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引爆邊緣
身為大使館的新聞參事，愛德華．弗利的工作就是負責擺平駐在本地的美國媒體特派員以及一些偶爾出現的人，這工作其實花不了他多少時間。至於那些「偶爾出現的人」，不外乎是自稱《真理報》和其他蘇聯媒體的記者們，弗利認為那些都是國安會的官員或線民──不過這兩種人也沒多大差別就是了，因為國安會通常都用新聞工作者的身分來掩護外勤幹員的身分。結果大部分在美國的蘇聯記者都會有一兩個聯邦調查局的幹員跟在身邊，就近監視，至少當聯邦調查局騰得出人手執行這種任務時是這樣子的，而要聯邦調查局有人手整天盯著這些蘇聯人也不容易就是了。反正，記者跟外勤情報幹員基本上做的工作是沒什麼兩樣的。
他剛剛才被一位在《真理報》工作，名叫巴威爾．科瑞辛的傢伙好好地摸了回底。這傢伙要不是職業間諜，就是讀了太多間諜小說。既然裝笨比裝聰明簡單，弗利就用破爛的俄文跟他交手，還笑咪咪的，一副對運用這種複雜的語言自信滿滿的樣子。科瑞辛建議他多看蘇聯電視節目，這樣才能快一點學會本地語言。弗利在會面後寫了份接觸報告交給中情局歸檔，報告中提到這傢伙聞起來有第二處的味道，而弗利認為自己已經過關了。當然，這種事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就他所知，蘇聯真的僱了一些會讀心術的人，弗利知道他們在收集情報上幾乎試遍了所有可行的方法，甚至連心電感應之類的手段都實驗過。就弗利的專業觀點來看，這簡直比吉普賽算命仙的手法還不如──但連中情局都開始這種類似的計畫，這實在讓弗利受不了。對愛德華．弗利而言，凡是你不能親手去掌控的事，就不是真實的。但實在沒有人看得出來，情報處那些沒用的傢伙想嘗試些什麼，反正只要不惹到行動處的人──中情局裡真正的間諜──每天在做的事情就好。
蘇聯佬不但對大使館進行監視，只有老天爺才知道老俄在這幢大樓裡裝了多少監聽器，就算大使館定期由電子專家針對竊聽、監視裝置進行大清掃也一樣（有一次蘇聯佬還成功地把竊聽器裝到美國大使辦公室裡），而國安會所利用的就是大使館對街那座本來是教堂的建築。美國大使館裡的每個人都知道對街那幢建築的譯名──微晶片女士，因為那裡塞滿了對準大使館的微波發射器，其功能是要干擾中情局莫斯科站用來竊聽蘇聯電話和無線電系統的各種監聽裝置。由於對準大使館發射的微波總量高到危害健康的程度，大使館就在牆壁裡裝金屬板來保護自己，金屬板會把大部分的輻射直接反射回對街。這場遊戲是有遊戲規則的，蘇聯人基本上也會遵守遊戲規則，但這些規則通常都沒有什麼意義。他們曾就微波的問題對這些地頭蛇們進行過溫和的抗議，然而對方總是聳聳肩說：「誰啊？我們嗎？」之後整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大使館醫生說他並不擔心這件事──他的辦公室位於地下室，有石頭跟泥土阻絕了輻射。有人開玩笑說，把熱狗放在朝東的窗臺上就可以烤熟了。
有兩人對愛德華．弗利知之甚詳，他們就是美國大使和大使館武官。前者名叫恩斯特．福勒，他看起來就像是從一本有關羅馬貴族的書裡走出來的：高大、修長、充滿威嚴的滿頭白髮。事實上，他是在愛荷華州的一戶養豬人家長大的，拿到西北大學的獎學金，然後獲得法律學位，這讓他有機會進入大企業工作，最後成為一家大汽車公司的執行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美國輕巡洋艦波伊西號上服役三年，期間參與過瓜達康納爾海戰。在大使館的情報官眼裡，他是個認真的人，也是個很有天賦的業餘情報好手。
大使館武官喬治．戴爾頓准將出身砲兵，跟他的蘇聯同行們相處得蠻不錯。戴爾頓有滿頭鬈曲的黑髮，壯得像隻熊，二十多年前曾在西點軍校的美式足球隊裡打過線衛的位置。
弗利跟他們兩個人有個約會──表面上要談的是有關美國新聞媒體本地特派員的事情，因為他在大使館裡實際負責的工作還是需要有個掩護的。
「你兒子適應得怎麼樣？」福勒問道。
