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回憶錄〉
作者:林克吳旭君徐濤(含自由人註解)
前言
今年年初,我們聽說李志綏出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當時沒有太留意。我們和李志綏共事多年,對他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憑他對毛澤東的極其有限的接觸和瞭解,能寫出多少東西呢?
後來,得知一些西方傳媒對李志綏的這本書大事吹捧和渲染,使我們覺得李志綏「回憶錄」的出現並不簡單,看來在這本書背後大有文章。
我們找來李志綏的「回憶錄」仔細看了,果然如此。
這本書名為李志綏的個人「回憶錄」,但我們很清楚,以李志綏個人的經歷和能力,是絕對寫不出來的。應該說,是一些西方人士直接插手這件事,通過李志綏的口,來說出他們想要說的那些話。他們所看中的,正是李志綏當過毛的保健醫生的這個身份。
李志綏和這本書的其他參與者們以為,這本「回憶錄」一出來,別人就會把書中所寫的都看作真實可靠的事情,他們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都要因此而改寫。這顯然太荒謬可笑了。這本書造假的手段的確很不一般,經過了不少「高手」的精心策劃、編排和捉刀。但在我們這些十分熟悉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全書漏洞百出。李志綏等人忘記了一個起碼的原則:歷史是不能編造的,謊言並不難被戳穿。何況那些參與捉刀的人,遠在海外。對毛澤東周圍的情況實在太隔膜,一編起故事來,總要弄得牛頭不對馬嘴。所以,讓讀者瞭解歷史的真相,對於曾經長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我們來說,是義不容辭的。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對象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如今,這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我們還是應該把它寫出來。只要是抱著客觀和公正的態度的讀者,把那本「回憶錄」和我們的文章細心地對照一下,便不難辨別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我們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受過高等教育的。林克畢業於燕京大學,徐濤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吳旭君畢業於上海國防醫學院。我們早在李志綏之前就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同毛的接觸和瞭解,遠比李志綏要廣泛和深入得多,單憑我們的記憶,差不多就可以判明在李志綏的「回憶錄」裡哪些是假的,而這本「回憶錄」的假東西實在大多了。
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沒有單憑自己的回憶就來寫這兩篇文章,我們還花了許多時間,到中央檔案館查閱大量材料,包括摞起來足有二三米高的毛澤東病歷檔案,找出由李志綏親筆簽名的接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接班記錄、毛澤東臨終前的護理記錄和搶救記錄,還採用了毛澤東的一些手稿。這些證據的權威性,自然不是李志綏書中那些信口胡說所可比擬的。
我們還採訪了汪東興、吳階平、黃樹則、閻明復、孫勇、陶壽淇、王海容、唐聞生等幾十位重要的當事人。書中的有關訪問記錄,都是我們記錄下來後,又經他們本人作過核定。這些是當事人的證言。
這些證據和證言,已經收錄在我們這兩篇文章裡。
我們在文章中所澄清的事實,只是我們所接觸和瞭解到的李志綏「回憶錄」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可說的話,當然不只這些,但我們覺得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們注意到,李志綏的「回憶錄」出版以後,海外輿論很關注我們三個人的態度,對我們一直沒有公開表態有這樣那樣的猜測。讀者們只要看一看這兩篇文章,知道我們為寫這兩篇文章下了多少功夫,就會明白我們的態度了。
多年來我們都發表過一些回憶毛澤東的文章,現在從中選出四篇,作為本書附錄,重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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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請讀者參考
問題七李志綏醫生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共發動林克,吳旭君等一百多人簽名的批判文章,既無說服力,全是雞毛蒜皮,什麼前列腺『屍體保護』之類,而且又暴露出許多內幕,開了自己一個大完笑。最重要角色,張玉鳳拒絕了簽名。
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角色,張玉鳳拒絕了簽名。」毛晚年言語不清,無人能懂毛的語言,唯一只有張玉鳳可以讀毛的唇語,所有毛的「重要指令」必須經由張玉鳳翻譯,張是關卡性的要角,但是「張玉鳳拒絕了簽名」。推測有下述四種可能:
一、中共希望張玉鳳簽名,但是基於國家、民族層次的理由,張玉鳳拒絕簽名。
二、中共希望張玉鳳簽名,但是基於個人遭遇層次的理由,張玉鳳拒絕簽名。
三、中共不希望張玉鳳簽名,沒有找張玉鳳。
四、張玉鳳已故。
自由人沒有任何可循資料,無法判斷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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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李志綏其人其書
李志綏其人
作者:林克
一九九四年,美國的藍登書屋(Random House)和臺灣地區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先後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書名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出版者對這部書做了許多宣傳,甚至用誇張的語調進行吹噓,說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本書問世後,不只毛澤東個人傳記,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關寫作,都將受到重大影響」;「本書以全球第一手資料,披露毛的政治與權謀、性與死亡」。
我一見到這部厚達六百多頁的「回憶錄」時,就大喫一驚。我和李志綏共事近十年,可以說相當熟悉。說實在的,他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非常有限,單獨交談的機會更是少得可憐,他只是一個醫生,怎麼能寫出這樣一部涉及黨內高層領導政治情況的「巨著」呢?怎麼能提供得出「全球第一手資料」呢?
常常有人間我:李志綏在毛澤東身邊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在「回憶錄」中說的那些事究竟可靠不可靠?你對這本書有什麼感想?我想,這些也許是大多數讀過這本「回憶錄」的讀者的共同疑問。
其實,李志綏「回憶錄」涉及的人和事,離現在並不太久。同李志綏共過事並瞭解他底細的人並不少,有關的文獻檔案也都保存著,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李志綏在「回憶錄」的不少地方提到我。作為一個重要的當事人,我深感有責任說出事實的真相,就一些重大的史實問題與李志綏對質。我翻閱了自己當時的日記,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檔案,並就有關問題找當時與我一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同志進行了核實。因我年屆七旬,身體又不好,這項工作斷斷續續,遷延日久。
當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施拉姆教授來華進行學術訪問,我們會面時,我向他談了我對李志綏「回憶錄」的看法,並告訴他:我正在寫一篇反駁的文章,遺憾的是李志綏死了,看不到我的文章了。
的確,我真為失去了對質的對象而遺憾。但是,為了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我還是決定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
第一章李志綏其人
李志綏心裡很明白:如果他不竭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把自己說成是和毛澤東有著特殊親密關係的人,他的話就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他的「回憶錄」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所以,他在這方面下了不少的力氣。歸結起來,大概有三點:
第一,他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第二,他教毛澤東讀英文,見面和閑談的機會很多。毛睡不著覺時就找他談話,他因此成了「毛的清客」。
第三,他深得毛的信任,毛要他讀《參考資料》,做政治研究,給毛寫報告,毛甚至要他當自己的秘書。
這就是李志綏用誇張和虛構來欺騙讀者的三塊招牌。這三塊招牌歸結起來,就是他在「序幕」中帶有總結性的那段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裡我不只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閒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未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李志綏講這些話的時候,難道他不心虛嗎?但他一定要裝出理直氣壯似地這樣講,纔能使一些無法瞭解真實情況的讀者以為這部「回憶錄」裡所講的事情都是真的。
事實上,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人能處於這種地位。即使是最受信任的秘書和警衛,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內「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
我同李志綏相處近十年,他的底細我是比較瞭解的。我將根據自己親眼目睹和親耳所聞的種種事實,對李志綏的真實情況和他同毛澤東的實際關係,作出負責任的說明。
(一)李志綏何時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在毛的身邊工作到底是多少年?
