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荒政的衰敗過程
朱元璋之後的救災體系運行又如何呢?
明朝救災體系的徹底坍塌是有一個過程的,朱元璋父子之後,雖然吏治逐漸出現問題,但每過一個時期就會出現一些明君、能臣,如此就延緩了衰敗速度。例如,朱祁鎮時期的楊繼宗就是一個典型,他在治理瘟疫方面有一定的科學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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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犯人洗澡
土木堡之變,英宗皇帝朱祁鎮成了俘虜,經歷了屈辱、痛苦、心驚膽戰的囚犯生活後他回到了北京。借助景泰皇帝朱祁鈺病重,朱祁鎮復辟成功(一四五七正月)。不幸的是,老天爺似乎很生氣,大災陸續出現。同年夏,北京、天津、南京、江蘇、浙江、湖北等地發生瘟疫。楊繼宗繼任刑部主事後,對災害經常發生非常憂心。因為,此時囚犯也被感染,而且死亡率奇高。
楊繼宗對身旁站立的書童說道:「通知刑部大牢,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什麼?老爺呀!您可不能去呀!如今瘟疫橫行,大牢內的病人都有傳染病呀!大人,您可不能去呀!再說,那些囚犯許多人都死有餘辜!」
「此言差矣。囚犯也是人呀,既然已經身在牢中正在贖罪,我身為刑部主事,囚犯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明天必須去!」楊繼宗怒道。
第二天,楊繼宗率領刑部官員來到了刑部大牢。剛一進門,一股臭氣便熏得楊繼宗等人差點摔倒。「這是怎麼回事兒?」楊繼宗怒道。牢頭連忙回話:「大人,現如今牢中瘟疫,有些屍體沒有來得及運出。」「什麼?胡鬧!」楊繼宗雙目怒視。「就連尋常百姓都知道,屍體要迅速處理掩埋,你身為牢頭竟然不知!立刻派人把屍體掩埋!」
牢頭見狀諾諾點頭,連忙派人處理屍體。楊繼宗進了監牢,只見囚犯個個蓬頭垢面,骯髒無比。楊繼宗剛要伸手去摸一個囚犯,牢頭連忙用手相攔。「大人呀,萬萬不可,太髒了。小心!」楊繼宗重重地一推把他推開,翻開了囚犯的頭髮,只見上面蝨子跳蚤亂竄。再低頭看看囚犯的食物,楊繼宗眉頭緊皺。
楊繼宗下令:「自今日起,牢中囚犯飯食一定要好,再不能這樣了,這是人吃的嗎!另外,每三天囚犯要集體洗澡一次。」牢頭諾諾。
楊繼宗看似簡單的舉措,卻使得天下囚犯獲得了大福。自此,疫區囚犯的疫情漸弱。英宗皇帝將楊繼宗的辦法施行天下,防治瘟疫又多了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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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弘治以後的皇帝們越來越怠政,但其下屬們卻比較勤勉。正是因為有一大批像楊繼宗這樣的忠臣良臣,後來的明代百餘年歷史才得以延續。然而,當資本主義萌芽在南方逐漸興起之後,明後期的官員「以商人思維從政」,官商一體,為害天下。最終崇禎皇帝悲聲怒罵「居官有同貿易」!
正是在「居官有同貿易」的情況下,明政府的財政收入越來越多地到了皇帝家族、官僚階層手中,由此,擠占了大量的救災資金。明政府在財政上對災荒的賑濟,除了發錢買糧、低價賣糧、醫藥、人力開支之外,主要就是稅收減免和勞役減免,這被稱為蠲免。例如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河南道御史鍾化民見河南發生大饑荒,百姓易子而食、賣兒鬻女,為此他提請「從國庫請撥三十萬金,留漕糧十萬石濟賑」。萬曆皇帝應允,結果效果並不明顯。原因何在?貪腐、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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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皇帝
萬曆年間,明朝發生了一次大旱災,因為救災不力,旱災之後發生瘟疫。流民們四處遊蕩,無人相助,更有甚者有些沒有發生災情的州府,竟然武裝驅趕苦難無依的百姓。這時,人們只能賣兒賣女。所幸的是,這時還有一些以及商人富戶伸出了援助之手,紛紛開設粥廠救濟災民。
一位叫鍾化民的官員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到了粥廠,但見由當地富戶商人搭建的粥廠廣有數里,可容納五千人同時進食。
突然,一位白髮白眉的老者高聲叫道:「萬歲皇恩啊,萬歲皇恩啊!」老者此言一出,眾人全都哭泣。五六千人共祝萬曆皇帝身體健康、萬壽無疆,其場景真是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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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實在是太好了,無論受到多麼大的災難,只要能保住性命,就會對點施雨露之人表示萬分感謝。然而,對於這次災害,明朝政府的救援沒有多大效果。從各種資料看,萬曆、崇禎兩朝的災害救援,以民間自救為主,其中富商富戶的捐助成為主力。
例如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的浙江饑荒中,祁彪佳見「流移乞丐死者日以五六人計,惻然憐之,亟擬賑救」。而當地政府的唯一作為就是支持,並進行了捐助。而且捐助是以個人名義,知縣等人集資捐助了大米三十石,大約相當於四千斤糧食。御史陳公祖念「一鄉之情」捐助十五石。另外,不歸地方管轄的主管鹽政的守憲大人捐助了一百五十兩銀。
其他絕大部分糧食、錢財皆為富商富戶捐助,另外,富商富戶們還資助並組織開荒種田六千八百多畝。然而,富商富戶畢竟能力有限,一般救濟只限於當地,而「百里之鮮花難不生毒草」,有好心的富商富戶就有壞了心腸的富商富戶,趁機大發國難財的人也不在少數。
政府在救災中的地位作用逐漸弱化,此時的「洪武體制」已經失效。例如,之前卓有成效的惠民醫藥局已經殘破不堪,明初建立的四大倉基本衰落,特別是在其中起到中堅作用的預備倉。荒政史史家們一個普遍的共識是:預備倉衰於弘治,敗於嘉靖。自弘治後,明朝政府在各項支出上大大出超,致使救災資金遠遠不夠。特別是以貪財著稱的萬曆皇帝在位期間更使得預備倉的儲備、維修資金捉襟見肘。