「他很想念卡通影片，我們搬過來之前，我幫他買了部新式的錄影機──你知道，就是那種Beta規格的，還有一些錄影帶，但那些帶子也只能撐上一陣子，而這已經快要讓我傾家蕩產了。」
「這裡有本地版的BB鳥秀卡通。」戴爾頓將軍說道，「名字叫『慢著，別跑』之類的。雖然沒有華納兄弟的好看，但是已經比早上播放的狗屎健身教學節目好多了，那健身節目裡的小妞壯得足以一拳擊倒一個士官長。」
「我昨天早上也看到那節目，她是不是他們奧運舉重隊的選手？」弗利開玩笑。
「你對本地的第一印象──有什麼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嗎？」福勒問道。
弗利搖搖頭道：「大概都跟行前簡報裡要我有心理準備的差不多。看來不論我到哪裡去，都有人跟著我。你認為這大概會持續多久？」
「可能一個星期左右吧。你就四處走走吧──那對你是再好不過了，瞧瞧朗．費定出去走走的時候是怎麼做的吧。他的工作實在做得相當漂亮。」
「有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正在進行？」福勒大使問道。
「沒有，長官。目前都是些例行公事。但是蘇聯人的家裡有大事要發生了。」
「什麼事？」福勒問道。
「他們稱做『雷恩行動』。那是俄文『對祖國發動的核子突擊』的縮寫簡稱。他們在擔心我們總統會下令給他們來上幾顆核彈，所以在我們家裡，他們有不少幹員正在四出活動，想要搞清楚總統的心理狀態。」
「你沒開玩笑吧？」福勒問。
「我猜他們把總統言辭上的恫嚇看得太認真了點。」弗利分析。
「他們外交部問了一些奇怪的問題，」大使說，「但我已經搞定了。」
「長官，我們花了大把銀子在武器軍備上，當然會讓他們緊張嘍！」
「換句話說，如果他們買了一萬輛新戰車，也算正常嘍？」戴爾頓將軍說。
「完全正確。」弗利同意，「我覺得這就好比，槍如果在我手裡的話是件防禦性武器，可是到你手裡就會成了攻擊武器，也就是說，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你看過這個嗎？」福勒遞給他一份傳真，那是從向來就愛大驚小怪的國務院傳來的。
弗利快速看了一下，「不妙喔！」
「我告訴華盛頓那邊，他們該為蘇聯多操點心，你認為呢？」
「我同意，長官。有幾個面向，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波蘭有發生動亂的潛在可能，那會蔓延到整個蘇聯共產帝國的。這是他們長期以來的心腹之患，對他們而言，那個地方的政治穩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華盛頓方面對這有什麼看法？」
「中情局剛把那份報告呈給總統，然後總統把它交給了國務卿，國務卿又傳真給我，要我評論。你有沒有辦法去打聽一下，看政治局有沒有討論到這件事？」
弗利思考了半晌，然後點點頭道：「我可以試試看。」這讓他感到有點不妥，但打探消息本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嗎？要探到這消息，意味著他必須動用手下一個或是更多個情報來源參與，但這不就是吸收他們的目的嗎？最困難的部分是，這也意味著要讓他老婆浮上檯面。傅瑪麗是不會反對這麼做的──該死，這女人簡直愛死了外勤任務的間諜遊戲──但是讓老婆暴露於危險中，總是令做丈夫的他很難受。他猜這就是所謂的沙文主義作祟吧。「這件事的優先等級呢？」
「華盛頓方面對此非常感興趣。」福勒說道。這就讓這任務變得很重要了，但還不到緊急任務的程度就是了。
「好的，長官，我會開始進行。」弗利謹慎回答。
「我不清楚你在莫斯科有些什麼人手──而我也不想知道，這任務對他們有危險嗎？」
「他們會槍斃叛國的人，長官。」弗利據實回答。
「這份工作比賣車這行當要來得難多了，弗利，我很了解這點。」
「見鬼了，連當年在越南中央高地的日子都沒有這麼難過。」戴爾頓將軍說道。「你也知道，老俄的玩法相當卑鄙。他們也曾向我打聽過總統的事，這種事通常都是在跟他們那些高級軍官喝酒的時候碰上的。看來他們是真的很擔心總統打算幹什麼，嗯？」
