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器與文化
日前拜讀黃永武兄〈唐詩與酒壺〉大文,引起我很大的興趣。黃兄不但以生動的文筆,廣博的知識,介紹了唐代長沙銅官窯酒壺上的民間佚詩,同時也把古代民間酒與詩文間的關係,說明得非常透徹,令人獲益不淺。
最近幾年來,我偶爾抽閒對我國古代陶瓷的資料加以涉獵。初不過是為了消遣,後來慢慢注意到陶瓷與當代生活與文化的關係,興趣越發濃厚起來。由於所能投入的時間有限,又沒有足夠的資料,實在很難深入。但是有一點膚淺的了解,已經使我體會到古代陶瓷也許是具體的領會古代文化氣質最有力的工具。其中忠實的說明了古人藝術的品味,審美的判斷,生活的感興。近年來發掘出的民間器物,比起後代高度裝飾性的官窯器來,更具有文化的興味,更能引發思古的情趣。
幾年前開始接觸這方面的資料時,就知道唐代的民間流行一種造形粗壯、大口短嘴的酒壺。唐中葉以後,長沙附近燒製出有圖畫或文字裝飾的酒器。自一些插圖中,我知道酒器上的圖畫帶有筆法流暢、表達又甚稚拙的意味。表示民間的興味漸漸脫離了盛唐以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的雕刻裝飾的傾向,走上純中國意味的開發。
〔圖片:唐長沙窯酒壺〕
由於我對於自刻板的裝飾轉變為用筆寫意的過程很感興趣,所以特別留心宋、元北方民間陶瓷上的裝飾,特別是繪畫與文字的裝飾。當我初次看到宋代瓷器上用草率的筆墨寫著整首詩詞時,受到甚大的感動。這證明了我們的古人在詩文上是廣及於大眾,深及於民間的。唐詩宋詞並不是少數人的藝術。詩文與民俗畫蓮鴨、牡丹、孩童等被同等看待,有時且渾為一體。恍然間使我覺得臺灣閩南式建築上圖文並茂的裝飾,已經有了千年的歷史了。這真可說是源遠流長了。讀了黃兄的大文,又知道這個傳統實在乃始於唐代呢!
黃兄的大文推翻了我另外一種推想。在我能讀到的資料中,似乎詩文表現在陶瓷上,在宋代以瓷枕為主,到了元代,才有在酒壺上寫詞曲的大量標本!瓷枕是屬於中上階層所用的器物,所以我原以為自宋至元,詩文的大眾化,與元曲的大眾化有相當的關係。因此到了元代,才有在大眾的酒壺上廣泛的出現文字成篇的裝飾,如今知道自唐中葉始,就有比較通俗的五言詩,在酒壺上抒情、言志,那麼元代酒壺上的做法,就是一種古代傳統的復活。這段公案,有待更多的宋代器物的發掘才能下結論(圖16、17)。
宋元瓷枕與酒壺上的文字在基本性質上與唐代酒壺相類。它們都與當時文學的主流密切相關。唐代物上以五言詩為主,宋枕上則以詞為多,雖偶亦見五言詩;到元代出現七言詩,卻以元曲當令了。其次,它們的共同特色是有些俚俗的成分,大多不載於傳世的文集之中。這可以說明唐詩宋詞在當時如同小調,人人都是詩人詞家,傳世的作品乃經過後人的精選。
其所抒之情與所言之志各代似乎也相類似。自美酒帶來的愁緒,自愁緒反應出的人生如寄之感,功名利祿之不可依倚等,屬於主要的內容。看上去倒像是為一些失意文人所準備的。其次乃是表達離情別緒的文字。這類的文字似乎都不像家居中經常使用的器物上應該有的。所以我曾推想大部分寫著文字的瓷枕與酒器,也許是專為酒店與旅社製造的。
宋代有一個詩枕上寫著:
過橋須下馬,有路莫行船。
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
古來冤枉者,盡在路途邊。
似乎只是勸告旅客們旅行時要處處小心,以免路上發生危險,冤死於途中。這也說明古代旅行是很危險的。
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運筆很瀟灑,字跡都是行書。也許因為出於瓷廠工人的手筆,所以書法是稚拙的,文字中免不了別字、簡體字,令人感到一種特有的親切意味。元代一個酒壺上的一首七言詩說:
百草千花雨聲新,今朝陌上盡如塵;
