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瑪次仁的淚
一九九九年盛夏的一天,大昭寺仍如往常一樣擠滿了朝聖者和遊客。尼瑪次仁也如往常一樣,在門口售票,或者隨時準備用英語和漢語為遠地來的遊客講解,這是他的工作,和別的喇嘛不一樣,就像報紙或電視裡對他的稱呼:喇嘛導遊。實際上他不光是導遊,他的頭銜很多,最特別的一個是拉薩市人大常委,所以在西藏或拉薩的電視新聞裡,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俗裝裹身、不苟言笑的官員中,夾著一個穿絳紅色袈裟的年輕僧人,神情總是那樣:平靜,明白,自重。
突然有人通知他交兩張照片給有關部門,用來辦護照的。尼瑪次仁被告知幾天後他將先飛往北京,在那裡和政府某些部門的官員會合,然後一起去挪威參加一個關於人權問題的世界性會議。挪威?達賴喇嘛不正是在那個國家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嗎?尼瑪次仁隱隱地激動,又不安。在交照片的時候,有人對他再三叮囑,諄諄教導,但看到他有些異樣的神情,就說,放心吧,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是有層次的,不會像我們拉薩的官員,什麼也不懂。
很快地,尼瑪次仁獨自坐上了去首都北京的飛機。當然兩邊都是有人接送的。他已不太記得跟哪些人見過面,說過什麼話了。兩天後,他和十幾個人一道飛往挪威,途中的記憶仍然模糊。這是尼瑪次仁第一次出國,所見所聞本應該歷歷在目,可比較起「人權」這個字眼,很多記憶並不重要。還有什麼比那樣一個會議更讓他心事重重?要知道,他是這十幾個人的代表團中,唯一一個來自西藏的藏人,唯一一個穿著袈裟的喇嘛。
不過那十幾個人確實不一樣。那些都比他年長的官員們,果然和拉薩的官員不一樣,個個都顯得有知識、有修養,既不多嘴多舌,也不指手劃腳。尼瑪次仁至今還記得,那個在民族宗教管理局擔任要職的官員,在他最為難堪差些抑制不住落淚的時候,只是輕聲地問道「是不是不舒服」,便再也不多說一句。而當他終於淚流不止,沒有一個人要求他做解釋。無論如何,這算得上是一種善解人意,尼瑪次仁為此充滿感激。
如今提起那次會議,尼瑪次仁總是省略許多不說。比如會議的進程、人員、內容,比如會議的背景、環境、氛圍,以及會議之外的聚會、討論、遊覽……等等。實際上,尼瑪次仁是突然說起那兩次遭遇的。很突然。就像是在心底憋了很久,終究壓抑不住,他一下子中斷了正在東拉西扯的話頭,讓已經事隔很久的遭遇脫口而出。
是頭天上午會議結束去使館赴午宴的時候。當然是中國大使館。尼瑪次仁一直存有的擔憂,因為並未遇到有人為難他,提些讓他不好回答的問題而舒緩下來。一路上,典雅的北歐街景賞心悅目,緩緩從窗外掠過,尼瑪次仁開始和身邊的幾個老外閒聊,多少有些恢復他在拉薩時帶著老外在大昭寺裡轉游的自在神態。所以當車戛然停住,車門嘩然敞開,那人聲,哦,那樣的人聲,那樣多的人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地撲面而來,尼瑪次仁就像被重重一擊,腦袋裡「轟」的一響,整個人幾乎如失去知覺一般動彈不得。
「加米(漢人)……」
「加米喇嘛……」
「共產黨喇嘛……」
使館門口,幾十張憤怒的面孔有著尼瑪次仁再熟悉不過的輪廓,幾十張翕動的嘴巴喊著尼瑪次仁再熟悉不過的語言。那是幾十個和尼瑪次仁年齡相仿的男女,更是幾十個與尼瑪次仁血脈相同的族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境外的流亡藏人,而他,就他一個,是境內的「被解放」的藏人。此時此刻,在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這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的門口,他們和他,猶如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
他們的手中還高舉著幾幅標語,用藏文、英文和漢文寫著:「中國人,把我們的家鄉還給我們」……
