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提名大法官
基爾惕知道這可能是他最後的反擊，心中不禁又想起了一條與武器有關的隱喻。昨天晚上，他一直都和他約來的報界朋友在一起，他們都很可靠。至於其他的人，如果說沒有退避三舍，至少也行事謹慎，與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但對多數人來說，要引起他們的關注並不困難。昨晚持續了兩個小時的午夜記者會就是他用一點內幕消息激起記者的職業興趣之後召開的。而後，他所要做的就是約法三章：會議的內容全是有關背景情況介紹，不得透露來源，也不許引用。記者們都欣然同意。
「局勢相當令人不安。聯邦調查局曾對國務院的所有高層人士進行了測謊試驗。」他告訴記者。這事記者們早已略有所聞，只是還沒證實；這下可以算得上是得到了證實。「但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正相繼出爐的各項政策。國防建設要在一個名叫布瑞塔農──一個在軍事工業背景下長大的傢伙──的領導下進行。他揚言要裁掉採購系統的全部保安人員，並大幅削減國會的監督。而那個叫喬治．溫斯頓的人又想幹什麼呢？他要破壞整個稅收體制，大幅降低稅率，徹底廢除增值稅。為什麼呢？為了將國家的全部稅收負擔轉嫁到中產和勞動階級頭上，為了讓那些有錢人『免費搭車』，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我從不認為雷恩是一位稱職的、有才能的總統人選，但我不得不告訴你們，這一切都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是個激進的保守主義派──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稱呼他的。」
「你所說的國務院的事可靠嗎？」《紐約時報》記者問。
基爾惕點點頭，說：「百分之百絕對可靠。你是說你們還不──拜託，你們還是記者嗎？」他不耐煩地說道：「在中東危機期間，他指使聯邦調查局騷擾我們這些資歷最深的人，企圖指控他們竊取一封根本就不存在的信件。」
「而現在呢，」基爾惕的幕僚長似乎有些不識時務地補充道，「《華盛頓郵報》卻準備用大大的篇幅刊登一篇有關雷恩的文章。」
「等一等，」《華盛頓郵報》記者直起腰來說道，「那是鮑勃．霍茲曼的主意，不是我的。我曾經勸過我們副主編那樣做不好。」
「是誰透露出去的？」基爾惕問道。
「我不太清楚。鮑勃的口風一向很緊，這你是知道的。」
「那麼雷恩在中情局做什麼呢？他打算把行動處擴大三倍，這是國家所需的嗎？他究竟要幹什麼？」基爾惕自問自答：「他要擴充國防；他要改寫稅法使富人受益；他要把中情局帶回冷戰時代。我們正在向後倒退到五○年代。為什麼？」基爾惕大聲質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究竟有何打算？難道我是這座城市裡唯一有疑問的人嗎？你們這些記者在幹什麼，什麼時候才能發揮你們的作用呢？他妄圖威脅國會，而且就要得逞，那大眾媒介又在哪裡呢？誰來保護大眾呢？」
「埃德，是否能說得更清楚一點呢？」《紐約時報》記者問。
基爾惕把沮喪的手勢做得無可挑剔。「我正站在自己的政治墳墓裡。這麼做，對我沒有任何好處，但我不能視若無睹、袖手旁觀。即使雷恩有政府的所有實權人物做後盾，我也不能坐視不管。讓他和他的幕僚把國家政府的權力集中到少數幾個人手中？讓他增強他們暗中監視我們的力量？讓他隨意修改稅法以使那些從不繳納份內稅款的人更加富有？讓他獎勵國防工業？那接下來他是不是要廢棄民法了呢？他每天用直升機送他妻子上班，但在座的各位對此史無前例之舉卻緘口不語。這是連詹森總統（編註：Lyndon Johnson，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也從未夢想過的帝國式總統直轄政府，沒有國會對此加以制約。你們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什麼嗎？」基爾惕給了他們一點時間思考，「是傑克一世。應該有人來關心關心這件事了。為什麼你們不起來行動呢？」