運轉了一個半世紀後,四大倉已經成為官吏和當地強人合謀生財的工具。許多預備倉糧盡倉空,或者糧食被倒賣出去賺錢。如果此時皇帝有為,也許還能逆轉,但非常可惜,晚明江山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中,作為明君的崇禎一坐上龍椅,中國大地就遇到了一場空前的災難,用多災多難、疲於應付、焦頭爛額等詞語來形容崇禎時期並不為過。以河南為例,崇禎朝的十七年中就發生了以下災害:
三年旱。
四年旱。
五年大旱。
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
七年夏旱蝗。
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
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
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
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
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
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
十四年二月起大饑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
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起於天啟七年(一六二七)的大乾旱,在陝西、華北地區相繼漫延,到了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旱情又向南擴大到了華東、中南地區,向西擴大到西北地區,全中國都處在大旱之中。直到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這場長達十八年之久的大旱才基本結束。它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嚴重、影響範圍最廣的自然災害。正是這場大旱災,直接促成了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大起義。也正是因為對這次大旱災的處理不力,導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地鼠疫等次生災害大規模爆發,如此又造成千萬人死亡,使政府軍無力抵抗農民起義軍。
近年來,中國有不少精英對農民起義口誅筆伐,有的說是邪教,有的說該把農民起義領袖們定罪,罪名很時尚──反人類罪。
時代在所謂地進步著,民心的解釋權被一些掌握話語權比較多的人所駕馭。其實裡面透著精英的一貫主張:你是要飯的就應該永遠要飯,你是農民就得一輩子做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是你的命!在這些所謂精英,所謂的時代旗手的眼中,《水滸傳》所描寫的農民起義,完全是一群流氓、暴民等違法犯罪分子的胡作非為。精英們還義正詞嚴地將農民起義戰爭中的大量人口死亡,全都歸咎於農民起義。
精英們認為,農民起義不但沒有推動歷史進步,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精英的這種觀點,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卻禁不住推敲。這種觀點是站在後人的立場、旁觀人的立場上來說的,命都不能有了,誰還會關注什麼歷史?毋庸諱言,農民起義確實沒有推動歷史的進步,但是它的價值在於推翻統治階級後,新的統治階級往往會對民眾做出一定的讓步。如果說,封建社會是一部「吃人」的歷史,那麼,在農民起義之後的吃法兒是比較溫柔的。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如果沒有農民起義,怎麼會有歷代王朝的更替?我們至今仍然緬懷漢唐,而漢唐的建立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其統治者竊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才得以建立的嗎?如果說農民起義領袖非常殘忍,為什麼歷史經過了幾百甚至上千年,這些起義者仍以正面形象矗立在民間呢?難道封建統治階級不殘忍嗎?
農民起義乃是被壓迫者所能採取的最後手段──不造反就面臨著死亡。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好、最老實、最能容忍的,中國農民鋌而走險幾乎都是在朝政混亂、官員腐敗的時期。幾乎所有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生存受到了威脅,這是毋庸置疑的。明朝也不例外。在白銀帝國的光環下,許多人淡忘了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真實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白銀帝國時代的明朝中後期,不僅是農民,就是商人、市民同樣活得很憋屈。例如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臨清人焚燒了天津稅監馬堂的衙署並打死其爪牙三十七人。二十九年(一六○一)蘇州織工在葛賢的指揮下包圍官署,毆殺稅官多名,稅監孫隆倉皇逃往杭州。
與此同時,許多奴婢也因為難以忍受主人的非人折磨而奮起反抗。例如上海大地主顧繡每到冬天,就強迫家奴的女眷解開上衣,他將兩隻腳伸進去取暖。還有,地主蔣英姦污了顧良的老婆後,為了讓顧良以後少干擾他幹壞事兒,竟然挖掉了顧的雙眼。
明朝的官員們也好不到哪裡。上海退休官僚董幼海經常姦污女奴婢。奴僕們稍有過錯,就對其進行杖責,被他打死的僕人不在少數。
而明政府能做些什麼?即使按照洪武年間的法律,主人打死奴僕也不構成死罪,更何況是兩百年後腐敗透頂的時期,一般交些錢就行了。最終,人們能做的就是奮起反抗,就是那個董幼海最終被奴僕們活剮了。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在所難免。不但農民起義在明後期此起彼伏,就是城市裡面的市民起義、軍隊裡面的兵變、賤民階層的奴婢起義都不新鮮。這是為什麼?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明朝晚期各階層的主導人群流氓化傾向過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