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和他的兒子
丹增今年五十五歲,現住在拉薩市北郊嘎瑪袞桑新村內,一九九四年退休之前是青海省玉樹州扎多縣政協主席,一九八三年以前有二十二年的光陰是在拉薩度過的,先後在農牧處、區農科所和區水利局工作,當過通訊員、駕駛員和技術員。如果可以看到他的檔案,在「籍貫」一欄內一定是「阿里地區革吉縣」,因為丹增從來都是這麼填寫的。還有在「社會關係」一欄內一定是「孤兒」,在「個人成份」一欄內一定是「牧工」。實際上,丹增的家鄉是青海省玉樹州扎多縣;雖說父母早亡,的確是孤兒,但他還有三個兄弟和一大家族的親戚,而且他絕不是「牧工」,而是扎多縣一所噶舉寺院的主持活佛,他家在當地曾經雄踞一方,其父為千戶長(有千戶屬民並有官職的部落頭人),其母來自玉樹州囊謙縣過去的「囊謙傑布」(即康巴一帶與德格王並列的「囊謙王」)家族。
丹增於一九七○年與農科所的同事、一個沒有複雜背景的拉薩平民女子成家。有子女二人。大女兒現在拉薩飯店工作,和一「團結族」(俗指藏漢混血兒)的康巴男子結婚。次子江央班登生於一九七四年,在拉薩和扎多縣受小學和初中教育,漢語流利,漢文通曉。一九九○年自願出家為僧。丹增認為兒子應該加入離拉薩稍遠的楚布寺,因為楚布寺是噶瑪噶舉的祖寺,與他的法脈相承,所以江央班登成為該寺三百多名僧侶中的一員,並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和所屬傳承的訓練,如三年三月又三日的閉關靜修,出關後曾在法王噶瑪巴身邊任近侍一年,因性格倔強,愛惡分明,被寺內的權勢喇嘛排擠,不允許再待在噶瑪巴身邊。一九九八年秋天,江央班登以回青海老家探親的名義,隨父親丹增赴尼泊爾和印度,這是他頭一回出國,但一去就不歸,因為他被止貢噶舉的幾大活佛認證為一位比較重要的活佛的轉世,法名為「敬安」,同時獲得達賴喇嘛的進一步認證。目前,江央班登在台灣的一所藏傳佛教中心──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繼續學習佛法並承擔弘法利生的責任。
雖然長達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隱瞞和圓滿編造了個人的身世;雖然在他二十五歲時候,放棄了他對佛教所立下的獨身誓願,還俗為在家之人,但他仍然是那所具有悠久歷史的寺院的活佛,而且,當年與他一起出逃、如今遠在美國的長兄是止貢噶舉中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大活佛,而且,他的寶貝兒子現在也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年輕活佛。可無論怎樣,如果從外表上看,丹增和拉薩城裡的許多退休幹部無異,他甚至更像一個普普通通的拉薩居民,因為他經常夾雜在各寺院或朝見噶瑪巴的信徒人流之中,沒有多少國家幹部的特色。他個子中等,表情和藹,總是穿一身漢裝。他的漢語說得還算不錯,有些四川口音,但這倒不會是因為在歷史上他的老家當屬與四川鄰近的康巴境內,而多半是因為在他學說漢語時,周圍多的是四川籍貫的漢人。總之,如果初見丹增,誰會相信六歲就高坐法座的他曾是一位受萬民崇拜的仁波切呢?不過他家很少讓人進去的經堂確實比一般尋常藏人人家的經堂更精緻、更正規、更循從佛事儀軌。
能夠和丹增長談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只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八年楚布寺的夏季金剛法舞「雅羌」上。當時初識江央班登,認為他是楚布寺中出類拔萃的喇嘛,無論談吐舉止,還是內涵修養。我甚至玩笑似地說他不定是位轉世的活佛。一天傍晚,隨江央班登和另一位僧人轉山,轉經的山路極其陡峭難行,可江央班登行走如飛,還滔滔不絕地講述著沿途的聖跡和典故。從山上連滾帶爬地下來就見到了丹增,他是來領受噶瑪巴賜予信眾的長壽灌頂的。有喇嘛說他也是一位活佛,好生打量,他的光頭、眼鏡和大耳朵確實有幾分活佛的樣子,但沒有他的兒子更像。