「霍茲曼的文章內容是什麼，你知道嗎？」《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問。
「雷恩曾是中情局的活躍份子。他殺過人。」
「他自以為是他媽的○○七！」基爾惕的幕僚長不失時機地說道。此時《華盛頓郵報》記者不得不發言維護自己報社的名譽：
「霍茲曼沒有這麼說。如果你指的是恐怖份子猖獗的時期──」
「不，不是那件事。霍茲曼打算報導的是莫斯科事件。那不是雷恩策劃的，是亞瑟．穆爾法官在擔任中情局局長時做的，雷恩只是負責執行的人，但這本身就夠嚴重的了。這干涉了前蘇聯的內政，但從來也沒有人懷疑過那或許不是什麼好主意──我是指，居然去搞一個有一萬枚彈頭瞄準我們國家的政府。各位，你們知道嗎，這已足夠構成戰爭行為了。這是何居心呢？就為了保護他們的叛國賊免遭清除，我敢說他一定沒告訴霍茲曼這些。」
「我不知道這件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承認，「我只聽說過幾件事。」這多少讓基爾惕感到寬慰一些，他在報社的內線比那些資深的政治記者還要靈通。「好吧，你說雷恩像○○七一樣殺過人，請證實一下。」他以平淡的口吻說道。
「記得四年前的哥倫比亞事件中炸死了一些卡特爾成員嗎？」基爾惕等到大家點頭認可後接著說，「那是中情局所為，而雷恩當時就在哥倫比亞。那又是一次戰爭行為，各位，這是我所知道的兩次戰爭行為。」
雷恩竟如此不精於掩飾會導致自己毀滅的行為，基爾惕對此感到驚奇不已。中情局的藍色計劃行動已經開始在情報處上下掀起波瀾。很多資深官員都面臨著提前退休，或是被官僚帝國裁減的厄運，而這當中又有很多人醉心於權力的鬥爭。他們極易相信自己對國家的安全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做些事，不是嗎？此外，雷恩在蘭格利工作時也得罪過很多政府官員，現在是遭報應的時候了。就雷恩目前所處的職位來說，他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易受攻擊的目標。再者，知情者們畢竟只向美國前副總統──其實也可以說是真正的總統──透露消息，而對大眾媒體保密。說到底這也是違法的，違反了合法討論國家重要政策的條例。
「對此你有多大把握？」《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問。
「我有具體時間。記得詹姆士．葛萊海軍上將是什麼時候死的嗎？他是雷恩的恩師，那次行動可能是他臨終前策劃的。雷恩沒有出席他的葬禮，因為那時他正好在哥倫比亞。那是事實，你可以去查。」基爾惕執意道，「那可能就是卡特中將自殺的原因。」
「我以為那是意外事故，」《紐約時報》記者說，「他那時正在外面慢跑，然後──」
「然後他只是不幸跑到了公車前面？聽好，我並不是說卡特是被謀殺的，我想說的是他被捲入了那場由雷恩一手操縱的非法行動中，而他並不想面對事實。那給了雷恩掩飾其所為的機會。你們知道嗎？」基爾惕斷言，「我低估了雷恩這個傢伙，他是個十分狡猾的人。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需要間諜人數為原來三倍的中情局，我們不需要投注更多的經費在國防建設上，我們不需要重新起草稅法去保護雷恩賴以生存的百萬富翁們，我們更不需要一位認為五○年代是個偉大時代的總統。他對我們國家的所作所為都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我不知道──又一個沮喪的手勢──可能這次我不得不孤軍作戰。我知道，我是在拿我一生的聲譽做賭注做這樣的抗爭……但，該死的，一旦我對憲法發過誓……當我……」他以平靜而沉思的口吻繼續道，「第一次贏得我的第一個眾議院席位時……然後我進入參議院……再來羅傑要求我當他的副總統。你們知道，那種時刻是令人永遠忘不了的……或……或……或……或許我並不是擔此重責的合適人選，好嗎？不錯，我做過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我曾背叛過我的妻子，我曾酗酒多年。美國或許應該有比我更好、更合適的人站出來伸張正義……但當今捨我其誰呢？況且我不能，不能背信於那些選我進這個城市的公民，不管要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都不能。