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怨言與夢想
「你什麼時候開始上班，傑克？」在安靜的臥室裡，凱西躺在床上問。她的先生很高興他們躺的是自己的床鋪。紐約旅館的床鋪儘管舒服，卻怎樣也無法相提並論，而且他也受夠了岳父的傲氣。岳父在公園大道擁有一幢雙併獨棟房子，自視極高。三不五時就要強調自己的銀行存款多達九千萬美元，投資組合多樣化，新總統上任後獲益成長可觀……就算真是這樣，老是掛在嘴上講，也實在讓人受不了。
「後天，」她的先生回答，「我大概會在午餐後過去看一下。」
「你現在應該已經睡著了才對。」她說。
娶到醫生就是有這麼個壞處，雷恩偶爾會這麼告訴自己。因為在醫生面前實在無所遁形。只要輕柔愛撫一下，就能傳達體溫、心跳速度，以及其他老天爺才知道的東西，而且醫生發現了東西，也會以職業撲克牌手的技巧來隱藏感情。至少有時候是這樣沒錯。
「對呀，今天真是漫長。」紐約時間還不到下午五點，不過他的「今天」已經超過了正常的二十四小時。他不學著在飛機上睡覺真的不行。他的座位並不是不舒服，他用自己的美國運通卡，將政府發的機票升級到頭等艙，飛行常客的哩程數累積得很快，到時候連申請升級的手續都免了。倫敦希斯洛機場和華府杜勒斯機場的人員一眼就可以認出他來。他拿的是黑色外交護照，省下了通關驗證等程序。就技術上而言，雷恩是調派到位於倫敦葛羅斯凡那廣場的美國大使館，艾森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辦公室，就在正對面的大樓裡。這份工作也帶給他外交人員的地位，讓他高人一等，不受民法之類麻煩的羈絆。他大可以走私幾磅重的海洛因進英國，未經允許，沒有人可以碰他的行李，若是有人要碰，他可以祭出外交特權，斷然拒絕。外交人員都會夾帶香水給另一半，或是給自己的酒，關稅也懶得申報，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在雷恩的天主教徒行為守則中，這些都只算是輕微過失，罪不致死。
他知道自己的腦筋疲憊，思緒混雜是很平常的現象。但若是凱西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動手術。當然了，在她還是實習醫生時，醫院讓她值班值個沒完，希望她在淒慘的情況下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然而她的丈夫卻有點懷疑，到底有多少病人就這樣在醫院新兵訓練營的操場上犧牲。如果法庭律師罩子放亮點，搞清楚怎麼從中撈錢的話……
凱西的全名加頭銜是卡洛琳．雷恩醫師，美國外科學院院士，寫在白色醫袍上面的塑膠名牌上。她拚命熬過訓練階段，在婦產科、小兒科或一般外科連續值班三十六個小時之後，晚上開著保時捷跑車回家，讓她的丈夫不只擔心一次。她對某些科並沒有興趣，不過多少都要懂一點，不然不配當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好醫生。至少那天下午在白金漢宮之前，她還懂得幫他治療肩膀上的傷口，沒有讓他在妻女面前失血過多身亡，害慘了所有相關人士，讓英國人特別難看。他們會不會追封我爵位？雷恩邊想邊抑制住乾笑聲。然後，他的雙眼終於在三十九小時後首度閉上。
※※※
「希望他喜歡那邊的生活。」摩爾法官在下班前高級幕僚聚會時表示。
「亞瑟，我們的表親很懂得待客之道，」葛萊指出。「貝瑟應該是個好老師。」