事情開始就是騙局
李志綏在「自序」中說,他是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毛的保健醫生的。在「回憶錄」的另一處,則又自稱做「毛的專任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以後的事。
事情一開始就是編造的。
李志綏歷次親筆填寫的《幹部履歷表》和《黨員登記表》現在都完整地保存著。
關於他擔任毛的保健醫生的時間,在他本人填寫的《黨員登記表》和幹部任免報告表中,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七月」,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們就按六月計算。這個時間,同我和當時在毛身邊工作的徐濤(他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擔任毛的保健醫生,也可以說是李志綏的前任)等人的記憶,是相吻合的。我還問了汪東興,他記憶的時間跟我們也是一致的。
這就證明,李志綏作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正式擔任保健醫生的開始時間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而不是他在「回憶錄」中說的一九五五年四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說的一九五四年,時間相差兩年多或三年多。一九五六年他曾被臨時找去為毛澤東看過病,但不是毛的專職保健醫生。這些都有完整地保存著的毛澤東病歷檔案可以說明。
李志綏把他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這不是記憶的誤差。也不是任期時間的些許誇張,而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的。
因為「回憶錄」中許多重要情節和毛對李的大量「個別談話」,正是寫在這段時間裡:先是李同毛一談即合,成了「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從而做了「毛的清客」;隨後,又隨毛登天安門城樓,去北戴河海濱,到外地出巡;在取得毛的信任之後,毛還要李當他的秘書,「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說起來真可笑: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這三年多時間裡,李志綏根本還沒有做毛的保健醫生,還沒有到毛的身邊,「回憶錄」裡居然編造出那麼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而且描寫得那樣繪聲繪色。這些,都是「回憶錄」作者們(李志綏這本「回憶錄」是由多人參與寫作的,這個問題我將在後面專門說到)精心埋下的重要伏筆。這樣,他們就可以任意編造一些毛只對李一人「徹夜長談」的「內心的話」。
虛張聲勢之筆
李志綏把他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便於對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做文章。
坦率地說,讀這本「回憶錄」,我處處感覺到一種濃烈的政治意圖,是借「回憶錄」的形式來發表政論。在全書中,一個核心論點是把中共八大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澤東同劉少奇、鄧小平矛盾的起點。李志綏說,他跟隨毛澤東到了八大開會的地方,聽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報告,並且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
關於八大本身的問題我放在下面再談,這裡先說一點,就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開會時,李志綏還不是毛的保健醫生,談不上跟隨毛去參加那次會議。當時,我是毛的秘書,毛要我去聽大會的報告和發言,我自始至終就沒有看見過李志綏。
我也向當時還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徐濤和毛的護士長吳旭君核實過,他們也都說,李志綏根本沒有、也不可能陪同毛出席會議並在後臺旁聽。
我還問過毛的機要秘書高智,他十分肯定地告訴我:「我一次也沒有見過李志綏跟毛出席過任何一次中央會議。他沒有資格參加,根本不可能。」
「回憶錄」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毛澤東一九五六年遊三江(珠江、湘江、長江)的情況,寫得活靈活現,讓讀者真以為他是緊隨毛身邊的經歷者。其實,他除了隨心所欲地編造以外,還有些是抄自別人回憶的東西,甚至連別人搞錯了的東西也照抄過來。
所謂負責勘察水情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因阻止毛澤東游長江被撤職,就是一個例子。那是抄自李銀橋回憶錯了的地方。
當年毛的副衛士長、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當時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是一直陪同毛遊三江的兩位主要警衛人員。最近孫勇向我詳細他講了當時的情景。他說:「當時我沒有看到李志綏。說韓慶餘被撤職,不是事實。老韓不但沒有被撤職,而且後來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護毛主席游泳。老韓不久還提升為大隊長,後來又提升為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副師級)。毛主席發火歸發火,但心裡明白大家是對他的安全負責,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談不上撤誰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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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請讀者注意:
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裏沒有說「韓慶餘被撤職」,只說「調離一中隊」。
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裏說「毛又吼道:「你給我滾蛋。」韓倒著退了出去」評〈李志綏回憶錄〉說:「毛主席發火歸發火」二者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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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舉這些事實已經夠了。這本被稱為「回憶錄」的書,從李志綏什麼時候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開始,就是編造的。
我再說一遍:李志綏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五四年。而一九五七年以後,李志綏還有幾次下放。到醫院工作等,離開毛的身邊。所謂「跟隨在毛的身邊為時二十二年」,無非是他用來抬高自己身價的虛張聲勢之筆。
(二)李志綏是否負責教毛澤東學英文?
他有機會經常同毛「徹夜長談」嗎?
誰教毛澤東學英文
凡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很少生病,他也不願意讓醫生看病,這在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徐濤和護士長吳旭君公開發表的回憶文章裡都有記載。毛有什麼必要常把李志綏叫到他那裡去呢?但這樣一來,李志綏這本書就沒法寫下去了,更說不上達到出版者所要求的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了。於是,他就挖空心思地給自己加了一個教毛澤東英文的頭銜。
他在「回憶錄」裡著意地向讀者提示道:「我作為醫生,是所謂『身邊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見到他。特別在他讓我教他英文以後,見面與閑談的機會更多了。」
幫助毛澤東讀英文的到底是誰?是我,而不是他。這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的。我是一九五四年秋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他的秘書的。
我作為秘書第一次和毛面談,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越秀山游泳池畔。他對我說:你當前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和重要動向,篩選文件,隨時向我彙報。毛交給我另一項工作就是教他學英文。他還對我說:「你教我學英語好嗎?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噗!」說罷就放聲大笑起來。
毛第一次見我就要讀英文,問我是否帶著英文讀物。我因為事先有準備,便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人民中國》,選了一篇時事短評,讀了起來。
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幫他學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我離開中南海。
我從李志綏的「回憶錄」裡看到,一九五五年夏李志綏就教起了毛澤東學英文。我真想不到這位在書中還自稱是我的「朋友」的人,竟會幹起了冒名頂替的把戲。他那時是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毛澤東還不認識他,怎會讓他教英文呢?因為是撒謊,一說到具體情況,自然就漏洞百出。
李志綏說,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左右,他在北戴河教毛讀英文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他還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毛晚上睡不著,便找我去閑談」。
不論是他說到的一九五五年還是一九五六年,一直是我在教毛讀英文,這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的;李志綏這時絕對沒有教過毛讀英文,這也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可以證明的。這麼多人都在,他居然能編出這樣荒唐的謊話來,實在叫人喫驚。
再翻翻我的日記:一九五五年,毛是在八月七日纔動身去北戴河的,李志綏怎麼可能在六月中旬左右就在北戴河教起毛澤東學英文呢?
毛每年去北戴河的時間一般是在八月,這是海水溫度最適合游泳的時候,個別年份也有七月去的,但六月份去北戴河是從來沒有過的。自稱為「二十二年來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李志綏,連毛的這個最基本的生活習慣都不清楚!
說教毛學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更無其事。毛那時只是讀些英文新聞稿、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連英文版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還沒有讀。因為當時毛的英文程度讀這些書還有困難,怎麼會一下子就能讀起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來了?這本書的文字要比《矛盾論》艱深許多。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毛纔開始讀《矛盾論》的英文版。
在毛讀過的英文版《矛盾論》目錄的背頁上,毛親筆寫了三行字:「一九五六.五.十初讀」;「一九五九.十.三十一重讀」;「一九六一.十.九」。在最後一頁他又寫了一行字:「Ended at June l8,1956」。在《共產黨宣言》的扉頁上,毛親筆寫了:「Begin at June l8,1956」。在最後一頁親筆寫了「Ended atl956﹒11﹒19」。
這就是說,毛讀《矛盾論》英文版,第一遍是從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開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結束。六月十八日當天緊接著讀起《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十一月十九日結束。
凡是毛讀過的英文版書籍,如《矛盾論》、《共產黨宣言》等,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都用蠅頭行草密密麻麻地作過註解。這些書都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但在中央檔案館恰恰沒有李所說毛讀過的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本書。
李志綏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但他始終說不出在讀什麼,因為他實在不知道毛當時正在讀什麼書。說他每天晚上都陪毛讀英文,這本來就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我倒可以把實際情況說清楚:從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毛在北京就開始同我讀《共產黨宣言》,先讀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邊讀邊議論。序言中談到:「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說,是隨時隨地依現存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的。」毛說:「可惜教條主義者就不懂得這個道理。」毛的議論很多,過去我已經寫過文章介紹,這裡就不重複了。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從北京到北戴河後,繼續同我讀這本書。李志綏對這些當然都一無所知。
「徹員長談」的旨談
毛讀英文的時間,絕大部分是在白天,在晚上學習只是極個別的情況。根據我十多年的經驗都是如此。在北戴河,有很多時候,是毛游泳前後在海濱浴場的休息室裡讀的。
李志綏為什麼連毛讀英文的時間都要胡編?這不難明白,因為如果不把他所說的幫助毛讀英文的時間放在晚上,他的所謂「徹夜長談」不就沒有著落了嗎?所謂毛對他個人所說的許多政治議論,不也就一概沒有著落了嗎?