第二次是幾個月以後,他突然打來電話,說江央班登已經去了那邊,已經被認證為一位活佛了。說他剛從那邊回來,給我帶來了一尊江央班登送的小佛像,讓我去取。在嘎瑪袞桑的一個藏式小院裡,這個聲音細細的活佛他爸先是講了他在機場的遭遇,有意思的是,他的語氣還興沖沖的,像是在講一件開心的事情。他說前天他剛下飛機就被人攔住看證件,確定他叫丹增後要帶他走,他見情形不對就問緣由,那人倒還客氣,把他帶到一電腦跟前說,你看,這上面說了,如果有叫丹增的到了,就把他帶到安全局去。丹增就分辯,藏族叫丹增的多多了,憑什麼說我就是這個丹增?如果所有的丹增都要被抓起來,那自治區的丹增書記是不是也得抓?正僵持著,他的女兒和女婿接他來了,女婿認識海關上的人,道理加人情,他們終於放他走了。丹增對我說,我以為這兩天他們還會找我,結果沒有,看來他們找到真正的丹增了。
接著丹增讓我看照片。是他和江央班登在尼泊爾和印度的朝聖照片。千層佛塔。萬尊佛像。菩提樹。金燦燦的嘛呢輪。最後,丹增又讓我看了兩張照片。很鄭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間不算寬敞、也不華麗但灑滿金色光線的屋子裡,他和江央班登神態謙恭地候於兩側,而被簇擁在中間的,正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達賴喇嘛。這照片是一九九九年三月拍的。是我見到的達賴喇嘛最近的照片。他真的老了。他已經老了。老得太快了。當我聲音哽咽地說出這句話時,我看見丹增的眼裡也含著淚水。他嘆了口氣說,江央班登哭得可厲害了,我從來沒見過我的兒子這麼哭過。然後丹增又笑著說,「袞頓」(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很喜歡江央班登,你看,他還捏他的耳朵呢。可不,照片上,衰老的笑呵呵的達賴喇嘛一隻手挽著丹增,一隻手正捏著江央班登的大耳朵,在他的身後,是一個金光閃閃的、形狀優美的獎盃──諾貝爾和平獎獎盃。
又是大半年過去。今中午意外地接到丹增的電話,說要送我一本江央班登寄來的掛曆,我去雪新村路口把他迎到家裡,原以為隨意說說家常就可以了,可沒想到一說話就長了,足足說了三個小時。當然,當他的面我是不可能直呼丹增的,出於尊敬,我稱他為「仁波切」。這位過去的仁波切還是一身漢裝,戴了一頂毛茸茸的皮帽;聲音還是細細的,像個老太太;還是一副笑瞇瞇的樣子。我們的話題是怎樣從江央班登──敬安仁波切講到丹增──崩仲仁波切的?此刻回想,應該是我問他已在拉薩生活了多少個年頭開始的。他的回憶是不那麼連貫的,他個人的歷史年代忽兒停留在一九五九年,忽兒飛越到一九八二年,忽兒又回到「文革」,甚至返回得更遠,那已經是帶有傳奇色彩的草原部落時代,他膽量過人、刀槍不入的千戶長父親……
先放下遙遠的模糊的過去不說,我還是按照丹增的個人歷史的順序,將他的身世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九四五年,丹增出生在行政上屬於青海省(當時的省長是回族軍閥馬步芳)、民間意義上屬於康巴並受「囊謙傑布」管制的玉樹草原上。他是一個顯赫的部落頭人家中的第二個兒子。其實早在他被認為是當地一所大寺的主持活佛之前,他的哥哥已被認為是另一所止貢噶舉寺院的活佛。但他的千戶長父親不肯把長子交給寺院,他定要讓長子繼承家業。但不論去不去那所寺院裡待著,長子的活佛身份是既定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是讓他就待在自己的家廟自己的眼皮底下。可第二個活佛兒子就沒有理由不放手了。所以,丹增六歲時候就進了這座據說有八百多年歷史的噶舉寺院。這座名為格那寺的噶舉寺院,最早是支派繁多的噶舉「四大八小」教派中的拔絨噶舉,在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由於蒙古固始汗的壓力改為噶瑪噶舉(事實上,當時不少的噶舉等教派改宗為格魯),反正都是噶舉,基本上都在同一個傳承系統上。作為第十三世崩仲仁波切的丹增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的寺院裡曾經擁有的無數的古老佛像、法器和藝術品。當然今天已經喪失殆盡,所剩下的,扳著指頭都可以數得過來。