雷恩不是美國總統，他很清楚這一點，不然他為什麼要設法盡快進行諸多的改革？為什麼他要脅迫國務院的資深人士，逼他們撒謊呢？為什麼他要玩墮胎權的把戲？又為什麼要透過溫斯頓這個財閥在稅法上大做文章？他是在行賄賂之事。他會繼續恐嚇國會，直到那些政治捐獻者們設法讓他當選上國王什麼的。我想說的是，此時此刻代表人民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埃德，我並不這麼認為。」幾秒鐘後《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說道，「他的政治主張是不怎麼樣，但他給我的印象卻非常誠懇。」
「政治的首要準則是什麼？」《紐約時報》記者笑著問，但不等回答又繼續說：「我告訴你，如果這個有關俄羅斯和哥倫比亞的消息屬實……哇，不得了！那是五○年代在其他國家興風作浪的事。我們不應該再這麼做，絕不能停留在那個時代。」
「我們可沒提供你們任何消息，你們也不能向蘭格利透露消息的來源。」幕僚長邊把錄音帶傳下去時邊講，「但這裡錄有足夠的可驗證事實來證明我們剛才所講的一切。」
「這得要兩天的時間。」《舊金山觀察報》記者一邊說，一邊玩著錄音帶，眼睛盯著他的同行們。競賽從現在就開始了，在座的記者們誰都想捷足先登，使自己的文章第一個見報。整個競賽過程隨著錄音帶在他們回程車上的播放而拉開了序幕。誰開得快誰就占優勢。
「各位，我能說的是，這是一條重要新聞，你們必須拿出看家本領來。這不是為了我，」基爾惕說，「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更合適的人選來做這件事──但我找不到。這是為了整個國家，而這代表你們必須盡可能地搞清楚事實真相。」
「放心吧，埃德。」《紐約時報》記者保證道。此時，記者們把手裡的咖啡杯都放到桌子上，並站起身來，隨手把迷你錄音機塞進外套口袋。每個人都左手拿著錄音帶，右手掏著車鑰匙。
※※※
「班，跟我談談情況。」四個小時剛過，傑克．雷恩就命令道。
「當地電視台仍然沒有任何消息，但我們已經截獲了他們夜間廣播的微波傳送。」班．古德烈停頓了一下，等雷恩就座後他又繼續說道：「只是品質太差，無法讓你看，但我們有他們的音軌。總之，他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鞏固力量。他們明天就會公開。街上可能已有傳聞，而正式的公佈只是針對世界上的其他地區。」
「真是神速。」總統評論道。
「沒錯。」古德烈點點頭，「又出了一個新問題，土庫曼共和國的總理死了，是車禍。葛洛佛科約在五點剛過的時候打電話來通知我們。他現在不怎麼高興，因為他認為伊拉克事件和土庫曼事件是屬於同一件陰謀──」
「我們有證據嗎？」雷恩邊繫領帶邊問。這是個愚蠢的問題。
「你是在開玩笑吧，老板？我們什麼情報都沒有，甚至連衛星也沒有動靜。」
雷恩低頭看了一會兒桌面。「你知道嗎，大家都經常說中情局如何如何厲害──」
「嗨，我在中情局待過，記得嗎？多虧有CNN。不錯，我了解情況。俄羅斯方面至少還向我們通報他們掌握的部分情報，這是件好事。」
「他們是驚慌失措。」雷恩說道。
「嚇破了膽。」古德烈附和道。
「好了，現在我們知道伊朗正在接管伊拉克，又知道土庫曼的領導人死了。你有何高見？」雷恩問道。
「關於這點，我同意葛洛佛科的看法。他的確有很不錯的幹員，看來他的情況與我們一樣。他可以觀望、擔憂，但沒有任何真正行動的機會。總理的死可能是一個偶然的巧合，但情報人員是不該相信巧合的。葛洛佛科也是一樣，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同一個陰謀。我認為也很有可能。我打算與維斯可談談，他的預言正逐一證實，看起來有點令人毛骨悚然。我們今天會得到沙烏地阿拉伯方面的消息。」以色列的消息也快來了，雷恩心裡清楚。
「中國方面呢？」總統接著問道。
「大規模軍事演習。動用了海軍兵力，但沒有空中力量。不過衛星情報顯示，中國的戰鬥機基地正在加緊準備──」
「等一下──」
「是的，長官。如果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演習，他們為什麼沒準備好呢？我將在八點三十分時和五角大廈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的大使曾與他們的一位外交部人士大約談過，結果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外交部甚至不知道這件事，這只是個很平常的演習。」
