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金貝隆之旅:是尋找還是逃亡?
【一、傳奇故事的梗概】
一本以九十九元的定價創下中國「國內最貴」的《西藏人文地理》,由北京某商業集團和西藏某文化單位聯合打造,於二○○四年盛夏閃亮登場。在諸多人文地理類的期刊讀物中,因天時、地利與人和,第一次亮相便不同凡響,令人矚目。其重中之重,當推集圖片、文字與DVD三合一的紀實作品《尋找烏金貝隆》,作者為該雜誌的執行主編溫普林。藝術家出身的他堪稱資深「西藏發燒友」,不但有多年浪跡藏地的遊歷史,還有數部有關西藏的自述文體和紀錄片享有聲譽。
所謂《尋找烏金貝隆》,是以作者重踏西藏近代發生的一場上千人的遷徙之旅來展現的。概括地說,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藏北那曲地區,一個騎著野山羊的小活佛,宣稱自己能引領人們進入蓮花生大士所預言的理想國──烏金貝隆。於是在這位被人們尊稱為山羊喇嘛的帶領下,先後有幾個部落穿越了羌塘草原,經過阿里,順著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緣,直至新疆的巴音布魯克草原。這幾大部落公推的另一位領袖人物叫札那倉巴,是聲聞阿里的大修行者。一路上依賴他的智慧和神通,多次拯救了陷於絕境的隊伍。他們歷經艱辛,萬里長征之後又發生了許多出人意外的故事。『文革』時期,山羊喇嘛變成了女人,爾後在八十年代初,全體藏族遷民又在一位康巴女人岡措卓瑪的帶動下,重返西藏。」
這段文字是從雜誌中仿照西藏傳統經書樣式製成的折頁上摘錄的。更有出自專業化的視角所拍攝的近百幅圖片和近兩小時的影像,記錄了作者在一位活佛的引領下,尋訪當年人物及其後裔的過程連同沿途綺麗多變的自然美景。而那位名為日桑多吉的年輕活佛,因為是札那倉巴的長孫和岡措卓瑪的外孫,無疑為時隔四十多年的回溯所得出的結論──「為尋求理想而出走、又為無法排解的鄉愁而回歸」──賦予了某種權威性。
【二、「烏托邦」似乎是理由】
由十六世紀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湯瑪斯.莫爾所創的「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完美社會的代名詞,但如今也似乎可以把宗教意義的理想世界,諸如天堂、淨土、秘境等等盡攬其中。而這通常是無神論者的一廂情願,就像《尋找烏金貝隆》的作者將西藏佛教徒心目中的「烏金貝隆」比喻成「烏托邦」。當然,對於西藏之外的人們來說,早已十分熟悉的「烏托邦」要比出自密宗經典的「烏金貝隆」更通俗易懂,雖然那其實是兩碼事,因為「烏托邦」的意思是「沒有的地方」,但「烏金貝隆」卻非虛擬世界,而是存在於現世卻隱藏起來的某個地方,如同西藏宗教中獨特的「伏藏」之說。
於是在《尋找烏金貝隆》這三合一的作品中,「烏托邦」成為當年那場集體遷徙的理由。並為此特設專版,將東西方文化有關「烏托邦」的種種說法羅列其中,以表明人類對理想世界的尋求實乃一種生命的衝動和心靈的需要。然而,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藏北草原上幾個部落的藏人離鄉出走的理由,還是四十多年後來自北京的溫普林送給他們的理由呢?即便是那些遊牧藏人的理由,又為何早不走,晚不走,偏偏會擇選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而不顧一切地出走呢?