賴特什麼話也沒說，這個叫做雷恩的業餘傢伙，他心想，以中情局員工的身分出盡鋒頭，但鋒頭也未免太健了，由於他是情報處的人，更加令人吃味。賴特認為情報處就像狗尾巴，神氣的時候反過來搖動行動處這條狗。沒錯，葛萊是個不錯的情報員，也很好共事，但是他不是外勤情報員──這才是中情局要的人才，但眾議院就相反了──至少亞瑟．穆爾了解這一點。然而在國會山莊，如果你對審查撥款預算的眾議員提到「外勤情報員」五個字，他們會如同吸血鬼碰上金十字架，向後退縮，同時還集體發出「嘔嘔……」的聲音。接著輪到他發言。
「你覺得他們會讓他知道什麼東西？」行動副局長說出心中的想法。
「貝瑟會把他視為我個人的代表。」摩爾法官長考一陣後說道，「所以，他們讓我們知道的東西，也全部會讓他知道。」
「他們會打他的主意，亞瑟。」賴特警告，「他掌握了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東西。他們會盡量從雷恩手中擠出一些來。怎麼對抗他們，他才不清楚呢！」
「鮑勃，關於這一點，我已經親自教過他了。」葛萊宣佈。這一點賴特當然已經知道，不過他在無法順遂心意時，嘟起嘴巴的演技真是可圈可點。葛萊很想知道，當他母親的滋味不知如何。「鮑勃，別低估了這小子。他很聰明。我跟你打賭一客牛排晚餐，他從英國佬那裡搾出來的東西，一定比英國佬從他那邊搾到的東西還多。」
「你穩輸的。」賴特說。
「我們就來賭斯奈德餐廳的牛排餐。」情報副局長更進一步引誘他。這家牛排館是他們兩人最喜歡去的一家，就在喬治城鑰匙橋的另一邊。
中情局局長亞瑟．穆爾看著兩人你來我往，覺得很有意思。葛萊知道怎麼捉弄賴特，而賴特卻從來都沒有理解出對抗的方式。或許是葛萊下東岸的口音在作祟吧。像賴特這樣的德州人（摩爾自己也是），如果有人在打牌或喝波本威士忌時講大話，這些德州人都會自認為高人一等。法官認為他不會搞這些小動作，不過看著他們互相調侃也很好玩。
「好吧，賭斯奈德的晚餐。」賴特伸出手，又將會議現場交還給局長。
「各位先生，既然那件事我們已經解決了，總統希望我告訴他波蘭即將發生什麼事。」
賴特並沒有主動跳出來講話。他在華沙的站長很能幹，但他手下只有三個像樣的外勤情報員，而且其中一個是菜鳥。儘管如此，他們在華沙政府中安插了一個非常優秀的情報來源，在波蘭軍隊裡也有幾個不錯的情報員。
「亞瑟，他們才不知道呢！他們每天只會繞著團結工聯這東西跳舞，」行動副局長對其他人說。「而伴奏的音樂卻變個不停。」
「到頭來，還不是都要看莫斯科吩咐他們怎麼做，亞瑟，」葛萊附和。「莫斯科自己其實也不知道。」
摩爾取下老花眼鏡，揉揉眼睛。「對！有人公然拂逆他們，他們的確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換成是史達林，早就格殺勿論了，但現在這群人根本沒膽子亂來，感謝上帝。」
「合議制的統治方式讓大家顯出懦弱的一面，布里茲涅夫根本沒有領導能力。就我所聽到的，他要上洗手間的話，還要有人扶他去才行。」他的講法是稍微誇張了點，不過讓賴特高興的是，蘇聯的領導權逐漸軟化中。
「『樞機主教』是怎麼告訴我們來著？」摩爾指的是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宮安排層級最高的情報員，即是國防部長烏茲提諾夫的私人秘書。他的姓名是菲利朵夫，但是對少數幾個中情局的核心人士而言，他的代號是「樞機主教」。
「他說烏茲提諾夫認為，政治局能蹦出什麼有用的東西都好，希望最後能獲得一個真正有能力的領導人。布里茲涅夫愈來愈不管用了。大家都知道，連街上的路人都看得出來，電視機的畫面怎麼偽裝也偽裝不來，對不對？」
「你們認為他還能撐多久？」
眾人同時聳聳肩，葛萊挺身回答問題，「和我聊過的醫生說，他有可能明天就翹辮子，也有可能昏昏沉沉一過又是兩三年。醫生說，看得出他患有輕微的老年癡呆症。病情不重。醫生認為，大致上的病情是漸進式心血管疾病，可能受到初期酒精中毒影響而惡化。」