根據我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體驗,毛對身邊工作人員是非常照顧和體貼的。毛極少在夜間找我,即使夜裡有事要找我,要是過了十點多鐘,他總是要衛士先看一下我的房間的燈熄了沒有(我同毛的住所是前後院,相隔很近),如果我已睡下,就不要叫我,除非有急事。
在毛寫給我的信中,有好幾封談到讀英文的事。這幾封毛的親筆信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現將其中幾封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說:
林克:
請找列寧《做什麼?》、《四月提綱》(一九一七年)兩文給我一閱。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寫道:
林克。
請你找December 8,1959,Vol.II No 49《北京週報》看一下,看Battling with Nature 這一篇文章,將一切我不認識的字查明注出。我準備學習一下。
一九六○年九月《毛澤東選集》第四捲出版,毛澤東在同年十月五日給我寫了一封短信,要讀這一卷的英譯本:
林克同志:
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為盼!
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聲明》發表後,毛澤東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李志綏大吹大擂,說是他教毛澤東學英文,可是他講不出這方面的具體情況,當然更拿不出任何一件像這樣確鑿的證明來。
據護士長吳旭君說,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農村調查期間,李志綏曾偶爾陪毛讀過幾次英文,但同毛讀英文的主要是吳旭君。
事實上,李志綏根本沒有擔任過教毛澤東學英文的任務。至於他借此編出的所謂毛常常同他「徹夜長談」,我可以斷言,這從來就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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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林克特別強調「幫助毛澤東讀英文的人是林克,不是李志綏」假設這是事實,但是以林克為主教毛澤東英文的事實,不能否定毛澤東同時也找李志綏教毛澤東英文的事!沒有規定毛只能向一個人學英文!
李醫生在英語授課的環境中拿到博士學位,校中大部分的教授為美國人,我用的是英文課本,接受的是現代西方訓練。我畢業時有兩張文憑─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州立大學畢業證書。毛澤東找李醫生學英語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受國民政府上海國防醫學院國語教育的吳旭君、沒有出國、沒有受英語教育的吳旭君「但同毛讀英文的主要是吳旭君」(林克語)林克大概是指毛澤東教吳旭君英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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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志綏是否深得毛的信任,毛甚至提出要他當自己的秘書?「全能」的角色
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在毛澤東身邊的「全能」的角色。用這種辦法,使一些人真以為他的那本書有著很大的「權威性」。
他時而是一個醫術高明、觀察精細的保健醫生,時而又是精通外文的毛的英文教員;時而是一個預知一切、洞悉一切(特別是關於國內重大政治問題)的近觀者,時而又是涉世不深、頭腦簡單可以作為閒聊對象的「清客」。
他深得毛的信任,而又心懷貳志,頗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樣子。毛對他不但可以談黨內重大的人事安排,談自己對黨內高層領導人的看法,讓他出席許多重要會議,而且派他去見外國貴賓。
在毛病逝之前,他又成了一位「全能」的「醫療組長」,指揮全國第一流的各科醫療專家進行搶救,而又能穿梭斡旋於各種複雜的政治關係之間,處變不驚,遊刃有餘。甚至連逮捕江青這樣的大事,汪東興都要求教於他。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太離奇了。
就我所知,在毛身邊從來就沒有這樣一位身兼數項要職、「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工作人員。至於李志綏,他當時不僅很少有機會見到毛,而且還害怕見到毛。用毛的護士長吳旭君的話說,「他躲還躲不及,他接近不了主席」。
他每次都是先到衛士那裡瞭解毛這一段時期的身體情況,如果沒有異常情況,總是轉身就走,從不主動到毛的住處去。即使毛生了病,他也總是叫護士長吳旭君陪著他去。關於這一點,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包括我、高智、吳旭君、孫勇、封耀松等等在內,都可以作證。
高智還告訴我:「我們很少見到李志綏,他很少到一組(由毛身邊工作人員組成)來,隔幾天纔來一次。就是來了,也從不主動到主席那裡去。我每天好幾次給主席送文件,從來沒有見到他同主席坐下來談過話。我們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到門診部去看病,有時他來,向他要些藥喫。李志綏這個人和我們都不一樣,從來不隨便說話。外出趕上陪主席散步,他也是離得遠遠的。」
衛士封耀松說:「李志綏見到毛主席就緊張。」
就是這樣一個李志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把自己賣個好價錢,卻能厚著臉皮造出這樣的謊言:毛曾經考慮要他當秘書,汪東興也勸他答應下來,但他沒有同意。「毛要我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為了這些事,我去問了汪東興。汪說:「根本沒有這些事,更談不上勸他接受了。毛主席從沒有要他教英文,當秘書,他也從沒有向我談過。如果毛主席對他有這些要求的話,他必須向我報告,我一定會知道。」汪東興還說:「我看了李志綏的那本書,裡頭充滿了假話。」
至於《參考資料》,在一組,當時能夠訂閱的人,只有汪東興、葉子龍和我。毛從來沒有交給李志綏一個讀《參考資料》的任務。他連一份《參考資料》都沒有,怎麼個讀法?如果說李志綏偶爾也能看到《參考資料》的話,那是他到我那裡走動時,順手翻看一下而已。
從書裡的敘述中也無意中透露出,李志綏連《參考資料》是什麼性質的資料都不清楚。他在「回憶錄」裡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參考資料》上滿是聲 討、批判右派的報導和評論,毛讀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參考資料》刊登的都是外國通訊社,主要是西方通訊社播發的各種電訊稿,以及國外政界要人的講演、時評、政論文章等等,從不刊登國內報刊的消息,更不要說是什麼「批判右派的報導和評論」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一直是這樣。
弄巧成拙
李志綏還根據早已公開的秘密,故弄玄虛,給人造成他曾經與聞中共高層人事變動和重大決策的假象,結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他對中共中央和毛本人政治生活的無知。
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毛從來不跟他們議論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談中央的人事安排和人事變動。這是一條原則。對此,毛是非常嚴格格守的。我同毛澤東的接觸比李志綏要多得多,保守地說,也有幾十倍,況且我還是他的秘書,但毛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談過這一類的事。
李志綏說,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間,毛事先給他看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這完全不符合毛澤東處理這類問題的嚴格規矩。李志綏和參加寫這本「回憶錄」的那些人由於是抄襲和編造的,而又不瞭解真實情況,弄出了許多錯誤。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
第一,搞錯了機構的名稱,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說成「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第二,搞錯了機構的組成情況。李志綏說,毛給他看的名單上,「顧問陶鑄和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王任重、張春橋」。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最初名單上,顧問只有康生一人;沒有設第一副組長;副組長(連同江青)不是三個人,而是四個人,就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公佈這個名單時,始終是如此。陶鑄兼任顧問,江青得到「第一副組長」的頭銜,都是這年八月問纔有的事。
第三,搞錯了名單的醞釀過程。李志綏說,「毛告訴我,這個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原來沒有陶鑄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名單裡最初根本沒有陶鑄,何來毛告訴李志綏說是他加上的這一番話?而且,這個名單也不是林彪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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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回憶錄〉》李志綏其人中說:名單裡最初根本沒有陶鑄,何來毛告訴李志綏說是他加上的這一番話?而且,這個名單也不是林彪提出的。既然林克、吳旭君、徐濤諸君起頭就說「到中央檔案館查閱大量材料」那麼「名單裡最初根本沒有陶鑄」就請說出什麼時候才把陶鑄加入名單?是不是毛澤東的意思?「這個名單也不是林彪提出的」就請說明是誰提出名單。是不是葉群(林彪老婆)提出來的而不好意思說呢?為什麼要讓讀者吊胃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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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綏還說,他看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寫給江青的那封信,「在將信還給辦公廳前就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並稱江青「將信在少數核心領導人中印發流傳」。李志綏這又是想顯示他與聞機密的身份和他公佈這封信的神秘色彩,結果卻再一次露出了編造的破綻。
其實,這封信裡面有批評林彪的內容,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在黨內任何一個範圍內「印發流傳」。毛澤東寫成此信後,只給那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李志綏說「先交給周恩來及康生」,他又編錯了,實際上康生當時沒有看過)。後經毛同意將原信銷毀,銷毀前江青留下了一份抄件。
至於中央決定將這封信印發向全黨傳達,那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以後的事,自然李志綏也會聽到或看到的。
原信銷毀時留下的那份抄件,毛澤東曾經作過校閱,並且作了一些修改。如果李志綏果真在當時早就將原信「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倒是一件重要的文獻稿本了。但只要核對一下,就會發現:他在「回憶錄」中全文發表的這封信,同林彪倒臺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按照毛澤東修改過的抄件向全黨傳達的那封信,一字不差,完全一樣。
這個文件,國內很多很多人都看到過,如今更廣泛地見諸國內多種公開出版物,沒有什麼稀奇。李志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連這樣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虛,幹出騙人的勾當,這也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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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回憶錄〉》李志綏其人中說:「這個文件,國內很多很多人都看到過,如今更廣泛地見諸國內多種公開出版物,沒有什麼稀奇。李志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連這樣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虛,幹出騙人的勾當,這也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這個文件」是指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林克、吳旭君、徐濤說:「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在黨內任何一個範圍內『印發流傳』」自由人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論點。
事實為毛江信「有、也可能在」周恩來和王任重和江青小範圍內流傳。
寫毛江信時,毛、李已經有十年交情,毛交給李醫生看此信,並非不可能,請不要忘記「李志綏仍是毛澤東唯一信任的醫生。
」!!猜想是毛修改過後,再交給李醫生。
林克、吳旭君、徐濤可以做有漏洞的推理,自由人也可以做可能的猜測。現在毛、李俱逝,實在難以對證。
在林彪死亡之前,毛江信禁止流傳,因為此信批評林彪,所以,在林彪死亡之前,李醫生保留該信是要承擔風險的!
