田錠的罐蓋,拿出一粒丟進嘴裡說:
「有一個人買了一把價值昂貴的進口雨傘,下陣雨時捨不得使用,便把傘抱在懷裡拚命跑,在別人眼裡這種人真是太奇怪了。」
「爸,你說的是明治時代的故事吧?」
「不,是二次大戰後的事。那個人是我認識的一個掮客。那把進口傘收起來時就像手杖一樣細,打開來使用後,要再恢復原狀就很困難了。所以他自己也常取笑說,除非是傾盆大雨,否則絕不捨得打開傘。既然有這種事,就不能說一定沒有那手抱三件上衣的事。如果有人問他,或許他會說一件是夾克、一件是西裝,一件是套裝。」
「是夾克西裝套裝嗎?」
父親說話時,常會把古老的名詞和現代用語夾雜使用,讓人聽起來忍不住要笑。
「總之,福地依然堅持。關於和他太太所說的時間不吻合,這一點他解釋說並不是一出門就立刻坐上地下鐵。由於覺得有點餓,就走進一家麵店吃麵,想用店裡的紅色公用電話給伯母打個電話,但猶豫了一下,結果沒有打,在地下鐵旁邊的電話亭也是一樣沒有打成。就是在本駒込站的月臺上,他也是慢條斯理,點著烟站在那裡發呆。可是,麵店的店員和車站的剪票員都不記得看過福地。」
「好像是個非常平凡的人。」
「是啊,他自己也很遺憾的這樣說,平凡的人不容易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那個抱著上衣的男人曾經注意到他,至少他還記得那個人,如果能把那個人找出來,就能證明他不是兇手。所以福地要求我們去尋找那個人,他還說刑警的工作不僅是要尋找有罪的證據,也要尋找對涉嫌人有利的證據。不過,這實在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
「他說得是蠻有理的,但沒有什麼線索。只說那人穿一件高領毛衣外穿一件上衣,手上抱著兩件沒有任何包裝的上衣。」
「如果是裝在洗衣店用的塑膠袋裡,或可以對摺成箱型的西裝袋裡,提在手裡就沒什麼奇怪的。可是他很隨便的抱在手裡,一件是普通的藍色,另一件是粗條紋,身上穿的套頭毛衣是深褐色,外面是帶著紫色的運動上衣,打扮得蠻帥氣的,但他的一雙手好像很髒。福地敬吉連這種小地方都記住了。」
「你這麼在意這件事。福地的嫌疑很重嗎?」
「他的嫌疑確實很大。雖然兇器上並沒有指紋,但他有動機,也有情況證據。如果能找到那一百五十萬圓現款,他就無法抵賴,但那些錢說不定已經在流氓手裡了,何況鈔票上既無記號,也沒有寫下它的號碼。」
「歹徒闖空門的可能性一點兒都沒有嗎?」
「這句話就不像爸爸說的了。被害人以電話叫了兩份鰻魚飯,飯還沒送到就發生兇殺案,而被殺的只有梶田登喜子一個人。」
「對了,我忘了。」父親抓抓頭說:「兇手和被害人應當是很熟悉的,不會使被害人產生戒心的人,既然是在叫了鰻魚飯後不久就遇害,這判斷應該是沒錯。不過,那個叫福地的外甥,大概是很不得伯母喜歡吧!」
「也不見得像他本人說的那麼討厭,再怎麼說總是近親。有一個名叫東野的人說,只要他好好工作,伯母應該會給他很多幫助。東野就是被害人的土地管理人。」
「如果梶田登喜子在還不知福地的來意時,想請福地吃份鰻魚飯,那還算合情合理。可是福地才吃過麵,就是伯母要請他吃,他也應該會推辭吧!」
「那是福地自己說的,是不是真的有吃麵,還沒有人能替他證實呢。」
「嗯,看樣子必須多調查被害人的生前狀況了。你說她四十九歲嗎?」
「是的,她還有田地或店舖,生活是很富裕,但並不是女強人那一類型的人,不過,她很紮實的過著輕鬆的獨居生活。兩個月前還有一個老太婆在幫忙家事,這老太婆走了,她要再找人就不容易了。」
「她和鄰居的來往呢?」
「好像還不錯。常和其他太太們一起學貼花、學三味線,和鄰居太太相處得蠻不錯,沒有人說她的壞話。」
「她的親戚只有福地嗎?」
「不,她去世的丈夫還有個姊姊,以及年輕的外甥女,親戚是很多,只是福地走得比較近。」
「這麼說來,如果福地不是兇手,遺產會落到福地手裡囉!」
「所以,除了眼前的現款外,他還是有動機的。」
「但是,並不是有計劃的謀殺。」
「當然,是某種動機使得兇手一時怒不可遏,把她殺了。如果是個冷面殺手,他不會在鰻魚店伙計隨時會來的情況下殺她的。」
「剛才好像談到一個叫東野的男人?」
「他是被害人的丈夫生前做生意時的店員,大概是三十九歲吧。照爸爸您的說法,東野是個精打細算、很有規矩的人,住在被害人所有的房子裡,算是掌櫃那一類的吧。」
「這個人有不在場證明嗎?」
父親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不禁苦笑道:
「他如果殺了死者,他得不到一點好處。如果那些田地換了主人,他甚至就有失業的危險,即使不會立刻把他從現在住的地方趕走,但他那身體虛弱的太太現在已經在擔心他的職位了。」
「可是,挪用公款,或情急之下糊裡糊塗下手,不是沒有可能吧?」
「雖然是交給他管理,但是並沒有信任到把印鑑或存款簿交到他手裡的程度,而且他有不在場證明。三點半時他在家裡,替他作證的是他太太,在三點四十分左右,東野曾接了一個外面打來的電話,對方已承認這件事。」
「除了香烟店的歐巴桑以外,還有沒有人看到什麼或聽到什麼?」