「騙人。」
「也許吧。台灣的反應也不強烈。但他們準備今天──對，就是今天晚上，派遣幾艘軍艦出去。我們的軍艦也正往該區移動。台灣方面很合作，完全配合我方的駐台監聽站。五角大廈說中共沒有力量發動進攻，形勢與一九九六年的情況相同，況且中華民國的空軍力量也比過去強大。所以我認為這次行動不像有什麼真正目的，可能真的是一般的演習。或許他們想看看我們──也就是你對此有何反應。」
「艾德勒的看法呢？」
「他說不用理它，我想他是對的。台灣對此事很低調，我認為我們也應照此辦理。我們可以調遣軍艦，特別是潛艦過去，但必須是暗中進行。目前那地區的潛艦好像是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指揮，暫時就讓他管嗎？」
雷恩點點頭：「嗯，可以透過國防部長進行。那歐洲方面呢？」
「非常平靜，而我們這個半球以及非洲大陸也都一樣。你看，如果中國一如既往只是一個討厭的角色，那麼唯一真正的麻煩就是波斯灣了。實際上，我們已經去過那裡，而且也採取了行動。我們已向沙國表態絕不背棄他們；這個消息會傳到對方那裡，應該能發揮一點威嚇作用，使他們在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之前好好地想一想。我不喜歡什麼回教聯合共和國，但我認為我們能夠對付它。伊朗的局勢十分不穩，而它的人民又渴望更多的自由，所以只要他們一嚐到自由的滋味，那國家就會變，我們會平安無事的。」
雷恩笑了，並倒了一杯無咖啡因咖啡給自己。「你很有自信嘛，古德烈博士。」
「這是應該的。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些大家在傳的事，老板。」
「好啦，繼續做你的事吧，隨時告訴我最新情況。我今天得想出個辦法重組最高法院。」雷恩喝了一口咖啡，等著范達姆的到來。這工作並不是那麼難，特別是當你手下有一群得力幹將時。
※※※
整個第二組都感染了。就好像是按時鐘打卡上班似地，不出十個小時，所有的人都說自己發燒、頭痛──典型的流行性感冒症狀。穆迪從觀察中發現，有些人已經知道或猜到了究竟是出了什麼事。其中一些仍一如既往地幫助那些分配給他們的實驗對象，其餘的人則不是叫著軍醫，就是呆呆地坐在治療室的地板上，想著自己的病情，擔心更進一步的惡化。此時，先前監禁時的環境和飲食條件再次發揮了作用，饑餓和衰弱構成了不利的條件。
第一組的病情正按預期的速度持續惡化。他們疼痛加劇，企圖以蠕動來減輕劇痛，但動起來反而比靜靜躺著痛得更厲害。有一個看來正瀕臨死亡；穆迪猜想這個犧牲品的心臟是否像班尼迪克．姆科薩的一樣特別容易受伊波拉病毒美茵嘉品系的侵襲──或許這個品系對心臟有種以前沒有發現到的親和力？
「穆迪，現階段如果再繼續下去，對我們已經毫無意義。」指揮官站在穆迪的身邊，邊看電視監視器邊說，「進入下一個步驟。」
「好的。」穆迪醫生拿起電話，講了約幾分鐘。
十五分鐘後，行動開始了。監視器上出現了醫務兵的身影，他們把第二組的九個病人全部帶出來，穿過走廊，來到第二間大治療室；在這裡──穆迪醫生從另外一組監視器上看到──九個人分別被安置到各自的床上，然後吃了些藥。幾分鐘後，這些人就睡著了，而後醫務兵便返回到第一組的地方。在第一組的這些人當中有一半已不知怎麼地睡去，而其他人則呆呆的、心神恍惚的樣子。醒著的人最先被醫務兵用強效合成麻醉劑注入靜脈處理掉，再來才是睡著的人。整個處決過程僅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屍體一具具地被抬到輪床上，送往焚屍爐，而床墊及床單也被捲成捆狀等著焚燒。此時屋裡只剩下金屬床架，而這些床架和整間屋子都要用化學劑噴灑消毒並封閉起來，待幾天之後再消毒一次。隨後，全體工作人員便把注意力轉移到第二組的九個死刑犯身上。這九個人已經證明──或者看起來如此──伊波拉病毒能夠透過空氣傳播。
※※※
那位衛生局官員過了整整一天才來。麥奎格醫生懷疑他是被他辦公桌上的一堆文件、一頓豐盛的晚餐、一位使他的生活倍增情趣的女士給耽擱了。說不定那堆文件還在他的辦公桌上呢，這位蘇格蘭醫生想。