在李醫生出版回憶錄時,老早老早已經「中央決定將這封信印發向全黨傳達」,換言之,在出版回憶錄時,李醫生知道毛江信不是秘密。
李醫生只是陳述他曾經冒風險保留的資料。在沒有確證之下,為什麼林克、吳旭君、徐濤要給李醫生扣上帽子?說「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連這樣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虛,幹出騙人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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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李志緩
因為李志綏這本「回憶錄」偽造自己的經歷,抬高自己的身價,在造假中又經常露出馬腳,這就在書中出現了兩個李志綏。一個是無時不在、無所不知的「李志綏」,「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似乎什麼事情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另一個則是保健醫生李志綏,對政治上的事情瞭解不多,自稱「在糊糊塗塗之中渡過」,「完全與世隔絕」,「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遠遠的」,甚至有一段時間「很少見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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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上面的「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遠遠的」其中「客人」是指毛澤東的「女友」,所以李志綏要「避得遠遠的」。
節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如下:
多年來,我一直不願去正視毛和這些女孩子交往背後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遠遠的。我不想知道實情。葉跟我說了不少事,使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再假裝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風流事。
大事(政治)張眼,小事(女友)閉眼,怎麼會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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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李志綏「回憶錄」裡無論如何也消弭不了的一個極大的矛盾。儘管「回憶錄」經過許多「高手」的指點,又有經驗豐富的石文安(Anne F,Thurston)女士的「監督」(supervision),做了大量的手腳和掩蓋,但總沒有處理乾淨,後一個李志綏還是若隱若現地出沒於書中。
李志綏就是一名醫生,他在一組的職務就是為毛澤東做保健工作。我作為毛的秘書,在十多年中,看過的機密電報、文件、內部資料,不下十幾萬件,李志綏根本看不到這些材料。我參加的中央各種會議總有二三十次,而李志綏連參加一次這種會議的資格都沒有。李與毛接觸的機會和時間很少,他能瞭解什麼機密?他能聽到多少毛澤東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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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有沒有資格與是否與會是兩回事。
毛上天安門需要醫生隨行(有照片,賴不掉),毛訪莫斯科需要醫生隨行(有照片,賴不掉),為什麼?
毛參加中央會議就不需要醫生隨行了呢?
李志綏沒有資格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但是,作為毛的醫生,李醫生可以旁聽中央各種會議。
李志綏沒有資格登上天安門,但是,作為毛的醫生,李醫生可以隨行登上天安門。
李志綏沒有資格訪問莫斯科,但是,作為毛的醫生,李醫生可以隨行訪問莫斯科。
沒資格又怎麼樣呢?御醫無阻!
毛澤東自稱為無法無天,毛澤東的行為也是無法無天,只要毛的一句話,什麼「規定」、「資格」、「法律」全都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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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綏吹噓自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裡我不只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閒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未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這些又以何為證呢?李志綏所能提供的東西少得可憐,很引起一些人興趣的就是幾張他與毛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一些是作偽的),其他什麼也拿不出來。
據我所知,凡是毛的身邊工作人員,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汪東興、葉子龍不說了,就說高智、徐業夫、羅光祿和我個人,都有毛澤東寫給我們的親筆信或便條,我就有幾十件。唯獨李志綏這位據說是最受毛信任的、經常與毛「徹夜長談」的。同毛相處時間要數天下第二的人,卻連一件毛寫給他的信或便條都拿不出來。這難道不奇怪嗎?
李志綏本人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出於他們的政治需要,硬把李志綏往政治上扯,通過李的口說了許多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能力十分不相稱的他自己懂也不懂的事情,還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作了種種分析、概括和判斷,不但十分荒唐,而且搞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顯得十分可笑。
下面,我們再看看,「回憶錄」究竟在重大歷史事實上編造了一些什麼謊言。
第二章謊言與事實
李志綏在「回憶錄」的結尾寫道:「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歷史記錄,申訴給公眾,」
有著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前言」中更是畫龍點睛地寫道:「沒有任何一本官方傳記呈現了一幅比李醫生此書更真實的毛畫像。此書是有關毛──或許也是有關歷史上任何一位專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這些話儘管根本不符合事實,倒是把他們所以要出版並且用那麼大力氣來宣傳這本書的真實意圖說明白了。
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李志綏和毛澤東的接觸十分有限,也並不瞭解多少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狀況,要他把這些「深刻入微」地寫出來,除了把一些道聽塗說的東西拼湊起來以外,就只有靠任意編造了。
這自然談不上是什麼「真實的毛畫像」。對書中涉及的事實,如果一一加以駁正,實在是說不勝說。我只能就其中的若干重大問題,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參考現在保存著的文獻記載,說明一些事實真相。
(一)關於中共八大
李志綏這部「回憶錄」的中心內容,是以中共八大為起點、「文化大革命」為終結,來刻意描述被它稱為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中共八大前後毛與劉、鄧等人的所謂嚴重分歧和矛盾,是這部「回憶錄」全部立論的一個重要基點。
是「權力鬥爭」嗎?
為了讓讀者瞭解李志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怎樣胡編亂造的,我不得不佔用一些篇幅把書中的有關部分抄錄如下:
「劉少奇負責講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政治報告。這報告的起草討論須經毛先行過目和修改。後來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告訴我多次──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事先沒有送交毛過目。那時即將擔任新職(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
「毛說:『我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是我仍然是黨的主席啊。召開八大為什麼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說是來不及了。我又沒有離開中國,有什麼道理說來不及,不讓我看一看呢?』」
「我不確知毛究竟批閱過劉的政局報告沒有,但他顯然不喜歡其中強調經濟建設並避開階級鬥爭的論調。我想毛跟我發的牢騷,是他在氣頭上的話。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
「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臺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歧異。『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
這些話簡直都是大方夜譚。
召開八大事先不同毛澤東打招呼,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討論,毛澤東沒有參加,事先連稿子都不給他看。這難道是可能的嗎?
只要稍微懂得一點中國共產黨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全是胡說。
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的大事,作為黨的主席的毛澤東居然會事先不知道,還要別人向他打招呼;大會的政治報告居然會不讓他參加討論,連過目都不讓他過目。自稱與聞中國共產黨最高機密的李志綏,怎麼會說出這麼一大堆違反常識的話呢?