「那種毛病，他們哪個沒有？」賴特說。「『樞機主教』跟我證實過他心臟有毛病，也附帶說了伏特加的問題。」
「肝臟很重要，而他的肝功能大概有待加強。」葛萊繼續說道，故意講得很低調。隨後摩爾幫他附帶說明。
「可是，你沒有辦法教蘇聯人不喝酒！如果是教大灰熊不要在樹林裡方便恐怕還比較簡單點。你也知道，如果有什麼因素可以讓這些人垮臺，一定是他們自己無能以按部就班的方式處理政權轉移。」摩爾說得一針見血。
「拜託，法官大人。」賴特面帶邪惡的乾笑，抬起頭來。「我猜他們只是律師不夠多，或許我們能送十萬個美國律師過去給他們。」
「他們才沒那麼傻。我們最好對準他們發射幾顆飛彈才是上策。對他們的社會造成的傷害反而比較少。」葛萊說。
「我的職業很值得尊重，可是為什麼大家都喜歡損律師？」摩爾仰頭問天花板。「如果要說有什麼人可以解救他們的體系，這樣的人非律師不可，各位先生。」
「你真的這麼認為啊，亞瑟？」葛萊問。
「沒有法治，社會理性不起來，沒有律師來實行，法治也行不通。」摩爾曾任德州州立上訴法庭的首席法官。「他們還沒有法律，只要政治局能夠隨意處決看不順眼的人，完全不需要經過類似上訴的程序，他們就不會有法治。住在那裡，一定像住在地獄一樣，什麼東西都靠不住。就像古羅馬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統治之下一樣。只要他有個想法，這個想法就具有法律的效力。不過話說回來，連羅馬都有一些皇帝會遵守差勁的法律。蘇聯人可就不是這樣了。」摩爾覺得這種概念令人怵目驚心，其他人卻無法真正感受到可怕的地方在哪裡。他曾經身為德州首屈一指的法庭律師，而德州的法律圈品質最為人稱道，然後當上法官，博學多聞，帶領一群公正又很有想法的人。多數美國人對法治習慣的程度，有如棒球場上每個壘包之間有九十呎的壘距一樣清楚。對於賴特和葛萊來說，更重要的是，在亞瑟．穆爾投身法界之前，曾經是優秀的外勤情報員。「怎樣？我怎麼報告總統啊？」
「實話實說，亞瑟。」葛萊建議，「我們不知道，因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當然，具有真實性又有理性的話，他說得出來的只有這一句，不過，「該死啊，詹姆斯，他們付我們薪水，就是叫我們去找答案哪！」
「總歸一句話，那要看蘇聯人覺得威脅度有多高。波蘭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個言聽計從的附庸國。」葛萊說。「蘇聯政府可以完全控制電視的內容和《真理報》的消息。」
「但飄過國界的謠言，他們可管不到，」賴特說。「再加上從蘇聯回到波蘭的士兵講的故事，還有東德、捷克、匈牙利，再加上他們在美國之音和歐洲自由電臺聽到的東西。」中情局直接控制了前者，後者理論上幾乎是獨立的，卻沒有人相信這點。對於這兩個美國政府的傳聲筒，賴特有不少貢獻。宣傳煽動做得好的話，蘇聯人也能夠理解並加以尊重。
「你認為他們覺得有多急迫？」摩爾講出心中的問題。
「兩三年前，他們還以為自己衝浪衝到波浪頂。」葛萊說，「我們的經濟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景氣低迷，加油站大排長龍，伊朗醜聞，而尼加拉瓜才剛投入他們的懷抱。我國士氣大受影響，而且……」
「還好，感謝上帝，現在不一樣了。」摩爾接他的話，又問：「情勢完全對調了嗎？」希望情勢對調未免期望過高，但是亞瑟．穆爾生性樂觀，不然他又怎麼能當上中情局局長。