「看起來是這樣子沒錯。」弗利附和著說道。
「很好，有事沒事動搖一下那些傢伙的信心也無傷。」戴爾頓將軍說。
「這樣他們才不會做得太過分。」福勒大使聽了便下結語。他在外交這一行還是個生手，但他仍會尊重應有的程序。「好了，還有什麼事需要我知道的嗎？」
「我這邊沒有，」弗利答道。「我還在適應整個狀況當中，今天有個叫科瑞辛的蘇聯記者在試探我，可能是國安會對我進行的反間諜測試。」
「我認為他是幹這一行的。」戴爾頓將軍毫不遲疑地說道。
「我是聞到了那麼點味道，我希望他會找《時代》雜誌的特派記者去查有關我的資料。」弗利說。
「你認識他？」
「安東尼．普林斯，」弗利點點頭，「他是葛羅頓高中跟耶魯大學兩家貴族學校畢業的。當我還在報社時，曾在紐約遇到過他幾次，他很聰明，但沒有自以為的那麼聰明。」
「你的俄文怎麼樣？」戴爾頓問。
「好到會被當成是本地人──至於我老婆，人家搞不好會以為她是個蘇聯詩人呢。她的俄文真是棒極了。喔，另外一件事，我在外僑社區裡有個鄰居，姓黑達克，先生名叫奈傑，太太名叫潘妮。我猜他們也是同行。」弗利自信地說。
「還是頂尖的呢，」戴爾頓同意道，「他們絕對是好手。」
弗利也是這麼覺得，但再確認一次總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他站起身來說：「好吧，讓我來做完一些工作吧。」
「歡迎加入，艾德。」大使說道，「等你習慣以後就會知道，在這兒工作也沒那麼糟。透過他們的外交部，我們想要什麼劇院票跟芭蕾舞票都拿得到。」
「我寧願去看冰上曲棍球。」弗利說。
「那也是小事一件。」戴爾頓將軍回答。
「好位子嗎？」弗利問。
「第一排。」
弗利笑著說：「帥啊。」
※※※
同一時間，傅瑪麗正帶著兒子上街。小艾迪已經大到不適合坐娃娃車，這簡直是太糟了。你可以用娃娃車做很多有趣的事，而且她估計蘇聯人也不大想去招惹一個嬰兒跟尿布包──特別是當這兩樣東西都屬於一個有外交護照的女人時。此刻她只是四處隨意走走，慢慢熟悉周遭的環境。她正置身於敵人的心臟地帶，就像敵人身體裡的一個病毒一樣──希望是個致命的病毒。她出嫁前的名字叫做瑪麗．卡明斯基，是羅曼諾夫皇室一位馬廄總管的孫女。在她的少女時代，祖父范亞在她心目中佔有重要地位。她從蹣跚學步的年紀開始學講俄文，不是今天使用的這種俄文，而是舊日那種優雅、充滿文學氣息的俄文。她會因為讀了普希金的詩而感動落淚，在這方面她就比較像個蘇聯人，而不像美國人。多少個世紀以來，蘇聯人對他們的詩人總是推崇有加，而這些詩人到了美國卻大都淪落到為流行歌曲作詞的地步。就蘇聯這國家來說，是有很多事情值得讓你去欽佩、喜愛的。
談到政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一年她十二歲，正是處於滿懷熱情向前看的青少年時代，祖父在那一年跟她說了阿列克西的故事。阿列克西是帝俄的太子──祖父說，他是個不錯的孩子，但是他的命運卻不大好。阿列克西身罹血友病，是個很脆弱的孩子。范亞．卡明斯基上校當時是個在皇家騎兵隊服役的小貴族，他負責教阿列克西騎馬，因為騎馬是每個王子到了那個年紀必須要學的一項技能。范亞當時可是前所未有地小心翼翼，在阿列克西騎馬時，都會有一位皇家海軍的水兵用手扶著他，以免他因墜馬而流血。范亞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也獲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麗珊德拉的極度感謝。在這一段日子裡，范亞和阿列克西之間變得非常親近，就算稱不上是父子之情，也像是叔姪般親密。後來范亞就被派上前線去和德國人作戰，戰爭才開始，他就在坦能堡之役中被俘了。當他聽說蘇聯大革命時，人還在德國戰俘營裡。後來他終於想辦法回到了祖國，跟白俄部隊一起進行注定徒勞無功的反革命行動。接著，他聽說沙皇全家被那些篡奪政權的人在艾卡特林堡謀殺的消息，在那時他就心知肚明這場戰爭算是輸了。於是他又想辦法逃離蘇聯，到了美國，在那裡開始全新的生活。即使如此，他終生也無法停止對故人的悼念。
