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西洋文學之影響
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那較豐富的一種將向外灌輸,而較貧弱的一種將接受之,這是自然而合乎邏輯的。但事實似有使人難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輸,其蒙受幸福卻是勝於承受外來文化者。中國在最近三十年間,文學與思想方面分明進步了不少,這應該說是全部仰賴於西洋文化的輸入,此種承認西洋文學內容豐富之一般的優越,在自號「文學國家」的中國人聽來,未免為之大吃一驚。五十年前,中國人對於西洋的印象祇是砲艦,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們發覺西洋甚至也有很優美的文學,而現在,人們方徐徐發覺西洋甚且有較優越的社會意識與禮俗風尚。
這對於一個老大而自傲的國家實在是過大而吞不下嚥的一口東西,但以中國之大,或許竟能吞得下去。無論怎樣,文學的變動終於臨頭了。中國文學勢不得不在內容方面,在體裁方面,遭逢廣大的變遷,為過去兩千年間所未經見者,直接受了外來的影響,口說的白話輪到被作為文學的手段:語言的解放,從一個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來。它的字彙大大地增富起來,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大概總之比吾們固有思想的故舊材料遠為恰當而確定。賴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補充,體裁上乃發生新變遷,這體裁的現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換了一個面目。致老學究們無力追隨此新的規範──倘叫他寫一篇在內容上在體裁上趕得上現代標準的雜誌文字,將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體裁上發生了變遷,形式上又產生了許多新的文學形式,於是吾們也有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劇本,而寫小說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過。總之,老的批判標準業經廢棄,所謂老的批判標準,很近似法國新經典派之阻礙歐洲認識莎士比亞至百五十年之久。吾們現在有較新穎較豐富較寬廣的文學理想來代替陳舊的批判眼光。結果使文學與人生獲得較接近的和諧,思想獲得較完美的正確和生命獲得較大的真實性。
當然文化輸出的民族是比較發皇的民族,而接受外來文化的民族,由於環境的劇變,總不免引起紛亂。進步是有味的,但進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進步還是險惡的。青年中國的心田上,掀起了廣溥的精神風浪,吾們喪失了思想的重心,吾們喪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識。調整守舊與革新間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勝任,而現代中國思想界尤具有思惟不成熟、性情輕躁、理想淺薄的特性。瞭解舊的文化固甚困難,而明瞭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義的又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極端不能容忍任何舊式的和中國式的一切,無止境的接受每年外來的思想新範型,不斷的廣泛的搜尋最新作家,從南斯拉夫搜尋詩人,從保加利亞搜尋小說家。對於外人之揭發任何中國的舊有範型,極度敏感,這僅足證其缺乏自信,一個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間歇的憂鬱與過分的熱心,一年一年的追逐新的口號,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顯露於現代中國的作品。
吾們喪失了堅定的和全般的人生觀察立場。今日,文學受著政治陰影的籠罩,而作家分成兩大營壘,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捧出共產主義,兩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當作醫治一切社會病態的萬應藥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實獨立性,大致無以異於古老的中國。雖有明顯的思想解放之呼聲,可是那排斥異端的舊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過穿了一件現代名詞的外褂。因為,骨子裏,中國人的愛好自由,有如愛悅一個外國蕩婦,沒有真摯的愛情可言。這些是文化變遷過渡期惡劣一面的形象,但他們到了政治組織上了軌道,靈魂上減少靈智的污點時候,會自然滌蕩消滅的。
這些變遷,一切都是經由歐洲文學的影響而傳來的。這影響自然不限於文學,因為中國在一個收割期收穫了所有西洋學術的果實,無論在哲學方面、心理學方面、科學方面、工藝學方面、經濟學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於現代精密法則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遊戲、歌唱、舞蹈,現在也都輸入了進來。文學進步的真正結果,已概述於文學革命的一節中,此影響為翻譯歐洲作品之直接結果。試一觀此等翻譯的內容與種類,將顯示此影響之形式與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圖書年鑒》載有一羅列最近二十三年來翻譯的詩歌、短篇小說、長篇說部的書篇名單,原作之國籍達二十六國。這一張表未見得是完全的,但很夠供給我們眼前的參考。倘將原作者國籍依譯作原著者人數之多寡順次排列,則英國四十七人,法國三十八人,俄國三十六人,德國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國十八人,義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蘭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臘三人,非洲二人,猶太二人,其餘則瑞典、比利時、芬蘭、捷克、奧國、拉脫維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羅、敘利亞各得一人。