「我們正朝那樣的方向前進，亞瑟。」賴特說，「而他們得花一段時間才會反應過來。他們的思想並不是最靈敏的，而他們最大的弱點就在這裡。最高層的人都被意識形態纏住，到了不知變通的地步。你知道嗎？如果我們能徹底分析他們的弱點，想出對策來加以利用，我們還是可以痛打這些雜種一頓，打得他們落花流水。」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葛萊問。
「我不是認為，我是了解得很清楚！」賴特乘機回擊。「他們不堪一擊，最妙的是，他們還不知道自己不堪一擊。要行動就趁現在，總統會支持我們，只要我們能想出夠好的方法，讓他願意以自己的政治資產來下賭注。國會怕他怕得要死，不會礙手礙腳。」
「鮑勃，」摩爾問，「就我聽來，你好像有什麼把戲想變是吧？」
賴特想了幾秒鐘，然後才開口，「沒錯，亞瑟，我是有。十一年前，他們把我調回來坐辦公桌開始，我就一直在想，只是一個字都沒有寫下來而已。」他用不著解釋為什麼不形諸文字。這幢大樓上上下下的白紙黑字，國會幾乎都能發出傳票扣下，對腦袋裡的念頭卻沒轍。但是，現在或許是寫下來的良機。「蘇維埃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讓我們垮臺。」摩爾回答。回答這種問題，不見得需要諾貝爾級的才識。
「好，那我們最大的願望又是什麼？」
葛萊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往那一方面想。我們想要求得兩強之間的暫時協議。」這話其實是《紐約時報》說的，而《紐約時報》不是自稱全國人民的聲音嗎？「好了，鮑勃，明講吧。」
「我們用什麼方式攻擊他們？」賴特問，「要怎麼樣才能直搗黃龍，傷到──」
「讓他們垮臺是嗎？」摩爾問。
「有什麼不行？」賴特反問。
「可能嗎？」摩爾問，因為他對賴特這樣一連串的想法很感興趣。
「這個嘛，亞瑟，如果他們可以用大砲對準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也對準他們？」賴特現在講得咬牙切齒。「他們送錢給我國的政治團體，想阻礙我們的政治程序。他們在全歐洲策動反核示威遊行，呼籲我國撤銷戰區核子武器，他們自己卻照樣大造核武。這一點，我們甚至沒辦法洩漏出去給媒體知道。」
「就算我們洩漏出去，媒體也不會登出來。」摩爾說。再怎麼說，媒體也不喜歡核子武器，只不過媒體願意容忍蘇聯的核武，因為他們沒有破壞穩定。他擔心，賴特真正想做的是看看蘇聯是否能左右美國的大眾媒體。但就算他們有能力，這樣的調查只會產生惡果。媒體會堅持正直、平衡的報導，有如小氣財神緊抱財產。不過他們的確知道，國安會確實對美國媒體有些影響力，因為要建立影響力、發揮影響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拍拍馬屁，透露一些所謂的秘密給他們，然後成為值得信賴的消息來源。但是，蘇聯知不知道這種遊戲有多危險？美國新聞媒體的確擁有幾項核心信念，隨便去挑戰這些信念，相當於亂拆炸彈。走錯一步，可能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在這間七樓的辦公室裡，沒有人對蘇聯情報單位的天分具有很多幻想。他們的情報機構當然不乏高人，訓練徹底而精良，不過國安會還是有它的弱點在。國安會就像它效忠的政府一樣，硬將政治模型應用在現實情況裡，盡量不去理會兩者之間格格不入的漏洞。如此一來，經過數月甚至數年的全力規畫的行動，通常會因為一個情報人員出差錯，只因為這個人感覺在敵人土地上的生活，沒有共產黨描繪得那麼糟糕。治療謊言的不二法門就是實話。實話有辦法一巴掌打在臉上，愈聰明的人感覺就愈痛。