傅瑪麗還記得當年祖父對她述說這故事時眼中的淚光，祖父的淚傳遞給她的是，對布爾什維克分子發自內心的恨意。時至今日，她心中的這份憎恨也已經和緩了許多。她不是什麼狂熱分子，但是當她看見穿著制服，或是坐在黑頭車飛馳而過參加黨部會議的蘇聯官員時，她看見的是敵人，是她要去打敗的敵人的面容。就算共產主義是她國家的大敵，但對她而言，那不過是個次要的理由罷了。如果她能找到個按鈕，按下去就能毀滅這個令人憎惡的政治體系的話，她會毫不猶豫地按下那個按鈕。
因此，把她派到蘇聯簡直是她夢寐以求的一個工作機會。當范亞．波里索維奇．卡明斯基對她述說他的過往和那些令人難過的歷史時，就好像賦予了傅瑪麗一個需要讓她終生付出的任務，同時也給了她在這任務中追尋成就的熱情。所以對她而言，加入中情局幾乎就像梳理她那一頭蜜金色的頭髮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此時，她在莫斯科的街上四處走著，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她切身了解到，祖父對過往的那種狂熱的愛。從建築物屋頂的高度，到街道上瀝青的顏色，以迄路人臉上的空洞神情，每件事物都跟她在美國所知道的不一樣。每個人走過她身旁時都會對她多看一眼而因為她身上穿著的美式衣物讓她好像是置身烏鴉群中的一隻孔雀。即使是像蘇聯人這麼陰鬱的民族，有些路人還是會對小艾迪擠出一絲笑容，因為面對孩子時，他們永遠是表現得非常和藹可親。出於好玩的心態，她故意找個民兵向他問路。當那位本地警察被她找上時，他彬彬有禮地聽她用發音破破爛爛的俄文問路，然後告訴她正確的方向。這倒是個不錯的經驗。她注意到，她後面有個緊跟不放的「尾巴」，那是個年約三十五歲的國安會官員，一直在後面五十碼左右的距離外跟著她，盡可能地不顯露行蹤。他所犯下的錯誤就是每當她轉身時，他就故意往別的地方看。也許他就是那麼被訓練出來的，這樣一來，他的長相才不會被監視的對象看到，以致之後因為感到熟悉而被認出來。
這裡的街道和人行道都很寬敞，不會讓人有太過擁擠的感覺。這個時候，大部分的蘇聯人都在工作，這裡的街上也看不到什麼有空閒的女性，不論是購物、參加社交活動或是準備去打高爾夫球，要有的話恐怕也是黨內要員的太太們，頂多也就是這樣子了。那就有點像美國那些有錢又有閒的人，傅瑪麗暗忖，如果這地方還有這個族群的話。傅瑪麗的母親一直都是職業婦女──至少她記憶中一直是這樣，事實上直到現在她仍在工作。然而，此地的情形則是女人拿鍬扛鋤，男人開卡車運貨。他們永遠都在修補街上的坑坑洞洞，卻又永遠沒辦法把路修補到讓人可以接受的品質。這跟華盛頓和紐約沒什麼兩樣，她在心裡想著。
這邊的街上也有小販，是賣冰淇淋的，她想買一個給小艾迪吃，因為他已經朝他們盯了老半天了。傅瑪麗動搖這個國家的任務，以及這任務會把她兒子牽連進來的可能性，讓她的內心著實有點掙扎。話說回來，小艾迪才四歲而已，這段經歷對他而言可能會是個不錯的學習過程，至少讓他長大以後會說兩種語言，而且他也會比大多數的美國小孩更加感激他生為美國人的事實，從傅瑪麗的角度來看，那也是件好事。所以，後面有個人在跟蹤她又怎麼樣，那個人有多棒？看來該是她出手來試試他的斤兩的時候了。她伸手到皮包裡，悄悄拿出一段紙膠帶，紙膠帶是紅色的，鮮豔的紅色。她轉過街角，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意地把那段膠帶貼在一根燈柱上面。接著又往下走了五十碼，當來到另一個街口時，她裝作彷彿是迷路的樣子回身張望……傅瑪麗看見跟蹤的人毫無知覺地走過那根燈柱。所以他根本沒看見燈柱上那個飄動中的標記。如果他真是盯著傅瑪麗不放的話，少說他一定會看到她做了些什麼事……另一方面，他是唯一在後面跟著她的人，她所走過的路完全是隨意選擇的，看來應該是沒有其他人被抓來跟蹤她才對，除非對方真的動用了大批監視人力來對付她，可是就現在的狀況看來實在不像。她出外勤任務時可從來沒失敗過。她記得在維吉尼亞州潮水鎮，被稱做「農場」的中情局訓練中心受訓時，她是全班成績最優秀的學員，她知道她很優秀──時至今日還是一樣，而且她也知道，一個人絕對不會優秀到可以忘掉小心第一的守則。但是只要夠謹慎，自然是小心駛得萬年船，當年祖父也是這麼教導她騎馬的。