用「特殊時期」來代指西藏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實在言輕。事實上,彼時的西藏正經歷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動盪。為了「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毛澤東派來了荷槍實彈的「金珠瑪米」;為了「推翻萬惡的三大領主」,毛澤東派來了發動階級鬥爭的「工作組」。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暴席捲了千年平靜的青藏高原,原本屬於「山羊喇嘛」和札那倉巴的羌塘草原又如何繼續往昔的生活?其實作者在文章中也含蓄地表露過:「在那樣動盪的一個時期,可以說各個階層的人,都突然喪失了以往的目標,都開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這跟歷史上其他類似的大規模的家族遷徙,或者遠征的動機,都是一樣的。要麼是為了追求幸福生活,要麼就是為了躲避大的災難,如戰亂和瘟疫,於是人們便上路了」。
往往在危機的時候,宗教會顯示出非凡的力量。我相信象徵著幸福家園的「烏金貝隆」確曾鼓舞著深陷災厄的人們,因為那正是一個迫切需要「烏金貝隆」的關鍵時候。「烏金貝隆」猶如在遠方持續顯現的美麗信號,似乎人人都看得見也聽得到,畢竟人人都有求生的願望。首先行動的是「一個騎著野山羊的小活佛」,據說他發現了一部記載著前往「烏金貝隆」路線的天書,宣稱自己能引領人們進入「烏金貝隆」,而身邊的長輩們竟也堅信不移,紛紛隨之拔帳而去,並帶動了周圍幾個部落也相繼而去,這看似符合西藏民間的底層民眾對待宗教的純樸態度,但從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推測,彼時事態已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這使得他們的離去更像是逃亡?儘管沿途因天災人禍導致的死亡非常慘重,卻並未中止他們的腳步,難道是有一種比死亡更可怕的力量在催逼著他們,迫使他們只能頭也不回地一意孤行?
我採訪過一位在那個特殊時期逃亡的藏人,當時才十四歲的他原本是藏地東部一所寺院裡潛心修習的活佛,卻在由「解放」而引發的劇烈震盪乃至血光之災中,不得不跟著無數同鄉人匆匆地踏上了不歸之路。「金珠瑪米」將他們統統視為「叛亂分子」,一路圍追,格殺勿論,一直追殺到了恰巧是「山羊喇嘛」剛剛離去的家鄉。在這片寒冷、荒蕪而且無邊無際的羌塘草原上,逃亡者們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散的散。而那位藏人在他再也跑不動時,才發現他的身邊沒有兄弟也沒有經師,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人。他狠狠地大哭一場,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隱姓埋名的驚惶生涯。因此,在如此一種非人道的境遇下,與其說滿懷夢想地四處尋找「烏金貝隆」,不如把「烏金貝隆」看作是逃亡者的歸宿。