就在「回憶錄」的第一七一頁上又明明這樣寫著:一九五六年毛說:「我這次到北戴河來,中央有些事要解決,下半年要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兩處截然相反的說法,竟然都是通過同一個李志綏的口說出來的,叫讀者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我的日記中記著,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北戴河不久,八月份毛澤東不但認真看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初稿,還看了周恩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初稿。
事實上,確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中共八大,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毛澤東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作結論時宣佈的。從大會的籌備(主要是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到大會的召開,都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
在檔案中記載得很清楚:從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到九月八日,毛澤東分別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會議、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以及少數起草人的會議,專門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前後共達十九次之多。其中,除少數幾次是毛澤東同幾位起草人的談話以外,劉少奇參加了全部會議,鄧小平只有一兩次會議沒有參加。直到八大開幕前幾天──九月六日至八日,毛澤東還連續三天分別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胡喬木研究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問題,最後一次談的是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部分的修改。
從八月上旬直到九月十四日(八大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導並親自修改八大政治報告上。在現存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經過毛澤東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許多重要內容。
在修改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伯達、胡喬木、陸定一等人交換意見十分頻繁,僅毛發出的有關信函就有二十四件,其中大部分是寫給劉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給劉的信中寫道:「此件(指政治報告槁『關於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部分。──林克)已經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政治報告臨近定稿時,毛澤東在九月十一日又寫信給劉少奇說:「你和周總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請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這些修改,請令人將三個本子上的修改處抄在一個本子上,並立即打清樣,付翻譯。」(見書前圖片專輯)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見,雖然沒有對劉的政治報告那樣多,但同樣是認真審閱,並親筆修改。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寫給鄧的信中說:「此件(指鄧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修改稿。──林克)看了一遍,覺得大體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你們酌定。在第二十三頁上批了一點建議修改的意見,請考慮。許多句於太長,不好讀。我在第三十二頁的一段中試增了一些標點,請考慮全文都增加一些標點。」
九月十三日,毛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談到劉、鄧和周恩來的三個報告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麼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不講什麼人,對事不對人。」這三個報告就是在毛的主持下,由這次中央全會通過的。
李志綏的書中所謂毛說八大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云云,究竟是像黎安友所說的「真實」而「深刻入微」,還是純粹造謠?用不著我說,讀者大概都可以自己作出結論。
請讀者注意,凡是關鍵問題、要害問題,「回憶錄」的作者們總是讓毛澤東出來說話,而且往往又只是對李志綏一個人說的。反正毛已作古,死無對證,他們認為可以根據某種需要,想要毛說什麼話就讓他說什麼活。李志綏為什麼要憑空捏造、給自己戴上一個教毛學英文的頭銜,說他可以經常同毛「徹夜長談」,無非就是為編造種種離奇古怪的政治謊言作鋪墊的。
毛澤東不支持八大路線嗎?
至於李志綏所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上面介紹的情況就已可說明這全是瞎說。但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再補充說幾句。
中共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議題,正是毛澤東確定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裡面有這麼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指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林克)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在政治報告裡,有一段經過毛推敲斟酌而引人注目的文字,是這樣寫的:「目前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
八大強調集體領導,提出防止個人崇拜,也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早在八大舉行前五個多月,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毛澤東在審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特意加寫了幾段批評個人崇拜和維護集體領導的文字,例如:「史達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
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中講集體領導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內容,就是遵照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寫的。
毛澤東是不是從中共八大開始,對劉、鄧越來越不滿?不。恰恰相反,正是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增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推舉鄧小平任總書記。七屆七中全會上有一段毛、鄧的話,可以清楚他說明毛當時對鄧小平的看法。
鄧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回過頭來,再看看李志綏書裡所講「『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等等,真不知道他在胡說些什麼。
「回憶錄」還說,「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事實上,那時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的,正是毛澤東自己。
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毛在審閱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把「毛澤東思想」統統改掉,或者刪去,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專門發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在審閱這個通知時,還親筆加寫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這個通知下發的時間,離開正式宣佈召開八大只有三個月,離八大正式召開也只有一年零九個月。
至於設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建議,也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的出發點是為黨和國家的安全著想。對這些問題,李志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不知底裡,妄加評說,硬歸結到了一個他們十分喜愛用的概念,叫做中共「權力鬥爭說」。舉一可以反三。他們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許多嚴重錯誤的結論,根據往往就是這麼來的。
李志綏還說,他陪同毛出席了八大會議,「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政治歧異。」
李志綏甚至借我向他介紹情況之口,說毛對八大各項決議「極為震怒」。這倒真使我「非常驚駭」。我人還在,他居然就能這樣造謠,真不知該說他什麼好了!
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總是很難把話說圓,稍不小心,就會露出漏洞來。李志綏這本書的中文版第四五六頁上有
一句十分醒目的話:「我這時(指一九六六年八月,著重點是我加的。──林克)纔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深為不滿。」不知怎的,李志綏大概是忘記了他前面說過的話,原來他發現毛在八大對劉、鄧「大為震怒」或者「深為不滿」,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時,而不是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開幕之日。這類自相矛盾的紙漏,在編造謊言的人那裡總是會要不斷出現的。
毛間以對警衛工作不滿?
李志綏還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同八大拉扯到一起,給它們塗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塞進所謂「中共權力鬥爭」的私貨。「回憶錄」中的所謂毛對警衛工作惱怒,大發脾氣,就是一例。
「回憶錄」中說:「但毛平息怒氣(指所謂八大時毛對劉、鄧的不滿。──林克)的策略,是先針對敵手的下屬迂迴攻擊,而不是直接剷除真正的目標。」「一九五六年,八大開幕,國慶日後不久,毛便爆發了。」「毛不能明說他真藍生氣的原因──羅、汪兩人過於服從黨組織,凡事都要向劉少奇報告。」「八大後,羅、汪仍照舊前去向黨中央報告毛的起居一切,這使毛大為惱火。」
關於這件事,我也問了孫勇。他是這樣說的:
「八大那個時候,是我們黨及中央領導人之間最團結、最融洽的時候。中央發生分歧是『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批評警衛工作與八大毫無關係。對警衛工作,不僅主席有意見,少奇同志、周總理、陳雲同志也有意見,不滿意。主要是感到警衛森嚴,限制大多,與群眾隔離,脫離了群眾,有時惹得他們生氣。他們有意見也不是從一九五六年纔開始的。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就有意見了。有一次政治局開會,在正式開會之前,大家對警衛工作提出批評,我記得有總理。陳雲同志。我從延安時期,就為中央首長做警衛工作。那時首長經常接觸群眾,在轉戰陝北時還住在老百姓家裡,同群眾沒有隔膜。進城以後,情況變了,社會情況複雜了。我們警衛工作很緊張,限制是多了一點,因為怕出事,目的是要確保首長的安全。這樣,首長就覺得不自由了,與群眾隔離了,脫離群眾了。主席就曾多次批評警衛工作脫離群眾。中央首長對警衛工作有意見,甚至不滿,主要就是這個。李志綏說,毛生氣的真正原因,是羅瑞卿和汪東興把『毛的起居一切』都報告了劉少奇、黨中央,這完全是瞎扯,是絕對沒有的事。李志綏根本不知道情況,在那裡胡說。」
「回憶錄」中關於中共八大的種種謊言,單憑李志綏那點本事,是編不出來那麼多的。「『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這是點睛之筆。這句話我很熟悉,這正是一些西方學者包括像黎安友這樣的人所持的一個重要觀點。他們用這個觀點來解釋和說明中共以後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這次不過是又刻意地藉著李志綏這本書搬用過來,彷彿又找到了這個當時並不在場的所謂「當事人」的「回憶錄」來「作證」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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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依據「實踐檢驗真理」中共的文化大喪命運動實質上是毛澤東鬥垮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過程,不論林克再怎麼說的天花亂墜,自由人不會相信圓「八大」的說辭,自由人仍然取信李志綏醫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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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毛澤東發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動機
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說:毛對八大決議極為震怒,便藉機發動整風,鼓勵民主人士提意見,「向毛自己認為最需要改造的黨內人士(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和政策進攻」。「他萬萬沒有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又「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李的結論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末『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
事實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困間要整風?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一九五七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為什麼要整風呢、是要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
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後,劉少奇感到執政黨脫離工農群眾的問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如果我們不加以注意的話,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他認為,這次整風就是要解決部分黨員在黨執政情況下產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權的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會沙文主義的思想,脫離人民群眾。主觀主義跟命令主義的思想,官僚主義的思想」。劉少奇的這些觀點得到毛澤東的贊同。
後來,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使這次整風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的活動非常繁忙。三月問,他出巡外地,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講話,闡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動員整風。
四月七日,他回到北京,又同劉、周、陳、鄧、彭真等人研究討論整風問題,幾乎每天都要開會,氣氛是和諧融洽的,意見和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幾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整風問題。
毛、劉等希望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是真誠的。一方面是由於有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另一方面也是想由此造成一種生動活潑、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政治空氣。
五月十日,《解放日報》摘要刊登上海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揭露出不少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的問題。毛看後,特地批給劉、周、陳、鄧、彭傳閱,並且寫了這樣兩段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彙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這時已是五月中旬,毛仍然把報紙上反映的各種意見,包括對共產黨提出的尖銳批評意見,看作是「值得過細一看」的,絲毫沒有提到敵我問題。
這一時期,毛澤東是真心真意鼓勵黨外人士提意見,談不上什麼「引蛇出洞」的問題。他認為,黨在群眾中威信很高,整掉脫離群眾的作風以後,威信會更高。
從整風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和五月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分別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兩個座談會總的氣氛是好的,提出了許多尖銳但又是善意的批評。有極少數人藉機發難,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兩個座談會期間,毛多次聽彙報。這極少數人的言論,引起他的警覺,感到事情並不是完全如他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五月中旬,毛在聽取彙報中得知,極少數人在會上提出要「輪流坐莊」,還要搞「海德公園」。他當即表示: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他決定把會上的言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優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
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什麼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抑」。我根本沒有說過這種話。李志綏作為一個醫生,講到病人的病情,他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要了,更不用說一個正派人應有的道德了。毛派我和胡喬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向他彙報,連續了好幾天。
五月,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在這篇文章裡,毛認為:「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五月十六日,毛就如何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
從以上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一、發動全黨整風,是毛,劉、周、朱、陳、鄧等人的一致意見,是中共八大之後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措施,決非像李志綏所說是黨內高層鬥爭的產物。整風的目的,是要解決執政的共產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貫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以便調動黨內黨外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八大路線的精神。李志綏說什麼整風是由於毛對八大路線的「震怒」而引發的政治鬥爭,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不知扯到哪兒去了!