「從以前的電車路向裡走不遠,有幾處廟宇,是個清靜空寂的地方──雖然在前面的巷道有一些商店。」
「山手線這一邊,人們也開始對鄰居漠不關心了。」
「我們當然還要繼續做查訪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福地敬吉仍然是最可疑的人。可是,那個穿夾克西裝套裝的人,你也耿耿於懷……」
父親雙手交叉在胸前。
「就是因為缺少決定性的證據,更必須如此。」
「如果都能夠輕易找到直接證據,那麼刑警就會是好差事了。但是,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什麼事?」
「那支耙子呀!」
「耙子?」
「就是在廟前賣的那種耙子。你不是說死者手裡拿著一支耙子嗎?」
「是,我是這樣說過……」
我莫名其妙的看著父親。
3
「耙子有很多種類。」父親的口吻顯示他開始急躁了。「從剛才你所說的話裡,我知道概略的情形,有的耙子上面裝飾了福神、寶船或帆,有的沒有什麼裝飾。耙手骨張開的地方叫做帆,裝著飾品的地方叫做付臺。升斗裡面只有福神的叫升福神。在帆上貼滿檜扇,上面又裝飾假面具成財寶箱的就叫檜扇。還有一種叫鬼耙,並不是上面有鬼面具,而是有醜女面具。此外很少有裝飾品。帆的骨數很少,因為像鬼的手,所以叫做鬼耙子,簡稱鬼耙。」
「我想就是那鬼耙了。好像把粗手指張開的樣子,上面只有醜女面具。但這耙子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就像你說的是鬼耙,那麼死者是想用這個來和兇手對抗,那鬼耙真的原來是放在房樑上嗎?」
「東野是這麼說。」
「我記得刊在報上的死者照片,長得蠻好看的……」
「身材很高大,可以算好看。而且她化妝化得很濃,看起來不像是四十九歲的女人。」
「這樣一個漂亮又有錢的女人,難道查不出有什麼感情事件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距她的丈夫去世已經有七、八年,但從來沒聽說她有不軌的行為,在這方面她似乎是個保守的人。」
「要不然就是她保密的功夫太好了。」父親帶著嘲笑的口吻說完後,看一看座鐘。「五郎,你也累了,我們去睡覺吧!」
「不,沒關係。爸,如果您想到什麼事就說給我聽吧。」
父親半閉著眼睛,表情看似快睡著,但是我知道當他以這種表情說出心不在焉的話時,正是他要充分發揮思想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什麼事,只是逐漸覺得福地說的是事實。」父親張開眼睛說:「正如你說的,如果是說謊,謊話編得就太奇怪了,所以我要好好想一想,為什麼那個人手上拿兩件上衣。」
「我也想過了,可是沒有一點線索,實在想不出什麼名堂。」
「不能說完全沒有線索吧,他拿著兩件上衣,還說現在是三點四十分,來得及。是不是這樣說?」
「是的。但是只有這樣啊!」
「這些可以成為調查的線索了。你看福地在看到那個拿上衣的男人時,他就會覺得奇怪而停下來看個仔細,如果換一個感覺遲鈍的人,就不會認為有什麼不對勁,剪票員大概就是這一種人,他每天看著各式各樣帶著大小行李的旅客,所以他一定會視而不見。」
「也許是那樣吧!」
「現在我們說上衣吧,上衣本來是用來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經穿了一件上衣,手裡又拿兩件上衣,那麼他是沒有穿外套吧?」
「那一天好像比較暖和,福地自己就穿了一件毛衣和夾克。」
「現在我們言歸正傳,上衣是用來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經穿了一件,另外兩件是要換的囉,也就是不需要馬上穿。可是他另外又沒有行李,可見不是要去外地旅行,大概是愛打扮的人吧。不過,至少他應該像你說的,放在袋子裡提著走才對呀!」
「不管怎麼想,那個人實在不像是因為愛打扮而隨身帶著兩件上衣。」
「或許他並不是自己要穿,而是帶去給別人穿。如果是從洗衣店或服裝店提領出來,一定要裝在袋子裡的,不可能直接拿在外面,用袋子裝固然是很重要的,但目的並不完全在避免皺摺的產生,我想他可能在趕時間,必須把衣服準時送到某地,這一點比較重要吧!」
「他嘴裡是說可能來得及。」
「問題就在這裡。三點四十分,可能來得及。這句話得好好想一想。你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是編造的呢?還是不知不覺說出心裡的話?」
「我想應該是後者,因為他發現有人盯著他看,為了掩飾尷尬的心情,內心的話就脫口而出。」
「我也認為是如此。他大概作夢也沒想到這句話竟被福地記牢了。他說也許還來得及,那裡不像是終點,或是在那裡換車後到達的時間吧。有約定時間是事實,那時間不是五點或六點,應該是四點到四點半之間,這個判斷應該合乎他說這句話的口氣吧。」
「是有那種感覺,可是不知他是搭往神保町方向的電車,還是去巢鴨的電車,甚至或許他是要從對面樓梯上去,走出剪票口。」