但這位衛生局醫生起碼知道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他進到屋來，不過只是極不情願地再進了一步，就讓門在身後關上，不再往前挪了。他站在那裡，歪著頭，瞇著眼，從兩公尺以外的地方觀察病人。為了不讓塞勒的眼睛感到刺痛，屋裡的燈光調得很弱，但即便如此，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皮膚毫無血色。
「抗體化驗呢？」他出於政府官員的尊嚴，平靜地問。
「陽性。」麥奎格回答。
第一個被證實的伊波拉病例的發病消息──誰也不知道這種病的歷史有多久，比如說誰也不知道它在一百年前曾使多少部落村莊人跡滅絕──以驚人的速度在最近的一所醫院的員工中傳了開來，醫務人員紛紛恐慌地離開了醫院，而這一點又恰恰幫助終止了該病的蔓延。非洲的醫務人員現在已經知道該採取什麼預防措施了：每個人都戴上口罩和手套，消毒步驟也是一絲不苟。儘管有很多非洲的醫務人員都很隨便、粗心，但這一次他們不得不牢記教訓，而且，隨著安全意識的建立，他們也像世界各地的醫務人員一樣正在盡自己的全力。
但是對於這個病人，就算盡全力也無濟於事，這一點可以由病人的病況曲線圖清楚看出。
「從伊拉克來的？」政府官員問。
麥奎格醫生點點頭：「他是這麼說的。」
「我必須透過有關當局核實一下。」
「醫生！我必須寫一份報告。」麥奎格堅持道，「這很可能是伊波拉病毒的突然爆發，而且──」
「不，」官員搖了搖頭，「在沒掌握更多的情況之前不能下此結論；如果我們要呈報的話，就要提供全部必要的信息，以免虛驚一場。」
「但是──」
「但這是我的職責，確保這些工作能夠切實地得以執行是我的任務。」他用病況曲線圖指了指病人。既然他已在這個病例上確立了自己的權威，他的手也就不再顫抖了。「他有家人嗎？誰能告訴我們更多有關他的事？」
「我不知道。」
「讓我來查一查。」這位衛生局醫生說，「請你的人馬上把全部病歷的備份送到我那兒去。」下完了這個嚴厲的命令，這位衛生局官員似乎有著完成了對其職業及國家應盡責任的感覺。
麥奎格點頭表示同意，但這一刻的感覺卻讓他很痛恨非洲。他的國家曾在這裡統治了一百多年，一位名叫戈登的英國名將曾來到蘇丹，不但愛上了它，並於一百二十年前死在這座城市裡。這人是不是瘋了？麥奎格一直想不通。蘇丹後來成了英國的保護地，英國從這個國家招募士兵組建一個步兵團，在英國軍官的指揮下，這個團作戰英勇，戰功卓著。但後來蘇丹被交回到蘇丹人手中──一切都太突然也太快了。蘇丹人當時沒時間也沒財力來建立國家的基礎，無力把一塊部落式的荒原建設成可以生存下去的國家。至今，非洲人民都還在為其所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但這又是一件他和其他歐洲人除了私下談論之外誰也不敢大肆宣揚的事情，以免落得種族主義的惡名。但如果他是一名種族主義者，那他為什麼會到非洲來呢？
「兩個小時後送到你那裡。」
「很好。」衛生局官員走出房間。
※※※
帕特．馬丁提著一個鼓鼓的公事包走了進來，從裡面取出十四個文件夾，按字母順序放在咖啡桌上。實際上，這些文件夾都貼上了標籤，從A到M，因為雷恩總統事先特別要求他在開始階段先不要寫名字。
「你知道嗎，如果你不賦予我這麼大的權力，我倒覺得輕鬆得多。」馬丁低著頭說道。
「為什麼這樣說呢？」雷恩問。
「我只是一名檢察官，總統先生，相當優秀的檢察官。而我現在負責刑事司，工作也很出色，但我只是──」
「你知道我有何感想嗎？」雷恩嚴厲地問道，但口氣馬上就又軟了下來。「自華盛頓以來，還沒有人做過這種事。你以為我知道我該做什麼嗎？才怪，我甚至不是律師，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連這些資料都弄不明白。」
馬丁抬起頭來笑了，「行，這點我還能勝任。」
但雷恩有他自己的標準。擺在他面前的是聯邦資深法官的名冊，這十四本文件夾裡各夾著一位美國上訴法院法官的工作履歷，他們是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總統命令馬丁和他的手下所選出的法官必須具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經歷，寫過至少五十份重大案件判決書，而且這五十份判決書中不能有一份被聯邦最高法院推翻過，縱使有一、兩份曾被推翻，後來也必須在華盛頓得到更正，證明是正確的。