傅瑪麗心想，她和小艾迪在這個城市將會有很多冒險犯難的機會，不過她會等到國安會的人厭倦了整天當跟屁蟲時才開始，到那個時候她可是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了。她有點好奇，除了現有的情報來源以外，她還會為中情局招募到什麼樣的人。是啊，她現在是置身於敵人的心臟地帶，很好，她的任務就是給敵人製造出一個流血流膿的潰瘍。
※※※
「很好，洛德凡斯基，你也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安德洛波夫說道，「我現在要怎麼跟他說呢？」
這就顯示了主席的智慧，他並不是猛然地讓自己情緒性的答覆直接送到第一線，而是把駐羅馬幹員放回到他應有的角色上，只有笨蛋才會對資深下屬大發雷霆。
「他要的是指示──有關行動規模之類的，我們應該給他的就是指示而已，這就剛好把事情帶回到你在盤算的問題上面。主席同志，你仔細思考過這些了嗎？」洛德凡斯基回答。
「非常好，上校，那麼你認為我們該怎麼做呢？」安德洛波夫盯著他再問。
「主席同志，我從美國人那裡學到一種說法，用在此時還蠻恰當的：回答這問題已經超過我領的薪水所賦予我的權限了。」洛德凡斯基技巧性地迴避問題。
「你是不是在告訴我，你不想親自扮演主席的角色？連心裡想都沒有想過嗎？」安德洛波夫相當尖銳地問話。
「老實說，沒有。我把我的思考限制在我所了解的層面上──也就是行動層面上。我沒辦法跨越這層限制，讓自己去碰觸到政治範疇的問題。同志。」
聰明的答案，即使是言不由衷的答案也一樣。安德洛波夫心中想著。但是洛德凡斯基應該是沒辦法去討論這種高層次的想法，因為在國安會裡面沒有人有這個權限去討論這些事情。到這個時候，黨的中央委員會裡面，有些資深成員可能會找他談談，但那也是因為政治局的指示，而這種指示幾乎一定是來自布里玆涅夫本人。但那種狀況，安德洛波夫心想，也不大可能在此時此刻發生。所以，沒錯，上校可能會在他心裡偷偷思考這個問題，就像每個部屬都會做的那樣。但身為一個專業的國安會官員，而不是負責推銷黨的黨政高層，他應該把有關這問題的所有想法就此打住。
「很好，讓我們略過所有政治層面的考量，然後思考一下這個理論上的問題：如果有人想殺害教宗的話，他會怎麼做？」
洛德凡斯基看起來很不安。
「坐下吧。」主席跟他的部屬說道，「你以前也籌劃過一些複雜的行動，沒關係，不急，你可以慢慢地通盤思考這個問題。」
洛德凡斯基坐下後開口說道：「首先，我需要找些精通這一類事情的人來幫我忙，我們總部裡是有幾位官員對這方面蠻在行的，但是……既然你要我從理論的層面去考慮這個問題……」上校的聲音漸漸低沉下去，接著抬起眼睛盯著左邊。當他再度開口說話時，他慢慢地說道：「首先，我們應該把高德倫科的羅馬站定位在僅僅用來收集情報──針對目標的情報之類的事情，而不應該運用羅馬站的人來執行任何主動任務。事實上，我反對使用任何蘇聯人來進行這項任務的所有工作。」
「為什麼？」安德洛波夫問道。
「義大利的警察都受過很專業的訓練，何況是發生這種事之後的大規模調查，他們一定會精銳盡出，投入大量的人力。而且發生這種事的時候，一定會有目擊證人的。這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一對眼睛和一副記憶，有的人還有智慧，那一類事情是無法預測的。當要某人追查時，他會思考當這事件發生時，其產生的影響會對誰有利。這麼說吧，不論是用狙擊手或長程步槍，這類方法一定會指向國家層級的行動。因為這種狙擊手必然受過精良的訓練且擁有適當的裝備，也就是說他必定是個軍人，軍人等於軍隊，軍隊來自國家──而有哪個國家會想殺掉教宗呢？」洛德凡斯基上校問道，「一個真正的秘密行動是無法追蹤到其源頭的。」