「他絕不可能是要從對面的剪票口出去,不管他要搭乘往哪個方向的電車,一定是要去距離本駒込三十分鐘以內車程的地方。這時還要考慮從地下鐵走出來的時間,這樣就能把他所要到達的地方範圍縮小了,所以我們現在想一想那個有三件上衣的人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爸,這種事能想得出來嗎?」
我的眼睛都瞪圓了。到目前為止,推理雖然是個好方法,但也只知道抱著兩件沒有包裝的上衣,和自言自語所說的話,如果僅靠這兩個線索就能知道此人來自何方,那簡直可以媲美神探福爾摩斯了,要不然就是心靈感應,未卜先知。父親是個經驗豐富的退休刑警,不會不知道這道理。果然父親笑了一下,說:
「當然我們無法詳細的知道他從哪一區哪條街幾號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推測他是不是本駒込站附近的人。」
「爸爸,您認為怎麼樣?」
「我想他不是本駒込站附近的人。據我的判斷,那兩件拿在手中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給等著要穿這衣服的人,我想之所以沒包裝,就是為了到那裡穿的時候方便,但是,把兩件大人的上衣放在手臂上,並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實可以把衣服裝在較大的皮箱裡,當快到目的地時,一面走一面拉開皮箱拉鍊,拿出衣服交給對方,既不浪費時間,攜帶起來又方便。」
「爸爸究竟想要說什麼?」
「我認為兩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車座位上。也就是說那個人是用汽車把上衣帶來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車上,不包裝就是很自然的了。」
「當然是有此可能,但是,他為什麼又要去搭地下鐵呢?」
「一定是汽車不能動了,發生車禍,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較大,或許要想辦法開動,但沒有辦法,只好放棄開車,去搭乘地下鐵。福地不是說他的手很髒嗎?」
「是的,是的。」
我對父親的記憶力,以及精密的思考力訝異極了。
「可是,為什麼不搭乘計程車呢?」
「他在要發動車子時浪費了時間,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下鐵車站附近,坐地下鐵就比等計程車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著上衣去趕地下鐵。從剪票口跑下來,擡頭看看鐘,鬆了一口氣,脫口就說還趕得上,這樣的推測算合理吧。」
「這一點我倒沒想到。這樣的話,那天黃昏,本駒込站附近停放了一輛拋錨的汽車,如果警察有記下車牌號碼,或有人記得,就可以找出那個人了,而福地的不在場證明也可以成立了。」
「會那樣順利嗎?或許是贓車呢?」
「爸,您是說他也有可能是個罪犯?」
我幾乎忘了這一天的奔波疲勞,興奮得把上身往前傾。
4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就直覺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件。」
父親又閉上眼睛,臉上滿佈著皺紋。他在沉思中說:
「兩件上衣沒有包裝,這一點可以推測衣服是給別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其次是為什麼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發生事故,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時間限制就不大合理了,即使是急著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幾點幾分前送到。」
「會不會是表演用的服裝?不是平常的上衣。」
「不錯。的確可以考慮這一點,在後樂園附近有電視的攝影棚,或許有一個演員找不到應該帶來的戲服,於是製作單位管理戲服的急忙在上戲前把服裝送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戲服是屬於重要物品,不可能隨便就丟進車裡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臨時演出的戲裝,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據福地的說詞,好像那是極普通的上衣。」
「這麼說,就更沒有必要從遠處特意送去。」
「此外,有一種情形必須在預定時間內把衣服送到某地的伙伴手裡。那就是穿著有明顯特徵的服裝,在犯罪後才能從容逃走。例如,穿著制服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分,然後進行犯罪。假設兇手是冒充警察或警衛或保鑣。」