二、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權力鬥爭」。
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毛認為出現了右派分子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的。即便如此,毛從主觀上仍是力圖將少數右派分子同真心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廣大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嚴格區分開來,決非像李志綏所說是將矛頭對準整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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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少數右派分子」?!「決非像李志綏所說是將矛頭對準整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林克、吳旭君、徐濤如何說明鄧小平為幾十萬(可能百萬)「右派」平反?林克、吳旭君、徐濤又如何說明這種為百萬人「恢復名譽」的世界歷史空前絕後之舉?也就是,為什麼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這種為百萬人「恢復名譽」的歷史?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沒有這種為百萬人「恢復名譽」的記錄?事實擺明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就是「是將矛頭對準整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否則為什麼會出現十年的知識教育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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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右派鬥爭以後,毛從理論上重新考慮國內的主要矛盾問題。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誇大了階級鬥爭,對國內主要矛盾作出錯誤的判斷,從而改變了八大路線,改變了直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他還一再強調的「現在處於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個觀點,成為後來毛的一系列政治失誤乃至犯嚴重錯誤的理論根源。
是「政治圈套」嗎?
由於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過於嚴重,使得反右派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傷害了黨內黨外一大批好人,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痛苦,這是毛澤東的錯誤。
但是,這場鬥爭的出現及其不幸的結局,都超出了毛澤東預先的估計和部署。李志綏把這些情況都說成是毛在事先有計劃、有步驟搞的一個「政治圈套」,甚至追究到所謂中共八大開始出現的毛與劉、鄧的「矛盾」,甚至說毛預先就說出會有幾十萬右派。這就完全違反了事實。
「回憶錄」中引述了毛在七月初對李關於反右派問題的一大段談話。不明真相的讀者很可能認為真有這麼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全是假的。作為李志綏聽到毛講這段話的主要根據,就是他所說的一九五七年七月這次南行的行程,而這是胡編的。
「回憶錄」是這樣寫的:「專列的駛停,仍以毛的作息時間為轉移。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這次南行,一中隊只出來十來個人,警衛處只派了一個人,其餘就是秘書、衛士和我了。」「一路上談話,講的都是反右派問題,毛不像在北京時的消沉,顯得精神高昂,語言有力。毛在那期間跟我說的許多話,直至今日,猶仍在我耳邊迴響。」「我們先去山東濟南,然後到上海。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開的。他要全國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領導,他策劃的反右派運動已正式展開。」「我們旋即離開上海,到以西湖馳名的杭州。」毛在杭州作了一次講話,幾天後便乘專列到了南京。從南京乘飛機到濟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禮堂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毛的講話內容仍是反擊右派,與一路所講的相同」。然後到青島。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毛澤東這次外出,是七月一日從北京乘飛機當天直達杭州的(上午五時五十五分起飛,九時半到杭州),而不是乘專列。檔案記載和我的日記是一致的。可見,李志綏說「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云云,純屬子虛烏有。
這次毛根本沒有到濟南(他是七月十二日由南京乘飛機直接到青島的,當天上午六時半起飛,八時半抵青島),怎麼會在濟南「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呢?怎麼會同他們說什麼反擊右派的問題呢?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這又是李志綏為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說的謊話,不客氣他講,李志綏和毛接觸的機會是無法同我相比的。──林克)。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政治評估」,因為這是根本違反事實的。再說,那時李志綏不過是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我怎麼能同他談這類問題呢?
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常常用這種手法:把他想要說的話,強加在別人的頭上,特別是借同毛接近的人的嘴說出來,有時甚至還有對話,讓讀者看起來,彷彿是有根有據、真實可信的。對我是如此,對別人自然也會如此,至於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這一點,請讀者務必注意。
(三)關於一九五七年米高揚秘密來華
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米高揚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討論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毛要我去見見米高揚。」「米高揚同我談起原子彈的可怕。」據李志綏「回憶」,他和米高揚還討論了一陣子原子彈問題。
隨後,李志綏將他與米高揚的談話告訴了毛。「毛說:『米高揚同我說,有他們的原子彈就夠了,他們的原子彈傘可以蔽護我們。蘇聯其實是想控制我們,不要我們生產原子彈。蘇聯生怕我們不服他的控制,怕我們得罪美國。我們是從來不受誰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個。我們是搞定了原子彈了。我常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誰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嚇唬我們,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誰也不要想做我們的太上皇。』」
李在編造了這一番對話後,筆鋒一轉,道出了他真正要說的話:「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呢?」這一切,全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
來華使命
米高揚這次秘密來華,唯一的使命,就是向中共中央通報蘇共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情況,根本沒有同毛澤東談原子彈問題,更談不到什麼「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會見了米高揚。根據當時的談話記錄記載:這次會談,從五日晚七時半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三時半(中間喫飯時間四十分鐘)。主要由米高揚通報情況,毛、周等偶爾插話和提問。毛澤東也向米高揚簡單提了一下中國的反右派問題,還談到他第二次訪蘇的日期問題。
毛澤東在聽完米高揚的情況通報之後,當即向他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並讓翻譯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電報讀給米高揚聽。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李志綏根本不在場,也不可能在場,他對談話內容毫無所知。
至於李志綏講,毛澤東要他去見米高揚,真是編造得絕頂地荒唐離奇。米高揚來,毛澤東竟會派他的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去談原子彈這樣極端機密而敏感的問題,這本來是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不會相信的,但我還是去查證了一下。
關於這件事情,最瞭解情況的是當時負責俄文翻譯並全程陪同米高揚的閻明復。我問了閻明復。
他說:「米高揚七月五日到杭州後,就說他腰痛。當晚,他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會談,會談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多鐘,接著就去休息了。他離開後,我給葉子龍講了米高揚說他腰痛的事。葉子龍說,讓李大夫帶人去看看(請讀者注意,不是毛澤東,而是葉子龍叫李志綏去米高揚那裡。──林克)。那天中午十二點多鐘,米高揚纔起床,李志綏帶了一位名叫孫振衰的年輕大夫來給他針灸。由於一點多鐘飛機就要起飛,李志綏和孫大夫前後只獃了十幾二十分鐘就離開了。其間,李志綏除了問了問米高揚的病情以外,根本沒有談別的事。我一直在場。我是翻譯,李志綏不懂俄文,不通過我他怎麼與米高揚交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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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自由人請讀者注意:請依據常理判斷,毛澤東的助手「葉子龍說,讓李大夫帶人去看看」,李志綏醫生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葉子龍一句話就可以遣使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嗎?絕對不可能!!!!李志綏不能擅自替他人醫療!!葉子龍絕對不敢自做主張!!否則那就是「葉主席」,而不是「毛主席」了!!必定是葉子龍說:「主席叫你去看看米高揚的腰痛。」現在中共要造假,故意打擊《李志綏回憶錄》,所以編造出拙劣的「不是毛澤東,而是葉子龍叫李志綏去米高揚那裡」自由人說:「這是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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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閻明復:「李志綏的書裡說,他與米高揚談了原子彈問題。」
閻說:「這是胡說八道!」
李志綏還講到,毛澤東說蘇聯想控制中國,不讓研製原子彈。這也是捏造。當時,蘇聯政府正準備同中國簽訂幫助中國利用原子能的協議,還要派專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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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李志綏醫生說:「米高揚同我談起原子彈的可怕」
林克說:「閻明復說:『這是胡說八道!』」
誰是誰非?只有讀者自行判斷,不過《李志綏回憶錄》之外許多來源都說毛澤東在訪問俄羅斯時大談用核子戰爭拼掉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外國有記錄的事實,中共是無法賴掉的!