然而,對於那些拋棄家園的遊牧藏人來說,「烏金貝隆」在哪裡呢?是已經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的巴音布魯克草原嗎(它位於新疆西部,水草豐美,牛羊成群)?如果不是,他們何以最終定居於此,繁衍生息於此,並「很快地融入當地蒙古人的生活之中」?可如果是,他們又何以仍然躲避不了厄運,被捲入肆虐中國各地的各種政治運動中,或被羞辱,或更加窮困,這並不安寧的異鄉哪有一點兒「烏金貝隆」的影子?那麼,當他們在二三十年之後拖家帶口,重返故里,僅僅出於倦鳥思歸的滿腹鄉愁,還是出於美好幻想的徹底破滅?我不願意從這個「出走」又「回歸」的故事,得出其中暗含的有質疑宗教甚至否定宗教的結論,可如今已是半老婦人的「山羊喇嘛」明確告訴採訪她的人們:「烏金貝隆」不可能存在,這是迷信,不值得相信。不過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句話。我的意思是,或許她想要表達的是:「烏金貝隆」絕無可能出現在已經失卻家園的無情現實中。
事實上,無論是尋求理想也罷,還是逃離家園也罷,發生於特定歷史時期的那場遷徙之旅,其結果被事實證明是失敗的。但多虧「烏金貝隆」閃耀著宗教境界的聖潔光環,使得波及數千人的悲劇反倒有了令人為之敬仰的神聖性。也就是說,如果是尋找,就是神聖的尋找;如果是逃亡,就是神聖的逃亡。「烏金貝隆」這個出自於西藏宗教的不朽意象,化作了唯一能夠減少悲劇色彩的精神力量,支撐著飽受苦難的藏人們度過坎坷卻不乏慰藉的一生。這樣的事例,其實在許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類似的表現。
我只能把當年口耳相傳的「烏金貝隆」看作是彼時鼓舞人心的理由,卻不會信服作者為我們展現的如此天真甚至充滿浪漫情懷地尋找「烏金貝隆」的傳奇故事是真實的歷史。這怎能令人信服呢?除非是生活在另一種文化背景和另一個嶄新時代的人,而西藏的土著人當中又有誰會由衷地認可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烏金貝隆」確實是一個基於空想的「烏托邦」,但不是那些遊牧藏人的「烏托邦」,而是作者本人的「烏托邦」。包括他在尋訪過程中,拍攝了不少今天藏人的家中都掛有毛澤東畫像的照片,轉述了當年出走的藏人們說起毛澤東時的無比感激之情,很容易讓人認為「烏金貝隆」就是毛主席解放的「新西藏」,毛主席簡直就跟蓮花生大士差不多,而這其實也是他建構的「烏托邦」的一部分。在這個「烏托邦」的世界裡,毛澤東從未走下神壇,就像現實中,早已成殭屍的他陰魂不散,至今仍籠罩於藏人的頭上。
【三、會有一個「免疫」的西藏嗎?】
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文化不可能「免疫於它的塵世關聯」。他顯然抓住了文化這個宏大的概念中常常被有意無意忽略的癥結,同時也為某種評判提供了一個可貴的視角。「免疫」的說法深深地觸動了我,使得一直以來在寫作時有所意會卻尚未明晰的障礙不堪一擊。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而這重負恰恰是因為硬生生地將文化與塵世剝離開來的某種主流趨勢所施加的。
是的,在文化與塵世的關係中,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塵世並非淨土,瘟疫處處皆有。因此,當並不美好的現實中夾雜著那麼多的病毒: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歷史的、日常生活的;經濟的、商業市場的等等,那麼多的且兇猛的病毒無一日不在侵入我們的空間,無一日不在感染我們的心靈,我們又怎能視而不見或者一味迴避呢?怎能有意無意地在文化活動或文化形態中,營造一個被「免疫」的塵世呢?實際上,誰都知道一個「免疫」的塵世是不存在的。今天沒有,過去也沒有。只有「烏托邦」才是「免疫」的理想世界。那麼,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嗎?換言之,塵世中的西藏是一個「免疫」的「烏托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可是,當塵世中的西藏被營造成一個「免疫」的「烏托邦」時,一個想像中的西藏便誕生了,它與歷史上和現實中無以計數的土著人的遭遇和痛苦經驗無關,與他們的真實命運無關。一句話,它與西藏人無關。