「是的,那時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徵。丟掉帽子和上衣,換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達到化裝的目的了,這樣或可解釋那個人為何要拿兩件上衣匆忙趕時間了。」
「這麼一來,兇手有兩個人囉?」
「當然。只是不知道是殺人或是詐欺?或是強盜搶劫……如果是詐欺成強盜的話,他所得到的東西體積一定不大。」
「為什麼呢?」
「如果因汽車故障而改乘地下鐵的推斷是正確的,就應該是這種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髒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樣推斷也是正確的。這個人放棄汽車改乘地下鐵,如果他們得手的東西很大,就不能沒有汽車運送,只是換這上衣化裝一下是不夠的。」
「可是,汽車故障是無法預知的。」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車,便會事先小心保養好,絕不能讓車臨時拋錨。」
「若歹徙是兩個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搶劫,搶的東西體積又不大,這的確有調查的必要。」
「福地是從靠巢鴨的剪票口下來,還是從靠白山的剪票口下來?」
「是……靠巢鴨的剪票口。」
「既然那倆人是向月臺一直走過去,那麼從板橋方面是後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橋方面,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現場。」
「如果在這個範圍內發生了像爸爸所推測的事件,而在本駒込車站附近又有汽車故障,那麼就可以證明福地的不在場證明是真的了。」
「是不是能證明現在還不確定,可是在理論上,福地是不可能殺人了。即使是找到那個拿兩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會承認他說過那樣的話呢?更何況他或許根本不記得他見過福地。」
「不管怎麼說,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確的,對福地將會很有利。」
「但是對你們來說就會很頭痛了,因為調查工作又回到起點了。」
父親扭動了一下嘴角,然後像下定決心似的伸手拿支香煙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機送過去,說:
「我希望能聽一聽爸爸對這方面的意見,如果能夠增加對福地有利的條件,我也會感覺輕鬆些。」
「明天還要繼續去查訪吧?」
「還不知道能問出什麼呢。如果是一時衝動而下手殺人,其動機是潛伏在內心的。即使是平常來往密切的鄰居太太們,也不見得就完全沒有動機。」
「那是當然,不過,那個耙子實在讓我想不通。耙子原本放在屋樑上,而那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就是行兇現場。」
「是的。」
「房間裡頭不會是舖地毯,地毯上放著桌子吧?」
「哦,那原來是和式房間。」
「這麼說,被害人和兇手原來都是坐在榻榻米上,兇器是水果刀或是菜刀?本來是放在哪裡?」
「放在盤子上,是用來削蘋果的,那些削好的蘋果只有死者吃了一片,兇手好像沒有吃。」
「談話時發生爭執,兇手就拿了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傷以後才拿到那個耙子。」
「大概是吧!不過也有可能兩人正談到那間廟的事,就從房樑上拿下耙子。就在她拿著耙子時發生兇殺案,那也是有可能。」
「那個耙子壞了嗎?」
「沒有壞。但是竹柄和醜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若是這樣,我還是認為她在受傷後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來就把耙子拿在手中,當然會用它來抵抗對方的兇器,耙子多多少少會碰壞。」
「也許是的,因為屋樑上也沾了血跡,可能是受傷以後才去拿耙子……但那時雖拿到耙子,卻已經是不能當做武器使用的狀態了。」
「被殺傷以後,如果想找對抗的武器,是不是會站起來伸手去拿屋樑上的東西呢?難道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代替嗎?比方說把盤子扔過去?」
「當然,那裡還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來打對方,爸,你究竟在想什麼?」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是另有含意的。」