安德洛波夫點了根香菸，接著點了點頭，他選對人了。這名上校不是傻子。「繼續。」
「理想上，這名槍手應該與蘇聯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對這一點應該要百分之百的確定，因為我們無法忽略他在事發之後被捕的可能性。如果他被捕了，他會受到偵訊。大部分的人在偵訊時都會和盤托出，不論是因為心理或是生理上的因素。」洛德凡斯基伸手到口袋裡掏出他自己的香菸。「我記得我曾經讀過有關在美國發生過的一件黑手黨殺人案……」再一次的，他的聲音又低沉了下去，當他回憶起過去時，他的眼睛緊盯著遠處的牆壁。
「然後呢？」主席敦促他說。
「一次發生在紐約市的殺人案，有位黑手黨老大和另一個地位相當的黑手黨老大意見不合。因此他們決定不僅要殺掉對方，而且要讓對方死的時候受到某種程度的侮辱。於是他們找了個黑人幹掉對方。對黑手黨人而言，那種死法是非常丟臉的。」洛德凡斯基解釋道，「任何情況下，動手殺人的殺手都會馬上被另外一個人幹掉，而後面那位黑手黨殺手應該是會成功逃脫──毫無疑問的一定會有人接應他，因此證明了那是一次小心策畫的行動。那個案子從來就沒有破案。真正殺人的人──策畫了這次暗殺行動的人──完成了任務，也因此在他們的組織內獲得了應有的威望，但卻從來沒有遭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這些作惡多端的爛胚子。」安德洛波夫嗤之以鼻道。
「是沒錯，主席同志。但是一個執行得無懈可擊的任務總是值得我們去研究一下，即使他們是一群惡棍也一樣。當然，這個例子並不完全符合我們手上這個任務的需要，因為我們的任務就是希望讓它看起來像是一樁幹得很漂亮的黑手黨謀殺案。話說回來，那個案子裡的殺手能有機會去接近目標，是因為他很明顯的不是黑手黨的成員，而且事發之後，他也不會連累或是指認那個付錢找他執行任務的人。你說，這一切不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嗎？不過，我們的行動也不能完全模仿他們的作法──比方說，如果我們把殺手滅口的話，線索可能就會直接指向我們。這可不會像除掉里昂．托洛斯基那樣簡單，因為那件任務從一開始就不是真的想要隱瞞什麼。至於我剛剛提到的黑手黨謀殺案，那個案子本來就是有點殺雞儆猴、昭告天下的意味。」在洛德凡斯基眼裡，就算蘇聯這個由國家執行的任務在細節上是模仿紐約那件幫派謀殺案，也實在不值得誇耀。但是在上校身為任務策畫者的腦袋裡，托洛斯基謀殺案跟黑手黨的暗殺不論是在戰術或是對象上，都有著有趣的共通點。
「同志，我需要點時間來好好考慮一下整件事。」
「我給你兩小時。」安德洛波夫主席慷慨地回答。
洛德凡斯基起身行過軍禮，經過衣櫥旁邊走出主席辦公室，再進入秘書室。
洛德凡斯基自己的辦公室相當小，這是當然的，但這是他自己專用的辦公室，而且跟主席辦公室位在同一樓層。辦公室有扇窗戶面向捷爾任斯基廣場，從那裡可以俯瞰往來的交通以及鐵人菲利克斯的雕像。他的旋轉辦公椅坐起來很舒服，而他的桌上則放了三具電話，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蘇聯就是做不出多線路的話機。洛德凡斯基擁有一具專用的打字機，但他很少使用這臺打字機，他寧可從行政部門叫個秘書進來幫他處理那些文件。有這樣的說法，尤里．安德洛波夫除了要某一個秘書幫他做口述打字之外，還會要那位秘書做些別的事，可是洛德凡斯基並不相信這些八卦。在這種事情上面，主席可說是個極端的完美主義者。腐敗墮落根本不是他的作風，這對洛德凡斯基是很具說服力的。對於像布里玆涅夫這樣子的領導人而言，要人對他忠誠是件很難的事。所以洛德凡斯基認真的服膺國安會以劍與盾作為象徵的座右銘，他的工作就是保護他的國家與人民，但是他們自己本身也需要保護──有時這層庇護的需要是因為他們是政治局的成員。
但是為什麼他們需要保護自己以對抗這個教宗呢？他問他自己。