一九五六年,他年邁的父親抱病上拉薩朝佛,在心願已償離開人世之前,他唯一的憂慮是針對兒子們的。他留下的遺言是,不久以後就會大變的,你們再也不可能當官、當活佛了。一九五九年,遍及整個藏區的所謂「叛亂」開始了。還是少年的崩仲仁波切正在寺院裡一心唯讀佛陀書。按說再過幾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結束了,他就該在金剛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責任了,這樣再過幾十年,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的支配下,他會本著乘願再來的菩薩精神再一次行走在輪迴的長途上。應該是這樣的。整個雪域大地上星羅棋布的寺院中,已經有數不清的被藏人視為「人中之寶」的仁波切們千萬次地生動地示現著這一人生之旅。但輪到他這個十三世的時候,他的絳紅色的人生之旅被來自外界的一股強大的可怕的力量給斬斷了。
實際上,丹增對他十四歲以前的寺院生活並沒有留下多麼深刻的記憶。可能是那樣的一日和八年來的每一日都是一樣的,重複的。丹增的人生記憶是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那年春天,他的有活佛之名的大哥突然把他從寺院裡帶出來,告訴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會沒命了,然後塞給他一支長槍和一匹馬,帶著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說是不歸的「叛亂」之路,因為這個隊伍是邊打邊逃的,執行「平叛」任務的解放軍一路圍追堵截,緊緊跟著,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里地區革吉縣境內。這時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幾十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記得他的身邊常常是一個活人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習慣了。其實談不上習慣不習慣的,因為時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後來才知道他和三個兄弟最終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縣的。這片寒冷、荒蕪而且沒邊沒際的大草原,是在一個槍聲大作的黑夜讓他們餘剩不多的人像鳥獸一樣散落開來,併吞沒或者掩護他們消失於其中的。當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動的時候,他發現他的身邊沒有兄弟,也沒有經師,誰都沒有,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場。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大哭。然後,他擦去淚水,朝著有帳篷的地方走去,在一個比較富裕的牧人家裡當了傭人。
從此,十四歲的丹增開始了他的漫長的隱姓埋名的生涯。漸漸地,人們知道的是這個男孩在隨家人朝聖神山崗仁布欽的路上,失去父母又與兄弟走散,變成了一個孤兒。這樣的不幸的故事並不少見,所以人們都信以為真。從前高高在上的活佛丹增在人家裡幹著傭人低下的活,他需要多大的忍耐和毅力?日子久了,附近寺院的一個喇嘛發現他識字,就勸他別當傭人,不然太可惜了,讓他到寺院裡當「扎巴」(普通僧人)最好不過。就在丹增打算再次出家時,工作組來到了這片草原上,讓廣大的農奴得到了「翻身」和「解放」。孤兒丹增成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是一名小小通訊員。
一九六○年,有文化的丹增被選送中央民族學院學習,這本來是一條培養藏族幹部的仕途之路,可是因為革吉縣離北京委實太遙遠了,等丹增和另外兩個培養對象整整用去一個月才抵達拉薩時,大隊人馬早已經在毛主席的身邊接受革命教育了。怎麼辦呢?是重返革吉繼續革命還是在拉薩學習鍛煉?當有關領導如此徵求他們的意見,丹增選擇了留在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他的底細的拉薩。他最早當過一段「藏胞接待辦」(「接待辦」是「接待辦公室」的意思)的通訊員,不久調到農牧處(後來改名為「自治區農科所」),從通訊員到駕駛員到技術員,都是普通一員。丹增從來都是謹小慎微的,不露鋒芒的。孤兒。傭人。牧工。「翻身農奴」得解放。就這樣,「文革」降臨了。