先查考從英國翻譯的作品,則主要小說作家為:艾略特(Eliot)、菲爾丁、笛福(《蕩婦自傳》亦經譯出)、金斯利(Kingsley)、斯威夫特、哥爾德斯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遊學記》和《狹路冤家》)、斯科特(Scott)、康拉德(Conrad)、蓋斯凱爾夫人(Gaskell)、狄更斯(《塊肉餘生錄》、《孤雛淚》、《雙城記》、《聖誕述異》、《勞苦世界》、《孝女耐兒傳》、《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筆墨經過林紓譯筆的渲染,獲得的聲譽遠過於原作的地位。詩人的主要者為:斯賓塞(Spenser ,《荒唐言》)、布朗寧(Browning)、彭斯、拜倫(Byron)、雪萊(Shelley)、華茲華斯、道森(Dowson)。五種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遺事》、《羅密歐與朱麗葉》)亦經幾位譯者譯出。戲劇的主要作者為: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七種劇本)、平內羅(Pinero)、瓊斯(Jones)、謝里登(Sheridan ,《造謠學校》)和蕭伯納(《華倫夫人之職業》、《英雄與美人》、《人與超人》、《賣花女》、《鰥夫之室》、《好述者》等)。愛爾蘭作家可以約翰.辛格(Synge)、鄧薩尼(Dunsany)為代表。散文作家主要者為:蘭姆(Lamb)、本涅特(Bennett)、馬克斯.比爾博姆(Max Beerbohm)。巴里(Barrie)和王爾德(Wilde)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廣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兩種譯本,《莎樂美》有三種譯本;《朵蓮格萊的畫像》和《獄中記》亦經譯出。威爾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綱》一書最被重視,其餘的作品為:《八十萬年後之世界》、《火星與地球之戰爭》、《明眼人》。哈代(Hardy)則僅以其短篇小說及詩著稱於中國,雖哈代之名傳遍一時,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經徐志摩之推薦,亦甚著名。這一張名單包括那些作者的文學作品經譯成中文而有單行本印行的,但當然並不包括別種著作的作者,像羅素他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在法國方面,較重要的作家為巴爾扎克、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 ,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 ,已譯出九種著作,《黛絲》有兩種譯本)、紀德(gide)、伏爾泰(Voltaire,《甘地特》)、盧騷(Rousseau ,《懺悔錄》、《愛彌兒》)、左拉(少代表作)、高提耶(Gautier)、福樓拜(Flaubert,《包法利夫人》有三種譯本,《薩郎波》及《坦白》)。大仲馬小仲馬(Dumas)父子固已久負盛名,特別是《茶花女》一書,幾已成為中國人的共同愛物。雨果的代表作為:《悲慘世界》、《鐘樓怪人》、《雙雄義死錄》、《呂伯蘭》、《歐那尼》、《呂克蘭斯.鮑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義作家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聖皮埃爾(Bernardine de Saint Pierre)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雷沃(Prevost)的《漫郎攝實戈》當然是人人愛讀的作品。波德萊爾(Baudelaire)享名甚盛,羅斯丹(Rostand)的《西哈諾》亦為一般所愛讀。巴比塞(Barbusse)的小說《砲火》和《光明》各有兩種譯本,就如羅曼.羅蘭(Rolland)冗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他還有《白利與露西》、《孟德斯榜夫人》、《愛與死之角逐》等幾種的譯本。
德國的古典文學,自然推歌德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兩種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業時代》的一部分都已譯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譯出者為《奧里昂的女兒》、《威廉退爾》、《瓦輪史丹》和《強盜》。重要作家還有萊辛(Lessing ,《英雄兒女》)、夫賴塔格(Freytag,《新聞記者》)、海涅(《歌曲之書》、《哈爾次山旅行記》)……富凱(Motte─Fouque)的《渦堤孩》和斯托姆(Storm)的《茵夢湖》(三種譯本)為極端風行的作品。豪普特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獺皮》、《織工》、《寂寞的人們》和新近出版的小說《異端》(有兩種譯本)著稱,而他的《沉鐘》一劇名稱一度被用作雜誌的名稱。其餘為:蘇德爾曼(Sudermann)的《憂愁夫人》,以及較為晚出的魏德金德(Wedekind)的《春醒》和弗蘭克(Leonhard Frank)的《靈肉的衝突》。
除了霍桑(Hawthorne)、斯托夫人(Mrs.Stowe)、歐文(Irving)、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少數譯本以外,一般對於美國文學之注意力,集中於比較現代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辛克萊(Upton Sinclair),他的盛名乃隨著蘇聯共產主義文學狂潮而來。他的作品譯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種之多。而在這一類作品中,不可忽略戈爾德(Michael Gold)的短篇故事,和他的小說《無錢的猶太人》。劉易斯(Lewis)較著名的作品只有《大街》一種,德萊塞(Dreiser)則為短篇小說集,雖然兩人都很著名。尤金.奧尼爾(ONeill)的戲劇有兩種(《天水》及《加利比斯之月》)曾經譯出。賽珍珠女士(Pearl S.Buck)的《大地》已有兩種中文譯本,同時,她的《兒子們》及短篇小說亦已譯出。