「這些人不錯。」馬丁說道。
「死刑呢？」
「憲法對此有明文規定，請記住。第五修正案。」馬丁背誦著原文：「未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起訴兩次；任何人不應被迫在刑事案中作證自己有罪，不應該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的權利。」之後他繼續說道：「所以，在正當的法律程序下，你才能要一個人的命，但你只能判他一次死罪。法院在七○年代和八○年代期間於很多案件中確立了這種原則──定罪審判後再進行死刑審判，死刑期取決於『特殊』情況。法官們一直都堅守這項準則，只有少數幾個例外。D法官就以精神不健全為依據撤銷過一樁密西西比案。儘管罪行相當嚴重，但那是項正確的裁決。最高法院沒加評論或聽審便維持了原判。長官，法律制度的問題是誰也無法真正解決的問題，這就是法律的實質。許多法律都是以特殊案例的判決為基礎的。不管怎樣，我們都在努力從中找出相關一致的法律條款，儘管不大可能，但我們仍在努力。」
「我想你會選擇難辦的案件，帕特。你曾經選擇好辦的嗎？」總統問。
「記得我剛說過的話嗎？我不想要這種權力。E法官撤銷了一件證明有罪的案件，當時我們都非常惱火。裁決的爭論點是判決尺度問題。被告肯定有罪，毫無疑問。但……E法官在審閱了證據之後做出了或許是正確的裁決。這項裁決至今仍是聯邦調查局行為準則的一部分。」
雷恩看了看那一堆文件夾。正如范達姆幾天前告訴他的，這是他當總統以來最重要的一件事。自華盛頓之後，還沒有一位總統曾經面臨整個最高法院的人選提名問題，況且在那次提名所處的年代，全民對法律的看法和認識也比當今美國要一致、深刻得多。
「是的，」馬丁琢磨著總統臉上的表情說道，「事關重大，是不是？」
「等一會兒。」雷恩站起來，來到祕書的房間，問道：「你們誰有煙？」
「我。」愛倫．桑特答道。她和雷恩同年齡，也正像她那個年齡層的抽煙者所聲稱的那樣，大概正在努力戒煙當中。她二話不說，就遞給總統一根維珍妮薄煙──雷恩馬上聯想到這跟他專機上那位女機組人員所抽的一樣──和一個打火機。總統點頭表示感謝之後，返身走回辦公室，邊走邊點煙。他門還沒關上，桑特就追了過來，遞給他一個從她抽屜裡拿出來的煙灰缸。
一坐下，雷恩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眼睛看著地毯。
雷恩平靜地問道：「人們怎麼能讓一個人擁有如此大的權力？我指的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是，長官。你提出決定憲法真正意義的人選，而他們都是近五、六十歲的人，還能工作一陣子。」馬丁告訴他，「振作一點，至少這對你來說並不是一場遊戲，至少你辦事的方式是正確的。你挑選婦女，考慮的不是她們的性別，你並沒有以性別或膚色來挑選適當人選。我提供給你的人選綜合了諸多因素：膚色、性別等等。但他們的名字都刪掉了，你無法區別出誰是誰，除非你要追根究柢，不過你大概不會這樣做的。我向你保證，他們都是優秀的法官，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為你搜集了這些資料。你規定的標準幫了大忙，因為那都是些好標準。不管這些人對你是否有用，他們都是些思維方式與你相同的人。有權力慾望的人讓我害怕，」馬丁說，「優秀的人會三思而後行。如果要挑選辦過棘手案子的真正法官，那麼就讀讀他們寫的判決書。由此你就能知道他們為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
雷恩又吸了一口煙。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文件夾。「我對法律了解得不夠透徹，無法理解這裡提到的全部重點。我不懂法律術語，除了一個人不應該違法之外。」
聽到這裡，馬丁咧嘴笑了。「你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一個不錯的起點。」他用不著多說。不是這個辦公室的每個主人都以這樣的方式思考問題。他們兩人都清楚這點，但這種話人們是不會對在任的總統說的。