當然在《尋找烏金貝隆》中,作者並未把歷史與現實的西藏營造成一個完全「免疫」的「烏托邦」,多少提及了風雲變幻的年月裡幾次重大的動亂給那些遊牧藏人帶來的災難。但要嘛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要嘛就是附和多年來口徑統一的宣傳,如「因為最早的叛亂是從康巴地區開始的,是在一些上層的奴隸主策動之下而引發的一些地區的叛亂。這些避難的人也把一些可怕的傳聞帶到了藏北草原,致使人心惶惶的了。」又如「作為一個下層統領,他認為解放軍救苦救難,跟他沒有實際的衝突,自己不是了不起的達官顯貴,他從心裡對解放軍沒有惡意,解放軍也不會傷害到他。但如果他不組織反抗或抗命不遵的話,他就會受到當地的部族聯盟的頭領的懲罰。……甲本洛桑對此完全清楚,同時受到山羊喇嘛的鼓舞,他急忙驅趕自己手下百十來戶藏民上路了。」倒是「山羊喇嘛」在「文革」中慘遭羞辱的悲慘命運讀來令人觸目驚心。
其實就作者歷時兩年、行程萬里的尋訪過程,不可能不知道至少一半的真相和事實。從常識來看,這原本也是可以推測出個大概形貌的。可遺憾的是他並未全部說出,而是做了很多處理和剪切。於是,一些真相被隱瞞了,一些事實被刪除了,包含在這些真相和事實中的苦難也就被忽視了。或者顧左右而言他,或者把故事的重心轉移到具有神秘和傳奇色彩的細節上,從而描繪出一個多少被「免疫」的西藏。而這,我們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真實的西藏在今天是不被允許揭示的,但因為作者乃知名的「西藏發燒友」,如此避重就輕,如此喧賓奪主,又是多少不能原諒的了。
【四、對遊戲的樂趣】
翻開燙金印銀的《西藏人文地理》,扉頁上題寫著這麼幾句話:「西藏有一種千年遊戲,叫作『伏藏』與『掘藏』。藏即寶藏,伏是埋,掘是挖。……如果你相信緣份,就會相信伏藏和掘藏的故事,就會熱愛西藏的遊戲」。這就是雜誌編者的西藏態度嗎?或者說,是溫普林以遊戲人生的態度在滿世界飄蕩時恰好落到了西藏高拔得近乎空中的地面上?作為一位活躍的藝術家,他寫過一部為中國一些前衛藝術家立傳的《江湖飄》,其演義筆法讀來十分有趣。看來除了茫茫藝林,廣大的西藏也是一個任其逍遙的江湖,總是給他帶來「飛翔的快感」。江湖自有江湖的氣象萬千,引人入勝;但江湖也有江湖的險惡和悲劇,我們能否知道一點?
在他所有關於西藏的文字和影像中,主角多是各種各樣的宗教人物(活佛、喇嘛、阿尼和修行者),並且都與他有著親密的情誼,而他個人也常有捐款建廟的善舉。看上去他似乎應是宗教的追隨者儘管其實不然,與其並行不悖的倒是他藝術家的身份和性情,這使得他有一雙善於發現美的眼睛和一顆善於感受美的心,同時也令他興致盎然,沉醉其中。事實上,對西藏自然景觀中變幻無窮的色彩的偏愛,對西藏民間生活中稀奇古怪的細節的著迷,在他飄遊於西藏的遼闊大地上時,總是超過了他對宗教本身的興趣。這倒也無可厚非。
在西藏的溫普林是快樂的,這可以從他的書中強烈地感受到。我承認,作為讀者而言也曾分享過他的洋溢不住的樂趣。一種十分常態的西藏氣息撲面而來,比起太多、太多的書寫西藏的作品更為真實、親切。我常常為他的西藏視角而感動,也因此我的期許也就相應地更高。也許過於高了。雖然他經常表白自己「沒有義無反顧的使命感,快樂至上乃人生第一原則」,但我還是希望從他的敘述中,不但看到一個快樂的西藏,還能看到一個不可能脫離複雜現實和沉重歷史的西藏。這不應該被忽略或者忽視,尤其不應該被康地一位活佛贈名為嘎松澤仁的溫普林所忽略或者忽視(需要補充的是,他其實也是一個少數民族,是偌大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早已被漢族同化的滿族後裔)。
