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買馬練淮軍
合肥可是李鴻章的天下,親朋好友都在那裡。李鴻章原本就是個出名的人物,這幾年在曾國藩幕府接受訓練,更是名聲在外了。因此這次回合肥招募部隊,簡直是一呼百應。
李鴻章把合肥西鄉的一些辦的不錯的團練都聚集了起來。
當時西鄉三山的一些比較有名的民辦團練分別是:周公山下的張樹生、張樹珊兄弟的張老圩;大潛山北的劉銘傳的劉老圩;大潛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潛山南的董鳳高董老圩;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的周老圩。
此外還有一些官辦的團練,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帶領的葉志超等人。
在上述團練隊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張氏兄弟、劉銘傳和周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們三人曾效仿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發誓要做出一點功業來。
當聽說李文安的兒子李鴻章在輔佐曾國藩,張樹生曾寫信給曾國藩表達過豪情壯志。當時,曾國藩看完信後,對李鴻章說,此人猶如東晉的祖逖。張樹生年齡較大,得過廩生的功名,是三個人中間的老大。
李鴻章在安慶招募的團練中,最早編練的就是張樹生統率的樹字營,劉銘傳統率的銘字營。隨後是周氏兄弟的盛字營和李鶴章招募的人。還有三河潘鼎新和廬江吳長慶的隊伍分別被編為鼎字營、慶字營。
樹、銘、鼎、慶等各支隊伍到達安徽安慶集合後,曾國藩提出要接見這些團練的頭目。
在張樹生和劉銘傳等十幾個人來到曾國藩的大廳之後,二月二十二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曾國藩一直躲在屏風後面一個多時辰就是不出來,暗中觀察他們的反應。
這些人當中,劉銘傳表現得最為憤怒,一直在大罵,而張樹生表現得最有耐心。曾國藩認為這兩個都是不錯的將才。由於招來的人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實際作戰經驗,人數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護上海。
於是,李鴻章又從曾國荃那裡挖來了程學啟的開字兩營,並請求曾國藩從湘軍中調撥兵力給自己。這樣,淮軍初具規模,有了十三個營,共六千五百人。
三月四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騰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從此李鴻章有了一支自己獨立領導的隊伍,這支軍隊是幫李鴻章正式走上清末政治軍事舞台的「拳頭產品」。
一八六二年的上海,清明。天氣暖暖的,還泛著點早春的潮氣。街上的人們悠閒地享受著春天的氣息,互相打著招呼,客客氣氣地各自行路,彷彿上海從來就是這般太平清靜。
其實,從年初開始,太平軍就對上海展開了猛攻。在高橋和七寶兩大戰役中,慕王譚紹光將上海道台吳煦打得潰不成軍。上海告急!上海城裡的洋人決定幫助清軍,他們組織了一支擁有四百人、三門炮的洋槍隊。聯軍很快與太平軍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開得勝,殺了千餘太平軍,俘虜了三百人。可隨後發生的第二次戰役,洋人就神氣不起來了。太平軍雖然傷亡不少,聯軍也死傷慘重,甚至英軍司令都腿部中彈。
照此情形看來,上海是不會安寧了。表面上悠閒的上海人暗地裡都在議論著,究竟會是太平軍佔領上海,還是清軍和聯軍把他們打退?人們紛紛猜測,聽說太平天國裡女人不裹腳,男人不剃頭,野蠻得很,上海人不喜歡;現駐上海的清軍腐化墮落,一點軍人的樣子都沒有,上海人也不喜歡;賴在上海的洋人飛揚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歡。究竟哪種勢力統治上海比較好,成為街頭巷尾人們的談資。
「突突突突……」的聲音從江面上傳來,戰爭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們心裡一緊,慌忙朝黃浦江上望去。
只見有二艘,又像是三艘,又好像更多的火輪船冒著濃濃的黑煙,從遠處慢慢駛來。這是誰的船?是商船還是戰船?船上運的是什麼?人們紛紛揣測著。
船駛近了,人們漸漸肯定這不是商船,因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滿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輪,因為甲板上的人都穿著同樣顏色和款式的衣服。