蘇俄文學的狂潮開始捲入中國,約在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黨運動之時。與英國於政治的雅各黨主義落敗之後,文學的雅各黨主義繼之勃興相似,文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繼乎國民革命之成功而氾濫中國。龐大驚人的青年熱情,嘗大有助於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國民革命,但由於國民黨官方對青年運動的壓制,使之得不到表現的舞台,於是產生了內向的作用力。強大的潛流因此便奔向他們對當前一般現狀的不滿。
於是潮流轉向了。「革命文學」(同義於普羅文學)的號角吹響了,而且馬上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一九一七年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一夕之間成為過時人物,還被寬大地貼上「老人」的標籤。青年中國不啻被唾棄、被背叛。多數知識領袖都學會默不作聲,轉而去蒐集骨董和古印章。只有胡適繼續大聲呼號,可是他的議論碰到了比較冷淡而無動於衷的讀者,他們需要的是更急進的言論。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的作家,都太偏向個人主義,不會加入群眾。魯迅力抗狂潮約一年,然後就變節了。
在短短不到兩年當中(一九二八──二九),差不多有一百多種蘇聯文學作品,長篇和短篇,狂熱而迅速的蜂擁上中國的出版界,致促起當局之關切。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e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yov ,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lexei Tolstoy,Demid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k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ullina,Bakhmetev,Fedin,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當然,吾們還沒提及革命以前帝俄時期的作家,像普希金(Pushkin)、契訶夫(Tchekov)、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Turgeniev),這幾位作家在這個時期以前,讀者就已經很熟悉了。契訶夫的全部著作都已經譯了出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者計二十種,包括冗長的《戰爭與和平》(祇譯出了一部分)、《婀娜小史》及《復活》;杜斯妥也夫斯基極受喜愛,他的作品譯出者計七種,包括《罪與罰》;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經譯出者有二十一種之多。高爾基(Gorky)橫跨兩個時代,不用說,非常普及。愛羅先珂(Eroshenko)、安特列夫(Andreyev)和阿志巴綏夫(Artzybashev)三人,因為魯迅的影響也很受歡迎。一百零幾種革命後的蘇聯作品中,有二十三種同時有兩種譯本由不同公司競相出版,且有四種作品甚至有三種譯本。舉其享名較盛之作品,為哥倫泰夫人(Madame Kollontay)的《偉大的戀愛》(Red Love,兩種譯本)、革拉特坷夫(Gladhov)的《士敏土》(三種譯本)、奧古郁夫(Ognyov)的《共產黨校童日記》(三種譯本)、阿志巴綏夫的《沙寧》(三種譯本)、西拉菲莫維支(Serafimovitch)和皮涅克(Pilniak)的許多作品、西什科夫(Shishkov)和依凡諾夫(Ivanov)的劇作和盧納察爾斯基(Lunacharsky)的評論作品。
如此大量的食物,年輕的中國一時似乎難以吞嚥,如果消化不良,亦無可厚非。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過時了,是毫無疑義的。當局對於文藝事業現正矚視而思有所作為。他們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後果如何,無人能預料。檢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見之實施。所困難者,在眼前的環境中將拿什麼來滿足人民。這裏有三個方法。第一是謀些好差缺給那班作家,這個方法有時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為禁止他們表示不滿意,這個方法當然是下策。第三為真實的謀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滿足,這光是檢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國人民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兩派,而後者實居大多數。除非是積極進行建設工作,用公正的態度考慮一切,但憑標語口號,華而不實的多言,不會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不論是共產主義抑或是法西斯主義。上一輩,他們想把中國倒推進古舊的禮教思想的軌道,包括婦女的遮掩生活,寡婦的守節制度的崇拜,結果絕不能使青年中國同情。同時,那些共產主義理想者,脅下挾了大部馬克斯著作,蓄了亂蓬蓬的長頭髮,口吸蘇俄捲煙,不斷地攻擊這個那個,也救不了中國的苦難。文學這樣東西,依作者鄙見,還是文人學士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