「什麼含意……?」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來暗示兇手的身分?」
「什麼?」
「兩個人一起談話,還多叫了一份鰻魚飯要請對方,不管有沒有誠意,至少對方是個無須設防的人,而她竟被一個絲毫不須戒備的人殺了,她一定很生氣,死得太冤枉了。」
「那當然!」
「可是她不能呼救,即使想打求救電話,兇手卻就在眼前,說不定兇手還阻止她求救。也許是頸部割傷發不出聲音,所以拼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兇手是誰。」
「可是,耙子上沒有寫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
「既然沒有任何字,會不會是賣耙子的人?或是製造耙子的人?」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樣,兇手一定不放心,會設法銷毀的。」
「是一起去廟裡的人嗎?據說她是和四、五個鄰居太太一塊兒去的……。」
「那是沒有辦法暗示是四、五個人中的哪一個,我想應該不是一起去廟裡的人。兇手雖然沒有發覺,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個人的名字或特徵。」
「一定要兇手沒有發覺嗎?」
「當然要。死者拿到耙子時,兇手一定還在身邊,死者若是塊頭高大的女人,伸手拿屋樑上的耙子並不困難,但也必須尚存一口氣才能拿到,而兇手一定以為她是拿耙子來自衛。死者拿著耙子準備向玄關爬去,但卻沒有力氣動了,這時兇手急忙從後門逃走。」父親對自己所說的話好像很滿意,邊點頭邊又說:「所以兇手到現在還沒想到梶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來暗示他的。」
「可是,被害人的暗示究竟是什麼呢?」
我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5
「那不過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個醜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
我咬緊嘴唇繼續思考。
「醜女面具又叫多福,而廟的耙子所代表的意義是要把福耙進來。爸,會不會福地就是兇手呢?耙子是不是用來暗示福地的福呢?」
「你是不是還想說因為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說相聲的人一樣說是福血(日語的血與地諧音)嘛!」
「怎麼會呢?」
「當然不會。沾上血與暗示應該是沒有關係,照你的說法只暗示一個福字,我想該不會那樣含糊籠統的。」
「好像剛才說過那東西叫鬼耙。」
「我沒看到那東西,不過從你描述的情形看來,大概是鬼耙吧!」
「這樣說來是和鬼有關係囉。可是,到目前為止,有關的人中,沒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沒有人做和鬼有關的生意。」
「我不認為被害人知道這種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若她要暗示應該和名稱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會是什麼情形呢?」
「被害人四十九歲,大正末年出生,是在東京出生的嗎?」
「據說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這麼說大概是在戰前就和那廟宇有關了,而且關係密切,你想想看,那種人看到耙子會聯想到什麼?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是什麼呢?」
「看到耙子,如果是男人,大概會聯想到吉原。」
「吉原?到目前為止,被害人的親友中還沒有叫吉原的哪。」
「我是說如果是男人,但是現在死者是女人。」
「那麼,女人從那個耙子可以聯想到什麼呢?」
「你還不明白嗎?」
「不明白。我只知道戰後那個廟。」
「現在也是一樣。看到耙子聯想到麥穗做的髮飾,或是那裡特有的食物,如芋頭或山楂片……。」
「芋頭就像嬰兒的頭一樣大,蒸熟後就用竹籤串起來,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餅乾。在我小時候,爸您常買回來給我吃,不過,我並不認為那東西很好吃。」
「有過那樣的事嗎?不過,山楂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那麼,芋頭呢?」