岸上的人也終於看清了船上的人,這些人的衣服破破爛爛的,上面佈滿了汗漬和油膩,已分辨不出原來的顏色。
上海人注意到,船上來的人雖然大多衣不蔽體,但一個個倒是挺注意用布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從他們衣服背部依稀綴著個「勇」字。看來,這是一支軍隊。
這是誰的軍隊呢?駐上海的清軍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官穿袍,兵著褂,腰間氣派地插著排刀,身穿顏色鮮艷的號衣。這些人的長相又顯然表明他們是中國人,並非洋軍隊;他們頭頂前部也沒有留頭髮,因此也不會是太平軍。
所有這一切,都讓上海人摸不著頭腦。他們奔走相告:「叫花子兵來了,叫花子兵來了!」
這支「叫花子兵」即後來大名鼎鼎、成為大清主力國防軍的淮軍,首領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從家鄉招募了這支其貌不揚的軍隊,專程來支援上海清軍對付太平軍。李鴻章因個子瘦高及為人清高,還得了個「雲中鶴」的雅號。
李鴻章組建淮軍時,雖得到曾國藩支持而較為順利,但也遇到了許多困難。總的來說有三點:一是軍心不穩;二是缺乏統帥;三是糧餉不繼。
但總的來說,淮軍的建立不僅擴大了湘軍力量,而且也使李鴻章擁有了兵權,為其今後的軍旅生涯奠定了基礎。
淮軍倉促成軍,同湘軍相比較,有不同的特點。
湘軍初創之時,兵將均出自湖南,其組建原則是「選士人,領山農」。其將領主要是一些名利薰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人生信念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忠君」思想極為濃厚。
而曾國藩就是依靠程朱理學,以忠君報國的「真誠」、「血性」為精神支柱來統率湘軍的。
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由於急於求成,隊伍中成分複雜。李鴻章在任命統領時,看重能力,至於他們是否出身貧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
他鄙棄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學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認為出身貧賤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於任用鹽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軍的降將。
在淮軍主要將領中,只有潘鼎新一人是舉人出身,其餘的如程學啟是太平軍降將,品德低下;劉銘傳是販賣私鹽的頭子,唯利是圖觀念相當濃厚,卻不知多少忠君報國的大道理。
至於兵勇來說,湘軍士兵一般是山村樸實無華的農人,他們易於接受傳統思想的灌輸。而淮軍主要兵源來自於團勇和太平軍降眾,可謂「兼收並蓄」,雜湊而成。因此,淮軍雖也有濃厚的地方鄉土色彩,但較湘軍為淡,且其將領不學者多,無共同的最高理想,唯以功名利祿是圖,因而軍紀與精神遠遜於湘軍。
但是,湘淮「本係一家,淮出於湘,尤有水原木本之誼」,因而湘軍和淮軍有基本一致性。如營制餉章、編制訓練以及武器裝備上,淮軍與湘軍是一脈相承的。總之,淮軍既是對湘軍的繼承和發展,又不是簡單重複;淮軍既與湘軍有相同之處,又具有本身特點。這與淮軍所處客觀歷史條件和環境有關,也是由它的統帥李鴻章的建軍、治軍思想決定的。
淮軍既已組成,如何從安慶開拔到上海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安慶、上海兩地不僅相距遙遠,而且間隔太平天國控制區,要突破太平軍防線,千里躍進上海,其艱險程度可想而知。曾國藩原擬令李鴻章率軍由陸路進軍,後因上海紳商出銀十八萬兩,雇得洋商輪船七艘開到安慶,為順應上海紳民之情,李鴻章與曾國藩經過商議,最後決定「由水路東下,直赴上海」。
一八六二年四月五日至六月上旬,李鴻章統率的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分三批由安慶順江而東,躲過太平軍的監視,抵達上海。臨別安慶前夕,曾國藩擔心李鴻章因缺乏閱歷而擺不正「練兵學戰」與「吏治洋務」的位置,因而他告誡李鴻章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他看來,只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
他又針對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的致命弱點,特以「深沉」二字相勸,其他好友也紛紛提出忠告。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