林克評論《李志綏回憶錄》說李在編造了這一番對話後,筆鋒一轉,道出了他真正要說的話:「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呢?」這一切,全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
是否真有毛、李對答?外人難以求證,但是李醫生的感觸(下行指毛共)「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呢?」這不正是事實嗎?不需要「編造對話」,李醫生照樣可以直述感觸!
鄧小平為幾十萬、幾百萬人「平反」、「恢復名譽」更是不可否認的史實!林克能否認嗎?!如果不是毛澤東殘害這幾百萬的「右派」,那又是誰呢?林克能回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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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對,二不相」
好了,李志綏造假造得太離譜了。那些假東西,他以為寫得越是具體細緻,越是繪聲繪色,越容易使讀者相信。但是他沒有想到,這類假東西,一經戳穿,他就越要觸霉頭。相信過他的話的讀者,就會有一種受到欺騙、受到侮辱的感覺,看到那個在他們面前有聲有色他講「故事」的人其實是一個人格卑劣的騙子,這種人的話還能夠相信嗎?
寫到這裡,我想起黎安友教授在該書前言中對李志綏的一段評價的話:「李志綏那張坦蕩而帶著微笑的圓臉,在毛眾多家臣的團體照中,特別突出。他直率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潔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訓練。李醫生的外國氣質和西方儀態似乎既說明了他的才幹,又說明了他的弱點,因此使他顯得特別不可多得。」
黎安友這些話,其實不過是在替這本書做廣告,把它「包裝」得更誘人一些。這倒反映出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正是說出了黎安友之流想說的話。
但人們一旦瞭解了事實,自然會間:李志綏真的是「坦蕩」和「直率」嗎?難道在黎安友看來,經過「西方訓練」出來的、具有「外國氣質和西方儀表」的人,就應當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說,李志綏編造謊言,欺騙世人,是沒有道德和良知的表現,那麼,他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則說明他連做人的起碼準則都丟掉了。
他說:「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
誰都知道,毛澤東對戰爭(包括核戰爭)的態度,歷來是:一反對,二不怕。首先是反對,這是前提。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由他和周恩來奠定並一貫堅持的。其次是不怕。人家要打(包括核戰爭),怕有什麼用?你越怕,人家可能越要打你;你不怕,有準備,反而他不敢來。這就是毛的辯證法。
正是本著爭取和平、避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訪問莫斯科時說:「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任何一個不抱成見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種對原子彈炸死一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的態度。相反,這是對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有時說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這決不意味著他不在乎死多少人,而是說即使死了那麼多人,只要正義的力量存在,戰爭的勝利就一定屬於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人民。
至於說,「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更是無稽之談。大家都知道,對於內部審干肅反,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定下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並一貫堅持。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都不殺,後來他們還分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李志綏之流,用這種惡毒的語言對毛進行人身攻擊,天理難容!
(四)關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的兩件事
毛彭「衝突」一是所謂彭德懷拒絕與毛澤東談話。
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詳細講述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情況,似乎他就在現場。其實,李志綏作為一名保健醫生,雖然跟著上了山,卻根本參加不了會議。當時他對廬山會議的情況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些參加過廬山會議的人,寫了不少有關這次會議的回憶材料,有關方面也公佈了一些檔案。李志綏的「回憶錄」利用了這些材料,由於他們真假不辨,連有些不實的材料也照抄過來。書中關於彭德懷拒絕同毛談話的敘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志綏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體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私下去和毛談過一次話,並當面頂了起來」。「散會時,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禮堂,向山坡下行走,這時彭又向山坡走過來。毛立住腳說:『彭老總,我們再談談。』彭紅著臉,右臂在頭上一甩,大聲說:『現在還有什麼好談的,不談了。』毛又說:『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還是可以交換意見嘛。』彭匆匆走過,說:『現在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李志綏的這段「回憶」,是抄別人的,只是改了一些字。經核實,這段回憶並不準確。這次會後,彭德懷確實同毛澤東匆匆談了幾句話,但是沒有頂嘴,更沒有拒絕同毛談話。我倒是參加了廬山會議的。散會後,我正走在毛澤東後邊,那時周圍的人很多,我只聽見他們簡單交談了幾句話,並沒有見他們之間發生爭吵。
據《彭德懷傳》說:彭德懷「出了會場走出不遠,周恩來派人追來,請他去開會。彭德懷猛一回頭,看到毛澤東夾在人群中正朝他這邊走來。被一種難以克制的力量推動著,彭德懷迎過去,走到毛澤東身邊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麼把它印發了?」「毛澤東愣了一下,回答說: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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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請讀者注意一點:所有出版物都經過中共管制,如果「毛立住腳說:『彭老總,我們再談談。』彭紅著臉,右臂在頭上一甩,大聲說:『現在還有什麼好談的,不談了。』」真有其事並記錄於出版物,則絕對不能出版!所以《彭德懷傳》不能據實描述「不談了」,林克也偽造「李志綏的這段「回憶」,是抄別人的」而不能舉出實證抄自何處(因為根本不能出版)。
※※※
這個記載,主要是根據彭德懷當年寫的廬山筆記。其中寫道:「信上明白寫了是給你參考的,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我們三十餘年患難相處,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樣嚴重的錯誤,你要印發,展開討論,也可以先找我談談吧!我當時盡量抑制了激動的感情,避免爭吵,離開他到總理處開會去了。」(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
李銳也是這次彭毛碰面的目擊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散會後,我們離開小會場不遠,回頭看見彭德懷擋著毛澤東在說話。(後來知道,是彭德懷申明,這封信只是供主席個人參考的,沒有準備印發給大家。)」
據高智前不久說:「廬山會議期間,有一次主席要我聽聽大會,我一進會場,看到一位同志正在大聲批判彭德懷,講到長征期間的一些事。我聽了一會就離開會場,回來報告了主席。大概過了兩三天,彭總打電話說要見主席。我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啊,請他來。這天上午,彭總來到主席的住處,我帶他進去。一見面,彭總還向主席問好。起初,我還有些擔心,在門口坐了五六分鐘,一直聽不到房間裡高聲說話,就放心地走開了。這是開始批判彭總不。幾天發生的事。」
這些材料都說明,彭德懷儘管對毛的講話有意見,但是並沒有拒絕同毛談話。至於李志綏所說七月二十三日全體會議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談話,當面頂了起來,更是道聽塗說的事。
毛賀會面
二是毛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同賀子珍見面的情況。
毛澤東在廬山接賀子珍上山會面,確有其事,這些年已公開發表了一些材料。
李志綏借此大事渲染,像寫小說一樣,編織了許多故事,作了細膩的描寫。不僅有毛賀之間的對話,而且賀子珍什麼時候「眼睛開始紅潤,沁出了淚水」,什麼時候「神情越加激動」,什麼時候「臉色出現淡紅色」,等等,都有詳細記述,彷彿他就在旁邊一樣,而且還知道毛賀會見前偽通信內容。更有甚者,李還捏造了賀子珍走後,毛和他之間的一段對話。李志綏這樣明目張膽地造假,是不是還知道人世間有「羞恥」二字?