車裡的人魚貫而下。不理不睬。逕自而去。但他不行。尼瑪次仁他怎麼可以做得到?後來,他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他是怎樣走過那一段路的,但那顯然是他三十二年人生中最長的路,最艱難的路。他的西藏僧侶的袈裟如烈火燃燒,火焰燒灼著他藏人的身體,藏人的心。更何況火上澆油火更猛。那每一個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飛濺的油,是飛濺的熔化的滾燙的酥油。尼瑪次仁他低垂的頭顱,彎曲的脊背,蹣跚的雙腿,被一滴滴飛濺而來的酥油深深地燙傷了。
說到這裡,尼瑪次仁的聲音有些尖利。「我怎麼辦嘛,我怎麼辦嘛,我穿著這樣的一身……」他扯了扯陽光下顯得醒目的紅袈裟,連連重複著,近乎自語。
從那以後,尼瑪次仁回憶道:「我再也沒有開心過。整整四天,我終於知道了什麼叫做熱鍋上的螞蟻。」
如果真的是螞蟻就好了。對於小小的螞蟻,再熱的鍋又算得了什麼,只要心一橫,從熱鍋上勇敢地縱身一跳,就可以逃得遠遠的。但怕的就是到處都是熱鍋,找不到一塊清涼的藏身之地。
尼瑪次仁終於走過了那一小段備受煎熬的路,可他已經被燙得渾身是傷。渾身都是深深的烙印啊。這烙印使他疼得直想哭泣,卻又欲哭無淚。使館裡的人都裝作若無其事,或者說早已熟視無睹,誰也不提剛才的一幕。人們都在談別的,一邊有禮有節地聊一邊有禮有節地吃,只有一個人什麼都嚥不下去,如鯁在喉。尼瑪次仁,他可是第一次在異國他鄉見到那麼多的骨肉同胞,或者說那麼多的「流亡藏人」,雖然近在咫尺,卻分明隔若關山。
肯定有不少人和尼瑪次仁說過什麼。那也肯定是些無關緊要的話,不關痛癢的話,所以他似聽非聽,聽過就忘了,因為他正是心如刀絞,魂不守舍。但他記得,除了車上的那幾個老外不時滿懷同情地看看他,只有那個一起來的北京官員輕輕地問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尼瑪次仁差一點點頭承認。那人看上去溫和而禮貌,因為他是整個國家的民族與宗教的官方代言人,在以「人權」為名的會議上總是眾矢之的。
多日來的擔憂才下眉頭,又再次浮上心頭。那是尼瑪次仁在離開拉薩前就不斷滋生的,難以排遣。此時更添了一份揪心,如果出門,會不會還碰見他們,被他們鄙視、譏諷或痛惜?在他們的心目中,完了,我肯定是一個「加米喇嘛」,「共產黨喇嘛」,尼瑪次仁苦笑道。
因此,當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硬著頭皮走出大使館時,他一下子長長地舒了口氣,但旋即又有點悵然若失。那邊,先前圍聚著幾十個群情激奮的同胞,這會兒已是空空蕩蕩。他們去哪兒了?
第二天平安無事。
第三天,尼瑪次仁在會議上發言。這正是派他來參加這個會議的目的,以他的現身說法來證明西藏是有人權的,西藏人的人權是有保障的。而不是像前幾次會議上,一說到人權在西藏的狀況,中方的理由總是虛弱不堪,因為沒有來自西藏的聲音。可有誰知道,這正是尼瑪次仁的心結啊。如何說,說什麼,該說什麼,又不該說什麼?真是讓他苦惱透了。雖然他向來清楚,穿一身絳紅色袈裟的他不過是個擺設而已,但他也不可能說得太離譜,或者出了格。他悄悄地向其中一個已有信任感的老外詢問,老外也悄悄回答,別說具體的,籠統地說說就行了。
所以尼瑪次仁完全是照本宣科。準確地說,是照報紙、照電台、照電視宣科。是國內那些媒體上常有的如出一轍的言論,像藏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的保護和發展,宗教信仰自由,廣大僧侶愛國愛教,等等,等等。所有的與會人員都在默默地聽著。只有一人提問。那是一個美國人。他用英語問尼瑪次仁,既然如此,那麼你們有沒有見達賴喇嘛的自由?尼瑪次仁愣了一下。雖然他早有準備應付這類問題,但聽到達賴喇嘛的名字,就像第一天有人指給他看達賴喇嘛接受和平獎的地方,他還是愣了一下。不過他馬上就穩住自己,頗為聰明地答道:「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我不回答。」什麼政治問題?一個西藏人,一個喇嘛,要見他們自己的達賴喇嘛是政治問題嗎?但這以後,再也沒有人提問,感覺像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處境、他的心情,尼瑪次仁這樣認為。
但是第四天降臨了。尼瑪次仁原以為這難熬的日子快結束了,沒想到最大的打擊在第四天降臨了。