「我知道我不喜歡什麼，我知道我想看到什麼變化。但，該死的，」雷恩抬起頭來，睜大了眼睛說，「我有權做那種裁決嗎？」
「有的，總統先生，你有這種權力，因為參議員會監督你，記得嗎？當然他們可能會對其中的一、二個人有異議。所以這些法官全都經聯邦調查局審查過，他們全都誠實可靠，思路敏捷。他們誰也不想或期待到最高法院來任職，除非是調職任命。如果你選不出你中意的九個人，我們再去搜尋──不過到時你最好是找別的人來接手這件事。民事司長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他的思路與我完全不同。」
民權？雷恩思量著，他是不是也得以此來作為國家政策的基礎呢？他怎麼才能正確地對待那些可能與別人有點不同或大不相同的人呢？遲早你會失去客觀看待事物的能力，那時你的主觀思維將占上風──那時你是否打算按個人的好惡來制定政策呢？你怎麼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呢？天啊！
雷恩吸了最後一口煙，便把它捻熄了；重新破戒吸煙使他再次享受到那種使人暈眩的陶醉感。「我想我有大量的閱讀工作要做。」
「我願助你一臂之力，但可能還是你獨自完成比較好。這樣就沒有人插手整個提名過程──當然，除了我已做的之外。請你記住這點：我可能不是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但既然你點了我的名，擺在你桌子上的名單就是我認為最好的。」
「我想換成任何人來做也是如此，嗯？」雷恩評論道，眼睛盯著那一堆文件夾。
※※※
美國司法部民事司長是前總統福勒任期內任命的。以前他是個公司律師及政治說客，報酬遠比他在第一個政治任命之前所擔任的學術職位還要豐厚。在進入法律大學之前，他就熱心於政治；由於在諸多政府機關任過職，他現在的知名度已相當高。儘管他從未參加過競選，但他卻有自己的一批支持者；儘管他在政府機構的服務時斷時續，但他的職位卻越升越高，而這得益於他和本市實權人物的親密關係，各種具影響力的午餐會、聚會，以及代表那些他也許真正關心或假意關心的人們去進行的職責性拜訪（因為律師有義務為他的客戶服務──是客戶挑選律師，而不是律師挑選客戶）。一個人經常需要用少數人的費用來為多數人辦事，這事實上也是他自己的管理哲學。他對民權的熱情從來沒有減弱過，但凡有違於民權的事他則從不接手──當然，自六○年代以來，誰也不曾進行過反對民權本身的遊說。身為一個顯赫家族的白人後裔，他利用一切合適的論壇發表演說，贏得了與他持相同政治觀點的人對他的讚賞，於是權力也就伴隨而來了。他早先在司法部的工作引起了政界要人的關注，並吸引了華盛頓一家很有影響的律師事務所的注意。離開公家機關進入那家律師事務所之後，他利用原來的政界優勢使得聲譽倍增。在這期間，他辯護的案子成了他身分的象徵。整個變化過程是如此地循序漸進，從表面上看又是如此地順理成章，連他自己也沒感覺到它的發生。
他了解並欣賞馬丁，儘管馬丁的法律才華不如他，儘管他可能壓根就不是一個出色的美國律師（他所擔任過的都是政治任職，主要是由參議員為各自的州挑選的），但他不是從事實務工作的人，而且事實上是位天才的法律策略家，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行政官員。但他不大了解政治，所以，民事司長認為馬丁是總統法律顧問的錯誤人選。
他手中有那些人的名單，他的一位忠實助手曾經協助過馬丁整理名單。
民事司長只要看一下名單就能知道那十四個人的一切。他用不著調用他們所辦案子的卷宗。他對他們瞭如指掌。
這些都是錯誤的人選。他們的司法權力觀點太有侷限性，太過遵從國會和州立法機關。帕特．馬丁的法律觀點與他的完全不同。馬丁看不到法官的職責是平反冤雪。他們兩人經常在午餐時的談話中爭論這個問題；爭論雖激烈但總是充滿善意。馬丁是個討人喜歡的人，是個相當善辯的爭論家，爭論時不管他對錯與否，他都很難改變立場。儘管這些個性造就了他這麼一個出色的檢察官，但他缺少律師的素質，看不到事物固有的本質，而在他為總統挑選法官時就受了他自己觀點的侷限。參議院可能會愚蠢地同意這些提名，但那是不應該發生的，你得挑選那些知道怎樣以正確方式執法的人。
他真的沒有選擇。他把名單隨便塞進信封裡，將信封放入上衣口袋，而後拿起電話和一位老朋友相約共進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