一九六六年,丹增在日喀則的鄉下農間幹著一個農業技術員的工作。他一頭扎入農田的狀態有些像他早年在寺院裡學習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所以當他回到拉薩時候簡直驚呆了。武鬥已經開始了;寺院早就砸沒了;「牛鬼蛇神」的身上穿著他再熟悉不過的法衣或官服或綾羅綢緞,但「走資派」的下場是他難以理解的。世道又變了。世道又變得對他很不利了。丹增再一次見風駛舵。這只是出於自我保護從不危及他人的伎倆或小聰明,實在是被丹增用得爐火純青,至今說起他還不禁哈哈大笑,頗有幾分得意。他說,當時兩派(「大聯指」和「造總」)鬥得很厲害,儘管我什麼派都不是,儘管在單位裡可以用下鄉的名義矇混過去,可一出門,總是會碰到兩派的,會不由分說抓住你就問是哪個派的,不是要求你當場加入他們這個派,就是懷疑你打你一頓,所以我做了兩個袖章,一個上面寫著「大聯指」,一個上面寫著「造總」。我在兩個衣兜裡各裝一個袖章,遇到這派時看清楚他們手臂上的袖章之後,就悄悄地取出同樣的袖章套上。這辦法很有用呢。有一次,兩派在大昭寺內開戰,先是「造總」佔領了裡面,後來有很多軍人的「大聯指」來了,一個勁地往裡衝。當時大昭寺門口聚集了很多人,都像水一樣往裡面湧,我本來是看熱鬧的,但也被人流裹著快衝進去了。我不想參與進去。一急之下,趕緊掏出我的「大聯指」袖章套上,假裝維持秩序溜走了。
「文革」期間,丹增記得與他同一個單位的一位同事,因為喜歡給人看病,經常說些封建迷信的話,被人看作是個活佛,而他自己也從不否認,結果差一點被鬥死。所以後來,當人們都知道丹增才是個活佛的時候,紛紛說,真正的活佛沒有鬥著,卻鬥了一個假活佛,丹增,你很狡猾啊。
後來丹增結婚了,有孩子了。他已經真正地像一個拉薩人了。像一個安心過小日子的拉薩人了。可是隨著歲月的推移,他開始難以遏制地思念起當初一起出逃的兄弟們。他們是死了,還是活著?如果活著,又會流落在哪裡?他悄悄地打聽著,查尋著,每一次單位組織下鄉總是最積極的一個。尤其是去阿里、那曲一帶。那一帶果然有些同鄉人。他清楚他們一定是當年失散的同伴們,但他從不去找他們。他的尋找依然是暗地裡進行著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動聲色的,他早已經習慣了這樣。就這樣到了一九八○年,又有了一次去阿里的機會,而且距離神山崗仁波欽很近,有同事的一個親戚也要搭車去朝聖,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腳下,那人才告訴他,他是打算翻過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這次不害怕了。他直覺地認為這是他尋找兄弟們的一個機會。或許,他的兄弟們就在那邊呢。於是他委託這人幫他打聽他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們。這人也答應了。然後他們一起轉山。計劃是轉著轉著就各走各的。可誰也不曾料想,一個極其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
丹增生怕我不信,一個勁地說這是真的,真正的。我們真的就在轉山的時候,碰到了這個我寺院裡的喇嘛。雖然我們二十多年沒見面了,而且當年我還是個孩子,可是我們互相都認出來了。我像被電打了一樣。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面對面地看見我的家鄉人,而且還是我的寺院的喇嘛。我愣愣地站著,他也愣愣地站著,誰也不敢相信啊。最後他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放聲哭了起來。他邊哭邊說,「朱古,你只是胖了一點,還是和以前一樣啊。」唉,那情景。