「芋頭和耙子一樣,是那個廟的特產。有人稱它是芋頭,也有人說大頭,好幾種稱呼。可是在東京並不叫芋頭或大頭,通常是說唐或頭,寫的時候就寫『唐之芋』(唐與頭諧音)。」
「唐之芋……東野(唐之與東野諧音),爸,難道兇手是東野嗎?」我忍不住大聲的說。
「我是那樣想,」父親閃閃發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點點頭說:「如果梶田登喜子去拿那支耙子,目的是想暗示誰是兇手……如果我沒猜錯,被害人認為耙子能暗示東野是兇手。」
「可是,爸,由於梶田登喜子的死,東野也會受到損失呢。」
「一時衝動而起殺機時,往往不會想到利害關係,這是突發事件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吧。」
「那是當然。」
「梶田登喜子提了一百五十萬現款,然後和某人準備一起吃鰻魚飯。」
「是的。」
「那個預備和她一起吃鰻魚飯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兇手。東野的家就在現場附近,能夠替他的不在場作證的只有他那身體虛弱的太太。」
「可是他曾在三點四十分時接了一個電話。」
「三點四十分,在時間上足夠他殺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現場附近嗎?」
「也許,殺了人再跑回家還不到三點四十分……」
「東野是得到偶然的幫助,逃走時碰巧沒有被別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電話來,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偶然的情況固然是有可能,可是……」
「東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錢,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應以後就準備了一百五十萬圓。東野來拿錢時,被害人登喜子就預備請他一起吃鰻魚飯。到此為止,一切都還很順利。」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我急忙的問。
可是父親聳聳肩說。
「我怎麼知道呢!我既不是千里眼也不是鐵嘴直斷。」
「爸,您可千萬不要推理到這裡,然後就丟下不管。」
「我不是丟下不管。福地所說的可能是事實,如果有發生我所推論的那種事件的話,福地就是清白的,但是別忘了,到此為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還緊緊抓住耙子,是否為了暗示誰是兇手?這也是推理得來的,一路推理下來的結果,得到了殺梶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東野的結論。到此為止,我對推理出來的情節還蠻有把握的。」
「我也認為很有道理。」
這時候父親卻緩緩搖頭道:
「可是,以後所發生的事就無法推理了。到底什麼事情刺激了東野,使得他拿起水果刀來殺人?除了現場目擊者,誰也無法知道。即使目擊者,說不定也無法了解其中緣故。可能只有東野自己知道了。不過……如果不必負什麼責任的話……倒還可以想像一番……」
「爸,用想像的也可以,如果東野是兇手,他和梶田登喜子是不是有肉體關係?」
「我也是這麼想。一個三十九歲年輕力壯的男人,太太體弱多病,女人雖是四十九歲,但女人四十一枝花是不錯的,登喜子若沒有一點緋色新聞,那就是她用某種方法去解除性慾,而對象就非東野莫屬了,她的土地讓他管理,但主權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體也讓他做適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緊緊抓著領導權。」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東野。爸爸的想法是這樣嗎?」
「嗯,東野可以說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東野心裡想不開的話,會很苦悶而且不滿。」
「就像沼氣一樣儲存累積,即使能勉強的抑制,一旦因摩擦產生小小火花就會引起爆炸。」
「也許被害人一句無心之言而成為導火線。」
「這麼說來,東野的太太可能知道丈夫殺了登喜子。」
「有八分可能,她不會什麼都不知道就替丈夫做偽證。東野太太是個生病的女人,也許會令人感到不便,但突破的防線就在她身上了,然後接下來的是錢,是否極需要那筆錢而拿到……」
父親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夾克西裝套裝時的表情不同,他的臉呈現出極度的憂鬱。所以我決定今天的談話到此告一段落。「我明天會去調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