他搖搖頭，接著開始把心力放在這個行動上，他習慣張大眼睛來想事情，把他的想法像一部在隱形銀幕上放映的電影一樣走一遍。
第一個需要考慮的就是目標的本質。從照片中看起來，教宗似乎是個身材高大的人，他通常都穿著白色衣袍，幾乎可以說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暗殺對象了。他在出巡的時候都搭乘敞蓬座車，而且為了讓信眾能清楚看到他，他的座車都開得很慢，所以讓他成了更好的暗殺目標。
那麼，要找什麼人來擔任殺手呢？這人不能是國安會官員，甚至不能是蘇聯公民。也許可以找個蘇聯流亡人士吧。在整個西方世界裡，國安會掌握著許多蘇聯流亡人士，許多人根本是國安會的潛伏情報員，這些人就是過著他們該過的生活，然後靜靜地等待著行動的指令……但問題是，這些人許多已經融入平靜的生活裡了，他們對於收到的行動指令根本就不予理會，甚至還會把收到的指令內容通報給他們所在國家的反情報單位。洛德凡斯基並不喜歡運用像這樣子的長期特務，那太容易讓一個情報官員忘記他自己是誰，反而變成原先應該只是他掩護身分的那個人。
不行，這個殺手必須是個局外人，不是蘇聯人，也不是前蘇聯公民的非蘇聯人，甚至不能是國安會訓練出來的外國人。最好的情況是找一名變節的教士或修女來執行這個暗殺任務，但是這麼完美的人選不會從天而降，那種事只有在西方國家的間諜小說或是電視影集裡才有可能出現，真實世界裡的情報行動鮮少有這樣子的好事。
那麼，他到底需要什麼類型的殺手呢？找個非基督徒？還是猶太人？抑或是回教徒？找個無神論者的話，會令人很容易就聯想到蘇聯，所以不能找無神論者。如果可以找個猶太人去進行暗殺的話──那簡直太棒了！從上帝選定的子民裡找個人，最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本身對宗教就擁有十足的狂熱。從前的話是有這個可能……現在就不太可能了。國安會是有人在以色列沒錯──許多移民到那裡的蘇聯公民是國安會的潛伏情報員──但是以色列反情報單位的效率之高是眾所周知的，在那種情況下，暗殺任務被以色列人壞了大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然而這卻是個絕對不能搞砸的任務。如此一來，猶太人也出局了。
也許去北愛爾蘭找個狂人吧，當然是找個痛恨天主教會的新教徒嘍！記得有個新教徒領袖──洛德凡斯基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了，但他看起來就像是酒廠廣告裡的人物──曾說過他希望教宗早死早好，那個傢伙本人甚至還應該是個牧師呢！但是，很遺憾的是，這種人更憎恨蘇聯，因為他們的北愛爾蘭共和軍對手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分子──這一點倒是讓洛德凡斯基上校有點難以接受，因為如果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分子的話，他就能動用黨的紀律去找個人出來執行任務，但是他沒辦法這麼做。即使就他對愛爾蘭恐怖分子的些許了解，要在他們中間找個人，而這人又能把黨的紀律放在其對民族的信仰之上，這種想法根本就是連問都嫌多餘。從理論上來說，這想法固然誘人，但是安排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說來說去就只剩下回教徒了，他們有很多人都是狂熱分子，但是他們的狂熱與其核心信仰的關係，卻少得足以跟教宗對馬克思的信仰相提並論。回教太龐大了，大到其本身都為其龐大所苦。但是如果他想找個回教徒的話，他要上哪裡去找呢？國安會的確是在很多國家有外勤人員，其中也包括了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國家以及回教國家。他心中暗忖，這倒是個好主意。蘇聯大部分的盟邦都有情報單位，而這些情報單位大部分都在國安會的掌控之下。