確實是巧合。這個在轉山路上遇到的喇嘛正是從那邊翻山過來朝聖的。丹增說,那時候對邊境的管制不像現在這麼嚴,只要有過往尼泊爾的通行證,是允許那邊的人來這邊朝聖神山的。丹增說,這個喇嘛也是當年一起出逃的人,而且還一直跟隨著他的兄弟們。他的兄弟們果然是逃到了印度。而他的因為父親的阻攔只是在其家廟裡為僧的大哥,曾經和他的二弟共娶一女為妻,一起生活了多年。幾年前,大哥對二弟說你來管這個家吧,我要侍奉諸佛菩薩了。於是再也不做俗人的大哥重新做了加布仁波切。
就這樣,丹增終於找到他的兄弟們了。就這樣,真相終於大白了。就這樣,包括他的妻子在內,人們都知道丹增原來是一個活佛了。我佛慈悲。我佛終究會在適當的時候,因緣具足的時候,讓善報或惡報示現給芸芸眾生看的。
一九八二年,丹增帶著一家人回到了他的扎多老家。他不再當農業技術員了。他在縣政協工作,先是副主席,後來是主席,儘管他是因為活佛才當的主席,但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活佛了。他有家,有老婆,有一兒一女,雖然藏人百姓能夠從宗教角度理解並圓通活佛的世俗生活,然而,實際上,丹增更像一位國家機關幹部。六年後,丹增的拉薩妻子無法習慣扎多牧民化的生活,帶著兩個孩子重返拉薩,並索性提前退休一勞永逸。丹增繼續在老家堅持了幾年,夏天在扎多,冬天回拉薩,像一隻候鳥飛往於兩邊,終於也不想這麼飛了,一九九四年,尚不足五十歲的他也退休了,在拉薩過上了知足的、閒適的且有很多宗教色彩的退休生活。這期間,他去過印度,與兄弟們重逢,抱頭痛哭,又喜笑顏開。這期間,他的佛緣比他更深的兒子江央班登,自願放棄世俗生活,甘心成為佛前的一盞明燈。
應該說,以上所述,就是丹增──這個從本不普通的藏人變成普通不過的藏人的大概一生。兩者比較,我們不知道前者是不是他願意選擇的道路,但我們知道,後者是他最不願意選擇的道路。因為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他不再是他,而是另一個改頭換面的人了。一個沒有老家、沒有親人、沒有名字、沒有過去的人其實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當他從原來那條道路被迫逃往如今這條道路的時候,許許多多像那個和兄弟們最終失散的漆黑的深夜裡,他的耳邊總是槍聲不斷,他的眼前總是血流成河,而那時候,他僅僅是一個十四歲的弱冠少年。
此刻,這個坐在我對面總是笑瞇了眼睛的丹增,看上去不似五十五歲,更像是可以憑添上十年還要多的老人。回憶往事,他說他有三大慶幸,一是慶幸當年他順從大哥一起出逃,不然的話,他一定會像他寺院中的另一個活佛,不到「文革」就被鬥死了;二是慶幸他編造了一段滴水不露的個人歷史,而且隱瞞得相當成功,不然的話,他一定會像他那位愛出風頭的同事,在「文革」期間被鬥得半死不活;三是慶幸他及時地把兒子江央班登送出西藏,不然的話,因為噶瑪巴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夜出走,他的兒子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的……
最後,丹增道出了他的願望,那就是,要為他的如今實則已經破落的寺院的歷史寫一本書。他要求我做這本書的漢文翻譯。我連忙說我做不了這事,因為我一個藏文不識,在自己的母語方面是個文盲。丹增說不要緊,我口頭翻譯,你來記錄就可以了。
還要補充的是丹增的千戶長父親的英雄傳奇故事。據說他性格暴烈,愛恨分明,完全是個典型的康巴人。更神奇的是,他是個多少子彈也不傷一根毫髮的人。丹增繪聲繪色地講到,有一年打冤家,仇人把他家團團圍住放槍,整個家族中無人敢應戰,被奶奶鎖在屋裡的父親越窗而下,衝向仇人,抬槍就放,當場就打死了三人。仇人那邊慌忙還擊,可是眼前看不到人,不是一團黑乎乎的影子就是一匹若隱若現的馬,亂放一通槍後趕緊騎馬,落荒而逃。而得勝回朝的千戶長父親站在歡呼不已的家族人群中,得意洋洋地解開袍子時,只聽得「嘩嘩」響聲,滿腰的子彈殼紛紛滾落而下……
另外,再補充兩句丹增──還俗的崩仲仁波切──敬安仁波切他爸教給我的「文革」流行語言,是用藏語說的,通常在人們相遇時候用的招呼語。是這樣的,一人先問:「切杜噶婁(最高指示)」?另一人回答:「米瑪相地(為人民服務)」!
二○○○年二月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