因為是最後一天,會議的安排是去挪威一個著名的國家公園遊覽。挪威的公園確實很美,充滿與自然並諧共存的魅力,讓這個從小在世界屋脊長大的年輕喇嘛心生歡喜,左顧右盼。但突然間一個青年女子迎面走來,儘管是T恤和牛仔褲的裝束,與周圍的外國人打扮無二,尼瑪次仁還是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藏人,有著典型的藏人的臉,藏人的味道,藏人的氣質。
典型的西藏女子逕自向尼瑪次仁走來,伸著雙手,帶著久別重逢的神情。
一時間,尼瑪次仁有些恍惚,感覺像是在哪見過,似曾相識,不禁也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但沒想到啊,那女子不但一把握住不放,而且放聲大哭起來。她一邊哭一邊用藏語說,「古修」(拉薩話,對僧侶的尊稱),你在這裡幹什麼,你跟著這些中國人幹什麼,你是西藏人啊,你要記住你是西藏人,你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尼瑪次仁又窘又急,又萬分地難過,可又一點也沒辦法抽出手來,更不知道該說什麼。人們都圍上來了,都是外國人,看著一個穿紅袈裟的僧侶被一個女子拉著哭訴,好奇極了。而一起開會的人,誰也沒有圍觀,反而匆匆地走開了,一副像是與己無關的樣子,其實倒像是一份難得的體貼。除了那個大使館派來的人,這四天,他天天跟著尼瑪次仁,只跟尼瑪次仁一個人。這時,他開腔勸道,走吧,尼瑪次仁,別理她。
西藏女子肯定聽不懂漢語,但她一定猜得出來是什麼意思,她氣憤得要用英文罵那漢人,尼瑪次仁趕緊阻止了她。尼瑪次仁翻來覆去地對那哭著的女子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西藏女子哽咽道,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回去。這時候,尼瑪次仁艱難地掏出了心裡的話,怎麼能不回去呢?那是我們的家鄉啊,都走了,把它留給誰呢?說著說著,他再也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最後來解圍的是這樣幾個人──幾個從西藏來挪威學習的藏人。在拉薩,有幾個單位,如社會科學院、西藏大學、圖書館等,都要定期派人到挪威學習或訪問。尼瑪次仁不認識他們,但他看得出來這是些和他一樣來自西藏的藏人。可他到現在也不明白,這一天,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身份不同的藏人聚集在這裡。不過當時他顧不得考慮那麼多了。他急急地從還在哭泣的西藏女子的手中掙脫而出,一邊飛快地用袈裟抹去淚水,一邊趕緊歸隊。
「古修」,那解圍的人中有人叫住他,好心地出主意說,如果他們問你是怎麼回事,你就說她家裡有人去世,希望你回到拉薩以後在大昭寺為她的親人點燈唸經。尼瑪次仁匆匆點頭,再一次有了心如刀絞的感覺。可就像是早有商量,當他走近他們,那十幾個人誰也沒看他一眼,誰也沒問他一句話,就像是什麼也沒發生,或者說不值一提。
終於到了離開挪威的時刻。不過不是馬上就走,代表團一行在機場等了很久,有兩個小時之多。大使館的領導和同志們把他們送到機場就回去了,包括那個四天來寸步不離尼瑪次仁的人。在長長的時間裡,在明亮、舒適、寬敞的機場大廳裡,人們或坐或站或走,都顯得十分地自由自在,不論你是哪一個國家的公民。尼瑪次仁也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似乎沒有人管他,任隨他想往哪去都可以。有那麼一瞬間,他的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如果不跟他們走呢?反正護照在身上,錢也足夠,我或者另買一張機票去別處呢?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閃念罷了。前面說過,尼瑪次仁他總的來說都是平靜的,明白的,自重的。所以最後,他這個熱鍋上的螞蟻還是跟他們一起回去了。從哪裡來回哪裡去,對他來說,這顯然是最好的安排。但當飛機從奧斯陸的機場慢慢升起,漸漸地離開這個象徵自由的國家,兩行熱淚悄悄地滑下了尼瑪次仁瘦削的臉頰。
二○○○年八月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