「那才不重要。」賴特的話一出口，再度讓兩位同事感到驚訝。
「好吧，你繼續講。」摩爾命令。
「我們必須做的是，檢視他們的弱點，加以攻擊──目標是破壞他們整個國家的穩定。」
「你在唱高調嘛！」摩爾說。
「你是吃了野心丸是吧，鮑勃？」葛萊問，口氣比摩爾更不修飾。「目標定得那麼大，我們的老闆一聽到臉色不發白才怪。」
「我知道，」賴特舉起雙手，「噢！不行，一定不能去傷害他們，他們可能會動用核子彈。拜託，和我們比起來，他們更不可能不顧一切行事。大家聽著，他們很怕我們，比我們怕他們的程度還嚴重。信不信，他們連波蘭都怕。為什麼？因為波蘭有一種病，蘇聯人可能會傳染到。那種病叫做愈來愈高的期望。他們無法滿足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愈來愈高的期望。他們的經濟像一灘死水一樣，如果我們順勢稍微推他們一下……」
「『我們只要踢一下門，整幢腐敗的建築物就會倒塌。』」摩爾引述，「希特勒講過那樣的話，不過白雪開始下的時候，也讓他自己措手不及。」
「只有白癡才不去研讀馬基維利。」賴特反駁他，「首先要征服對方，然後才能謀殺對方。為什麼要給他們警告？」
「我們目前的敵人，倒可以給馬基維利上一兩堂課。」葛萊同意。「好吧，鮑勃，你想提的究竟是什麼？」
「以系統化的方式來檢視蘇聯的弱點，加以利用。簡而言之，我們調查出可行的計畫大綱，以造成敵人的極度不安。」
「我們本來就應該一直這樣做的！」摩爾馬上同意這個概念。「詹姆斯，你呢？」
「我沒意見。我可以找手下幾個人組成團隊，腦力激盪一下。」
「別老找相同的幾個人？」賴特敦促著。「從經常用的那批人當中，永遠也挖不出有用的東西。我們現在的想法不跳脫常軌不行了。」
葛萊想了一下，然後點頭贊同。「好，我來選人。特殊計畫要不要取個名字？」
「叫做『感染』怎麼樣？」賴特問。
「如果轉為行動，叫做『黑死病』行嗎？」葛萊邊笑邊問。
摩爾也跟著咯咯笑。「不行，我已經想好了，叫做『紅色死神的面具』，愛倫坡作品的名稱讓我覺得很合適。」
「這個計畫其實是要讓行動處併吞情報處，對不對？」葛萊不禁脫口而出。
這項計畫還稱不上認真，只是一項學術研究，如同買賣公司的人會去調查他想併吞的公司基本面的優缺點何在。只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他們專業世界的焦點，猶如波多馬克河畔的李將軍（譯註：南北戰爭時南軍的領袖），也好比是波士頓紅襪隊的死敵紐約洋基隊。儘管打倒對方的美夢十分誘人，怎麼說也只不過是美夢一場而已。
儘管如此，摩爾還是認可了那種想法。如果人類雙手可及之處無法超出掌心範圍，那麼要天堂做什麼？
※※※
接近莫斯科時間晚上十一點時，安德洛波夫正在享受吞雲吐霧的樂趣。他抽的是美國的萬寶路，一面還啜飲著上等的陳年伏特加，顏色呈棕色，有如美國的波本。唱盤播放的也是美國產品──小喇叭手路易．阿姆斯壯吹奏的絕佳紐奧爾良爵士樂。和許多蘇聯人一樣，國安會主席將黑人視為不比非洲食人族好到哪裡去的人種，不過美國黑人卻發展出自己一套優雅的藝術形式。他知道自己應該醉心鮑羅定或是某個蘇聯籍偉大的古典作曲家，但是美國爵士樂就是蘊含有某種活力，能在他腦海中引起共鳴。