其實這次會面,毛澤東當時為了避免引起麻煩,除值班衛士封耀松外,避開了所有的身邊工作人員,李志綏就夏不用說了。我也是在事後很久纔聽說此事的。既是造假,肯定就要出錯。
首先一個大錯,就是把毛賀見面的時間搞錯了。李在「回憶錄」中稱:「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賀子珍前來廬山。」事實上,這次會面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不是在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這本號稱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的「回憶錄」,卻連這樣最起碼的事實都弄錯了,原因在於當時李志綏根本不知道這次會見,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要冒充自己在現場,胡編亂造一氣。
據水靜(當時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在「回憶錄」第二○○頁上,李志綏張冠李戴,把她說成是當時山東省委書記「舒同的夫人」。──林克)回憶,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楊尚奎要她接賀子珍上廬山。七月八日下午三時,水靜和賀子珍準時從南昌出發,到達廬山枯嶺,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八號房住下。
第二天晚上九時左右,毛澤東在廬山一八○號院住處同賀子珍見了面。當時在毛住處守候的,只有值班衛士封耀松和陪同賀子珍前來的水靜。毛與賀談話時,他們兩人就離開了,等候在樓下值班室。
毛同賀單獨談了一個多鐘頭。然後由封耀松扶賀子珍出來,又叫水靜進去。毛澤東告訴她,賀於珍的腦子壞了,答非所問。要她注意賀子珍的情緒,明天就送她下山(李志綏想當然他說是江西公安廳牛廳長陪著賀子珍走的。──林克)。還說:「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他還要水靜把賀子珍從他那裡拿走的三小瓶安眠藥設法要回來。
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廬山相會,我還特地通過通信方式向封耀松進行瞭解。他寫來一個材料,現將全文轉錄如下:
時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傍晚,我與毛澤東主席同車上廬山,住在一八○號院。主席到廬山後,情緒很好,一路風塵,但毫無倦意。他對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夫人水靜同志講:「廬山,山好,水好,空氣好,還有老表好!」
在七月五日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問我:「小封,你什麼時候值班?」我算了一下,報告主席:「七號,九號」主席當時並沒有再說什麼,但他似乎在安排著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七月九日晚,約九點多,一輛轎車停在一八○號院樓下臺階邊。當時,主席在二樓,就只有我一個人值班。我走到車邊,打開車門,將一位女同志扶下來,與同車來的水靜同志一起,把她扶進一樓的衛士值班室。我上去報告主席:「水秘書她們來了。」主席說:「好的。」然後看了看表,站起身來,好像要到樓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與水靜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樓來。水秘書先下去了。我拿過籐椅,在主席對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後泡了杯茶給那位女同志,又給主席的杯子添了水,並為主席放了香煙在桌邊,回到衛士值班室。大約過了四十五分鐘,主席按鈴召我去。我給他們的茶杯裡又加了水,絞了兩條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們談得很熱烈,就下去了。回到衛士值班室,水靜同志講:「小封,他們還在談嗎?」「是啊!」我講。他們講話的聲音很響,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水靜同志講:「小封,賀子珍同志身體不太好(至此,我纔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賀子珍),是從山下邊剛接上來的。」我與水靜斷續談著。這時,鈴又響了。我上樓,攙下賀於珍同志,並告訴水靜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靜同志上去,只一會兒,即下來與我一起攙著賀於珍上了車。看賀子珍的表情很高興,並講:「主席還像原來一樣,只是老了一點,頭髮有點花白。
送走賀子珍一行,我上樓去,主席在屋裡來回踱著步,對我說:「小封,你看怎麼辦呢?這個同志把我的香煙、安眠藥都拿走了。香煙倒還不要緊,安眠藥她喫了,身體不行的。」主席並讓我再下樓為他去拿香煙,主席是離不開煙的。我拿煙上來,看了一下,主席顯出既高興又不高興的樣子。「小封啊!這個女同志,是女中豪傑,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來身體很好的,讓她不要去蘇聯,勸也勸不好,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生活很艱苦的!我們也不知道消息」。接著,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水靜同志,不要把安眠藥給賀子珍喫了。我馬上下樓去與水靜同志通了話。因為主席的安眠藥有三種,按順序喫的,錯服是會出事情的。這時快一點鐘了。我為主席擦了澡,梳了頭,給他服了安眠藥,安排睡下。
次晨,水靜同志來電話,說已將安眠藥從賀子珍手中要回來了。我報告了主席,主席連連講:『好,好!」就從煙盒內抽出一支煙點著,深深吸了一口。
關於賀子珍同志上廬山一事,只有我與水靜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這樣那樣的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毛主席貼身衛士封耀松
一九九五.八.八
這就是毛澤東同賀子珍會面的經過。連引見人和值班衛士都沒有聽到毛賀的談話,李志綏卻有本事在「回憶錄」裡繪聲繪色地寫了毛賀對話和他們各自的神情。
你說怪也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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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自由人同意林克對「毛澤東與賀子珍廬山相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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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中共八屆九中全會
和廣州會議
對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李志綏「回憶錄」有這樣一段話:「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參加的領導認為黨首要的工作在恢復農業生產。在餓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業化只是空想。『民以食為天』是不變的道理。」
九中全會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開的。主要議題是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堅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其實就是毛的意思。從一九六○年鼕天起毛就下決心解決農業問題,一九六一年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用於解決農業問題,用農業生產的恢復和好轉,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好轉。所謂「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又不知從何談起?
李志綏其實根本不瞭解政治情況,他的書又偏要把重點放在大談政治問題上,這也許是出於某些方面對他的要求。強不知以為知,這就使他常常陷於漏洞百出的狼狽境地。
九中全會是在中國經濟困難時期召開的。毛面對這個困難局面,為解決農業問題,轉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困難處境,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九中全會、廣州會議、北京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黨團結一致,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用了三年時間,到一九六囚年國民經濟就實現了根本好轉。「回憶錄」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事實卻連一個字也不提,而造謠說什麼「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
李志綏還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他把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喫肉這件事,譏諷為「毛的犧牲對大饑荒毫無助益」。甚至說:「儘管如此,毛主席這個姿態仍贏得了大家的讚歎。」
在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一九六○年鼕,毛澤東的心情確是十分沉重的,對出現浮腫病、餓死人等情況十分不安。我經常同他接觸,深深地感覺得到,他在困難時期不喫肉,表現出人民領袖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的精神。
對於「大躍進」中發生的一些錯誤,從一九六○年開始,毛澤東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一九六○年十一月,他看了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其中講到「今年以來,在一部分縣、社發生了嚴重事故(指浮腫病及非正常死亡現象。──林克),情況是嚴重的,並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報告還檢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毛親自為中央起草了批示,將這個報告轉發全國。他在批示中說:「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毛澤東在全黨強調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採取廠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很快見效,農業生產比較快地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隨之逐步改善,餓死人和得浮腫病的狀況很快改變並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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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註
本卷《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回憶錄〉》有許多錯字,此處為「採取廠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廠」?!自由人無法更正,所有的原件錯字請讀者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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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綏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這些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話,無非還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我從它背後,彷彿聞到了充滿敵意的火藥味!
在困難時期,我常看見毛澤東心情沉重,寡言少語,獨自在那裡沉思。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夜裡,他請我、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松、汪東興七個人喫飯。毛的神情嚴肅,對我們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志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喫、同住、同勞動,瞭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麼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麼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隱瞞。」
這類事實大多了。李志綏對這些卻隻字不提,而刻意渲染什麼「越來越多的百姓因嚴重的饑荒而餓死時,共產黨變得更形腐敗」。試想,如果真像李志綏說的那樣,中國能夠只用三年時間就克服了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