黃州春色能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其中「能」字是「濃」字之誤。到今天能背誦詩詞的人都屬於知識分子,就不會寫別字,會寫別字的人,大約都不會念詩了。
大約兩年前,我有緣收藏了一個元代磁州窯酒壺,價錢不便宜,但因圓腹上寫了一篇文章,引起我的興趣,就設法買下來。原來宋代以後,酒器的形狀有很大的改變。富豪之家使用細瓷長嘴的酒壺,在民間,唐代那種廣口短嘴有把的酒壺,慢慢為高身、圓腹、小口無把的器形所取代。到了元朝,酒壺的花樣多,造形十分成熟。其中我特別喜歡那種大腹無頸小底的。因為它特別予我「橫甕賦詩」的浪漫想像。我對中國人飲酒的歷史沒有研究,覺得唐代的廣口壺不適於儲酒,必然是自甕到杯之間的過渡酒器,那有元代小口壺那樣既可以儲酒,又可以直接捧起來向嘴裏倒來得實用。因此比較起來,元代的酒壺的造形更有豪邁的氣勢。當然連帶的,因為大腹而無流,面積增加,可以寫較多的文字了。
這只酒壺上歪斜的寫著一首曲子,經查考似乎是盧摯的一曲〈折桂令〉(括號內為傳世文):
嘆(想起)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失去了三十五(三十)年,十年幼小(頑童),十年癡呆(尫贏),五十年除分了夜刻(晝夜),都算來有幾日光輝(到分得一半兒白日)。
兔走鳥飛,花落春歸,(風雨相摧,兔走鳥飛,)
(仔細沉吟)只不如快活了偏意(便宜)。
如與傳世的同一首曲比較,只能說大體上相同。文字上有若干處不同。開始的「嘆人生」。傳世曲文為「想起人生」。整個說起來,我認為酒壺上的文字,雖然有錯誤(如三十五年是三十年之誤),比起傳世文要好一些。「想起人生」就不如「嘆人生」來得乾脆。至於傳世文中「除分了晝夜」反而不如酒壺上的「夜刻」通順。
這樣比較下來,我開始懷疑這曲子的作者是不是盧摯,可不可能出於無名的作者之手,為民間傳誦,然後由盧摯所編集、改寫?當然也有可能為盧氏的創作,經民眾隨口唱誦,曲文被任意竄改,後來所記載下來的,可能只是較流行的一種,不見得是原作。
我對詩文完全外行,這樣大膽的推想,難免貽笑大方。然而順著這樣的思路,使我忽然想起另一件中國藝術史上的公案來了。那就是文人的藝術與民間的藝術的互相影響,究竟何方佔優勢。照傳統的說法,自然是以文人為先。文人高高在上,有所創發,民間基於對上層社會的仰慕,群起仿效。我們甚至把這種模仿視為「附庸風雅」。但是唐宋元三代的民間陶瓷器上的詩文是否附庸風雅呢?從它們粗獷的表達方式看,可以認為它們真摯的反映了當時生活情操。這些詩文是當時民間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膚淺的對文雅生活的摹仿。根據這些資料,我們甚至可以認定留傳至今的唐詩、宋詞、元曲,是在廣大民間中產生,再經上層社會的文人加以雅馴而成的。
比如在中國美術史上,一般認為宋代的繪畫是不題款、不題詩的純繪畫;畫上題字的風氣是自元代開始。但是在宋代磁州窯的瓷枕標本中,竟有畫上題詞的例子。瓷器上的字畫屬於民俗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不為後世文人所知。但是在民間繪畫與文字相配合,以互補表達力之不足,是非常自然的事。如果我們下一個斷語,認定元代以後文人畫的傳統乃來自民間,應該是八九不離十吧!我們希望有美術史家認真的研究一下此一發展的過程。
〔圖片:元磁州窯酒瓶〕
回顧自唐至元我國民間生活與詩文的關係,不禁為今天的大眾文化生活感到惴惴不安。我們的雅致文化在接受了外國的影響之後,變成少數人的文化,與大眾的趣味脫節。因此在推行精緻文化的過程中,遇到無言的抗議。文化產生了斷層,缺乏反映全民族心聲的共鳴器,是今天文化建設中的最大困難。
然而,我們到那裏去找唐宋酒壺那樣結合民族情意的媒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