其中居於翹楚地位的首推東德的國家安全部（DDR），這個部門在部長馬可士．伍爾夫的領導下，運作得有聲有色，但是那個國家幾乎沒有回教徒。波蘭人這方面也不錯，但是洛德凡斯基根本不可能用他們來執行這個任務，天主教的勢力已經在那個國家擴散開了──那意味著西方勢力也同樣滲透進去了，就算勢力不如天主教也夠瞧的了。匈牙利──不行，同樣的問題，這個國家有太多天主教徒，僅有的回教徒都是些在那邊接受恐怖主義團體意識形態訓練的外國人，他應該是不會去利用他們。捷克也是一樣。至於羅馬尼亞，那國家根本就不被認為是蘇聯的忠誠盟邦。羅馬尼亞的統治者，雖然是個嚴格的共產黨員，但簡直就像是當地的吉普賽流氓一樣。這樣只剩下……保加利亞。當然嘍，保加利亞緊鄰土耳其，而土耳其又是個回教徒的國家。此外，保加利亞有著政教分離的文化，當地更是幫派醞釀生存的溫床，加上保加利亞人跟西方世界有蠻多接觸的，這些接觸都是以走私活動來做掩護，而那正是他們一般取得北約情報的方式，就跟高德倫科在羅馬所做的事情一樣。
所以，他們應該透過索非亞站的站長，讓保加利亞人去做這件見不得人的工作。畢竟，他們欠國安會一份情也欠得蠻久了。當年國安會總部曾幫過他們，讓他們在倫敦西敏橋上漂亮地幹掉一個叛逃的保加利亞人，那個行動只有小部分因為運氣不好而被搞砸了。
但是這也給國安會上了一課，洛德凡斯基在心裡暗暗提醒自己。就像那次黑手黨的暗殺一樣，這個任務還不能幹得太漂亮，免得追查的箭頭會直接指向國安會。不行，這次的行動一定要讓它看起來就像是幫派分子幹的。就算是這樣，還是會有風險。西方國家政府還是會有他們應有的疑惑──但是沒有直接或間接與捷爾任斯基廣場間的關聯，他們就沒辦法公開說出他們心中的疑惑。
這樣子的計畫夠好了嗎？他自問道。
義大利人、美國人、還有英國人都會疑心。他們會私下談論，搞不好那些竊竊私語的內容還會自己找路登上大眾媒體。但這有關係嗎？
這就要看此次的任務對安德洛波夫和政治局來說有多重要了，不是嗎？的確是會有風險，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上來評估的話，你要權衡比較的該是風險和任務的重要性間孰輕孰重才對。
所以羅馬站扮演的是收集情報的角色，索非亞站會找保加利亞人去幫他們僱個殺手──這次行動應該會是用手槍來下手，因為如果用刀子的話，要想跟目標接近到足以下手的距離根本就是高難度，不大可能用來玩真的。用步槍又不大容易把武器藏起來，雖然像衝鋒槍之類的武器從來就是執行這種任務的首選。還有，殺手不能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說什麼都不行，這個人一定要找個來自北約國家的人。這某種程度上會有點複雜，但也不是那麼困難就是了。
洛德凡斯基又點了根菸，然後在心中來來回回地思考他整個計畫的所有細節，看看有沒有破綻，也找找看有沒有弱點。是有些地方有弱點，但這種事永遠都是會有弱點的。真正的問題會是在怎樣去找個土耳其好手來下手暗殺，這一點他們就只有靠保加利亞人了。他們秘密警察的實力有多棒？洛德凡斯基從未跟他們直接合作過，他只聽過他們的名聲罷了。保加利亞秘密警察的名聲並不完全是好的，他們就反映了他們政府的狀況，比莫斯科要來得粗野且殺人不眨眼，也不是那麼文明。但他認為這些觀點都是國安會裡面的蘇聯沙文主義在作祟。保加利亞像是莫斯科的小弟，不論是在政治或是文化上，兩者間的這種大哥──小弟觀念是無可避免的。他們只要在土耳其有個好「朋友」就夠了，意思是只要有一個好情報官員，他最好是在莫斯科受過訓，那樣子就夠好了。像這樣子的人有一卡車，國安會訓練學院會有這類的紀錄，搞不好索非亞站長還認識那個人呢！
這段純粹理論上的考量已經讓計畫慢慢成形了，洛德凡斯基上校暗忖，心中還帶著幾分驕傲。所以，就算是在總部混了這麼久的日子，他還是記得怎樣去策畫一個好的外勤任務。他微笑著捻熄了香菸，接著拿起白色電話，撥了一一一分機給主席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