然而，音樂只是思考時的輔助工具。安德洛波夫棕色的眼睛上有兩道濃眉，下巴厚實，暗示著他具有外族血統，但是他的心智完全是蘇聯人，換言之有部分是拜占庭，有部分是聽靶，有部分是蒙古，全部一起專注於完成他的目標。他的目標有很多，不過最重要的是：當上國家的領導人。總要有人出來解救祖國，而他很清楚祖國多麼需要解救。擔任國安會主席的好處之一就是，很少有事情瞞得過他，而這點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個社會充滿謊言，而製造謊言的技巧已經到了最高境界。對蘇聯的經濟來說，尤其是如此。蘇聯龐大卻軟弱，凡事要遵照指示，而每間工廠和每位廠長都有生產目標必須達成。這樣的目標或許很切合實際，或許不然，但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標的管制極為嚴格。當然現在沒有從前那麼嚴格了。在一九三○年代和四○年代，如果沒有達到經濟計畫中預定的目標，可能意味著必須在同一幢大樓裡接受處決，因為無能跟上經濟計畫的人都是「破壞分子」，是國家的公敵，被視同叛徒。而蘇聯將叛國罪視為最嚴重的罪，因此求刑比其他罪還要重，通常要吃一顆點四四口徑的子彈，行刑用的手槍還是沙皇向美國購買的舊式史密斯─威森左輪手槍。
結果，工廠廠長學乖了，如果無法達到經濟計畫的數字，就在字面上造假，如此可以解救自己的性命，也可以繼續享受職務上的特權。廠長無法成功達成目標的事實通常會埋沒在碩大的官僚體系中，而這樣的官僚體系繼承自沙皇時代，然後受到馬列主義的灌溉，持續成長。安德洛波夫知道，他自己的單位也有很多相同的傾向。他可以講話，甚至扯開嗓門大吼，卻不見得一定會產生實質效果。有時候的確是有效果，特別是最近相當常見，因為安德洛波夫有寫個人備忘錄的習慣，話說出口後一個星期左右，他會查看執行情況如何。就這樣，他的單位慢慢學習改變作風。
然而，連他強勢的作風也無法改變缺乏效率這一點。這一點，連史達林再世都無法改變，更何況沒有人希望史達林能復活。缺乏效率的情況，一直蔓延到黨的最高層級。政治局和名為「日出」的國家農場的管理階層比較起來，不見得更具有決斷力。他在往上爬的過程中觀察到，沒有人體認到效率的重要性，大家似乎都有默契，認為效率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由於實際產生的進展非常少，糾正所有錯誤的責任全都落到他和國安會的身上。如果國家機器無法製造出國家需要的成效，國安會就必須從別人那裡剽竊。安德洛波夫主管的間諜單位，以及相關單位軍情局（GRU），從西方國家竊取各式各樣的武器設計藍圖。他們偷得還真有效率，他不滿地想著，在幾年前美國飛行員因為某種設計不當而摔機喪命，而相同的缺陷也害蘇聯飛行員失事。讓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這裡。不管國安會效率再高，最令人振奮的成就，也不過是讓祖國的軍隊只落後西方國家五年左右。而有一種東西，是他和外勤情報員怎麼也無法從西方國家那裡偷來的，就是西方產業的品管，沒有品管，製造先進武器也是空談。他很納悶，他手下的人從美國等地偷盜設計圖，卻發現自己的國家無法依樣畫葫蘆，這種情形不知究竟發生過多少次了。
這個缺點，就是他不得不修正的地方。安德洛波夫一面拈熄香菸，一面告訴自己，神話中的大力士海克力斯的任務和他比較起來，也顯得微不足道。想改造祖國？列寧的木乃伊保存在紅場上，當做是共產主義的神明，多虧他的幫忙，原本落後的帝制國家如今轉變為……一個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任何國家如果想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莫斯科政府都會表示輕蔑。但連這些國家，國安會都想從中竊取機密。西方國家絕少研究蘇聯的武器，即使有，也只是想研究蘇聯武器究竟哪裡出錯。西方情報單位無不盡其所能地嚇唬自己的政府，宣稱蘇聯每件新武器都是撒旦御用的毀滅性工具，然而稍後又發現，蘇聯老虎其實穿了鉛製靴子，虎牙再嚇人，也只能望野鹿興嘆。不論蘇聯科學家想出再令人耳目一新的點子──他們的確想出了不少──都被西方國家一一竊取過來，加以轉型，變成能實際運作的器具。