比如在《尋找烏金貝隆》中,對他所敘述的傳奇故事的好奇心,很容易讓人忘記發生這個傳奇故事的時間和背景。但他不一定會忘記的。而那一段上千藏人悲壯遷徙的歷史之所以被他轉述得如此浪漫主義,究其個中緣由,是不是因為這個無須載入西藏史冊的溫氏故事,純屬是給西藏之外的人們看的?而且,因為必須首先交給掌握了某種裁決權的有關人士過目,歷史就得重寫,故事就得改頭換面?不過,也可能並非他有意為之。那麼,那些給他講故事的遊牧藏人,是不是在面對他和他帶來的攝製組時,出於可以理解的早已習慣的戒心,共同向他隱瞞了很多或者本質上的真相和事實?而溫本人,也就在這集體創作的故事中,再次獲得了他個人的樂趣。
而這個人的樂趣也會因多媒體的傳播最終轉化成大眾的樂趣。尤其是一些奇風異俗被渲染,比如那個從小騎在山羊背上的變性人(重要的是,她從小被看作是一位活佛)的奇特身世;一些宗教禁忌被曝光,比如那個褪去了袈裟以密宗修行的姿勢全身赤裸的胖男人(據說他也是一位活佛,可直至十六歲時才被認證)的大幅照片,雖然肯定能夠成為最能吸引眼球的焦點,但如此一個隱藏在重大歷史事件當中的人間悲情故事,甚至可以說是史詩式的悲劇,就這麼變成了娛樂化的民間大戲,就這麼令人惋惜地變味了。
有趣的是,溫普林曾經批評許多人誤讀西藏,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跑到西藏的一幫文化人」,雖不同於一九六○年出品的黨的宣傳片《農奴》裡的那種把西藏妖魔化的誤讀,卻是一種「浪漫的誤讀,把它說成是人間天堂,沒有醜惡,沒有罪惡的地方」。但他又說:「誤讀並非不好,但是在一片誤讀聲中要有純正的聲音。」那麼,他在《尋找烏金貝隆》中,有沒有發出「純正的聲音」呢?我想我得遺憾地說,有一些,但遠遠不夠,因此他也基本上落入了誤讀西藏的圈子裡。這不止是我的看法,一位藏族老知識份子甚至認為這個故事在某種層面上無異於是反宗教的。
【五、「重踏尋找烏金貝隆之路」】
在這本《西藏人文地理》中還夾著一幅折頁形式的手繪地圖,以「尋找烏金貝隆」為名,展現的是從拉薩通往藏北草原的路線圖,有山有湖、色彩繽紛。與之相配的幾張照片更是具象化了沿途那蒼涼、大氣之美。路線圖的背面是詳細的行程說明,以及「山羊喇嘛」、札那倉巴、岡措卓瑪和再度裸露身體的日桑多吉活佛的照片。其意是,當年那些遊牧藏人開拓的「尋找烏金貝隆」之旅,將變成由「西藏人文地理俱樂部」推行的「大型穿越活動」,從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十日,每個參與者只要交納三萬元的費用,就可能由活佛領著「重踏尋找烏金貝隆之路」。而如此純屬娛樂化的旅行,據說將使參與者的「精神也會得到提升」。然而,被忘卻了的或者說被有意省略不提的當年那些逃亡者的痛苦,又會被哪一個外來的旅遊者感同身受呢?不過,這次穿越活動終究未能成行,也不知是不是因為參與者並無幾多的緣故。
改版後的《西藏人文地理》看似確如媒體所譽的,「在眾多追捧美國《國家地理》風格的人文地理類雜誌和千篇一律的時尚旅遊類雜誌當中」,彷彿「橫空出世」,十分獨特。雜誌編者也自豪地宣稱,「在精神貧乏的年代,人們需要一本具有精神引領性的雜誌,更何況是在逐漸持久升溫的西藏熱的背景下」。可是,僅從上述這個被修改過的故事就會看出:真實的西藏其實是被隱藏的,甚至是被深深埋藏的。因此,這樣的讀物又如何擔當得起「精神引領性」的作用呢?雖然它確實有著很濃郁的西藏氣息,可是,諸如「重踏尋找烏金貝隆之路」的策劃,分明將西藏的人文地理變成了打著西藏旗號的商業地理。是的,商業取代了人文,或者說,人文也被裹入了商業的算計之中。
二○○四年九月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