負責設計的單位告訴軍隊與政治局，新的系統性能更好，條件是需要增加一點預算。而剛上任的美國總統也一直在做前幾任總統沒有做過的事：他在餵自己的老虎。美國正大量製造過去十年間開發出來的武器。他的外勤情報員和間諜向他報告，美國軍隊士氣走強的情形是二十多年來僅見。美國陸軍的訓練更是愈來愈精實，新的武器也……
當他這樣告訴政治局時，他們又聽不進去。政治局成員的心態故步自封，對於蘇聯國界以外的真實世界完全沒有接觸。他們都假定全世界都和這裡一樣，全都符合列寧在六十年前寫出來的政治理論，就像六十年來世界一點也沒有改變似的！怒氣浮上安德洛波夫心頭。他花費了龐大資金來調查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將資料交給訓練有素的專家來研判，報告寫得無懈可擊，然後上呈給圍坐在橡木會議桌旁的老頭看，結果他們還是充耳未聞！
現存的問題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
就是要用這種方式才會起帶動的作用。安德洛波夫告訴自己，一面長長啜飲了一口陳年伏特加。如果用對人的話，只要用一個人就行。用對了人，表示大家會聽這個人講的話，會注意他的言行舉止。有些人就是會受到那樣的注意。
但這些人也同樣會令其他人害怕……
教宗，教宗，你為什麼非惹這樣的麻煩不可？
如果他採取了他威脅要採取的行動，那可真的會有麻煩上身。他送到華沙的信，並不只是要給華沙那些拍馬屁的人看，他必然知道信件最後會交到什麼人的手裡。他又不是傻瓜。事實上，他和安德洛波夫見過的任何政治人物一樣精明。憑共產國家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出身，他竟然有能耐攀上全世界最大教會的顛峰，當上教宗，如果說這個人不懂得運用權力的槓桿，實在說不過去。然而，這個人的職位存在了將近兩千年──如果你真的相信那堆沒有道理的東西的話，或許真有兩千年吧。羅馬教會的歷史是個客觀的事實，不是嗎？歷史事實就是歷史事實，卻無法讓教會所屬的信仰體系比馬克思主義更加堅實。安德洛波夫從來都不認為信仰上帝比信仰馬克思和恩格斯來得有道理。不過他知道的是，人人都必須信仰某種東西，不是因為這種東西是真理，而是因為信仰蘊藏了權力的泉源。比較次等的人，換言之是需要聽令行事的人，必須信仰比他們本身更有力量的事物。在全世界僅存的叢林中生存的原始人，天空一打雷，他們看到的不僅是冷熱空氣互相衝擊的現象，還聽見了某種生物的巨吼。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強大世界裡的弱者，以為可以藉著殺豬甚至殺害兒童來影響控制他們的神棍，而能夠掌控這種影響力的人，就能取得改造社會的權力。權力本身就是一種貨幣，有些偉人用來獲得舒適的生活，或是女人的青睞。前幾任國安會頭子中有一位就是利用權力來玩女人，說得準確一點是玩小女生，不過這一種惡習安德洛波夫是不沾的。權力本身就已經夠了。擁有權力的人，如同貓咪在壁爐前取暖一樣，只要接近就能享受到簡單的樂趣，他喜歡這種駕馭別人的能力，這些人伺候他，對他言聽計從，阿諛奉承，他能帶給他們安逸的生活，也能賜他們一死。
權力帶來的當然不只這些。有了權力，不用來做點事情是不行的，非要在時間的軌道上留下足跡不可，是好是壞都不要緊，重要的是足跡要夠大，大到能引人注意才行。以他的情況而言，整個國家都需要他的指引，因為在政治局這麼多人裡，只有他一個人能看清當務之急。只有他能為國家勾勒出建設藍圖。如果他做對了，他就能受後人景仰。他知道，他的生命總有一天會結束。他的肝臟有毛病，實在不應該再喝伏特加，然而他有的是權力，伴隨權力而來的是對自己的人生道路有絕對的選擇權。沒有人有權告訴他應該怎麼做。他內心明智的一部分知道，不聽忠告不一定是明智的抉擇，但是偉人就是不能聽從次等人的話，而他認為他屬於偉人中最偉大的一個。憑他如此堅強的意志力，難道無法為這個世界訂出遊戲規則嗎？他的意志力當然夠堅強，所以夜幕低垂時，他才有辦法偶爾喝個一兩杯，有時候三杯。在正式晚宴上，他甚至喝得更多。他的祖國老早就度過了獨裁統治的階段，三十年前史達林過世時就已經告一段落。史達林的統治方式殘酷血腥，讓「恐怖依凡」彼得大帝也不禁甘拜下風。那樣的權力，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來說都太危險了。史達林犯下的錯誤和做對的事一樣多，儘管做對的事造福了蘇聯，他犯下的錯卻差一點讓蘇聯淪為永久落後的國家。事實上，他創造了全球最不可思議的官僚體系，因此害蘇聯在大部分地方與進步絕緣。
然而，只要一個合適的人，就能引導政治局的同僚往正確的方向邁進，然後藉由挑選新的政治局成員，便能以影響而非恫嚇的方式來達成必要的目標。或許藉由這種方式，他能夠讓祖國再度成長，維持所有國家都需要的單一主控權，再加上一點彈性，讓新的事物足夠生根茁壯，以達成真正的共產主義。如同列寧在著作中宣稱，共產主義的忠誠信徒有福了，他們都能看到光明璀璨的未來。
在安德洛波夫腦子裡，他不太能看出其中矛盾之處。他和許多偉人一樣，和他自己過度膨脹的自我衝突的地方，他一概視而不見。
不管怎麼說，問題都回到教宗和他引來的危險上頭。
他在心頭記下早晨幕僚會議要怎麼說。他必須事先猜想會發生什麼。政治局看到那封華沙的信，會說出心中的疑問，不知如何對付這個問題，然後目光會轉向他的座位，這時他不講點東西不行。困難的地方在於，他要講的東西不能嚇到同事，因為他們思想太保守了。這些本來應該是大權在握的人，其實都膽小如鼠。
他看過很多外勤情報官的報告，這些第一處的間諜天資聰穎，總是希望探得對方間諜的心思。說也奇怪，這個世界上值得恐懼的東西還真多，而最膽小的人卻經常是大權在握的人。
安德洛波夫將杯子裡的睡前酒喝光，決定就此打住。應該說，他們膽小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擔心權力不在他們手上。他們並不堅強。他們都是懼內俱樂部的成員，如同工人和農人一樣。他們害怕失去權力，所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暗中摧毀危及他們權力的對象。連史達林這個權力最大的暴君也一樣，他運用權力的時候，主要是用來消滅可能奪權的對手。因此偉大的史達林不將心力放在往前看、往外看，而是拚命向下看。他就像女人在廚房一樣，害怕裙子下面有老鼠，反而不像是有意志、有力量，能夠屠殺撲向前來的老虎的男人。
話說回來，他和史達林的作法能有什麼差異？當然可以！他有向前看的能力，能夠看到未來，規畫出一條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他能將自己的願景溝通給圍坐在克里姆林宮會議桌的次等階層的人明白，以他的意志力來帶領他們前進。列寧與思考國家統治哲學的人，他們的願景他也能夠找到，並重新找出焦點。他也能夠改變國家的路線，偉人之名將萬世流芳。
但是此時此刻，他需要先對付教宗，及教宗對蘇聯構成的這個惱人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