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富強軍轉民
李鴻章除了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外,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他從所謂「求強」出發,把西方軍事工業移植過來,力圖加強清王朝的武裝力量。然而,軍工企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整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把這個環節孤零零地摘取下來,移植到中國,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結果發生了許多畸形現象和一連串的困難。
經費來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應求,轉運維艱,技術落後,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亂等等,堵塞了軍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通道。為了解決這一些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因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於是圍繞軍事工業而興辦民用企業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李鴻章知道,要辦稍大一些的工廠企業必須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總理衙門,陳說辦廠造船的必要。他曾這樣說道:「各國洋人不但輳集海口,更且深入長江,其藐視中國,非可以口舌爭,稍有釁端,動輒脅制。中國一無足恃,未可輕言抵禦,則須以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或俟經費稍裕,酌擇試辦,祈王爺大人加意焉。」由於當時風氣未開,李知道用大機器生產遇到的阻力過大,擔心總理衙門有獨木難支之慮,故致書威望較高的御史陳廷經,闡明中國學習西方技藝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抨擊頑固派抱殘守缺、昧於世界大勢。他感嘆自己略知國家富強的「底蘊」,故「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陳為信中的說理透徹和情真意切所動,於一八六五年一月奏陳變兵制、籌海防,在廣東等海邊城市設局製造外洋船炮以「靖內患,禦外侮」。朝廷將此摺發下,要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廠造船的建議,得到總理衙門的贊同。對於開辦方案,李鴻章也有具體的考慮。以往的經驗使他認為,如果委託洋商從國外購買機器不僅價高而且難於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國機器廠學習,他也認為「其功效遲速與利弊輕重」也難以判斷。由於上海已有一些外國人開辦的機器廠,他認為最穩妥的辦法是以適當價格就地收購一家,因此囑咐下屬丁日昌著手經辦此事。一八六五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準備出售,而且該廠能夠修理製造輪船槍炮,在徵得李鴻章的同意後,丁以銀六萬兩買下該廠及其所存儲的全部原材料,合併原來建立的兩個洋炮局後,終於奏准成立。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首先陳述了辦廠理念和就地購廠的理由,然後就提到陳廷經的奏摺,「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旨商酌辦理。」這樣一來,他現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就順勢成為「遵旨商酌辦理」、呼應陳奏的結果。顯然,陳廷經早先在他力勸下給朝廷的那則奏疏猶如一枚早已佈下的棋子,在關鍵時刻發揮如此重要、具體的作用,不能不讓人深嘆李鴻章的老謀深算。緊接著他就簡述購買此廠的具體情況,並強調「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盡快批准。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記鐵廠買過來之後,李鴻章把它原來的名字改為「江南製造總局」,稱此係「正名辨物,以絕洋人覬覦」。其實,如果深究一下,李鴻章把原來的廠名改成江南製造總局可能還有其他的意義。這明明是座兵工廠,它的英文名稱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廠),但他卻不像此前辦的「洋炮局」、「軍械所」那樣,名正言順地給工廠冠以軍工之名,其原因就在於他認識到「洋務」遲早要突破「求強」的「軍工」範圍,進入「求富」的「民用」領域,這種認識極為超前。他明確寫到軍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還在於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項鐵廠所有,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
此時的李鴻章,儼然成了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預言家。他預言,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時連恭親王和曾、左、李等實權人物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創辦這類官營軍工企業都如此阻力重重,連他們此刻尚且無權創辦生產民品以求富的企業,根本無法想像民間可以用大機器生產日用品謀利。而李鴻章卻認識到大機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而且民間必然要用機器生產以「自求利益」且官方無法阻攔這一歷史趨勢,確實識見深遠。他之所以能有此認識,因為他認為機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其理與法亦確然可解」,其中的道理應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鑿空而談。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其復」。而「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於本於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
最後,他再次借陳廷經摺提出自己的洋務思想:「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倫理綱常等均超過「外洋之俗」,只有機器技藝不如西方。而「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國文化是「全體」應該為「本」,西方技藝是「偏端」應該為「末」,所以學習機器製造並不會傷害中國之本,不必擔心「中學」之「本」會因此受到傷害。這就是洋務派對反對學習西方機器技藝的頑固派的回答和反駁。
另外,此摺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設立機器製造局之事,他仍是在應付朝廷。曾經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京城受到捻軍嚴重威脅,清政府要李鴻章幫助天津設廠但被他找理由拒絕。但隨著捻軍的發展,清政府在津建廠心情更加迫切,於是接連發出幾道上諭,一再索要李鴻章在上海、蘇州等地辦廠的部分機器設備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要李鴻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開局」。對此要求,李鴻章還是拖延敷衍,實際決心機器與人員均不外放。在此摺中,他僅承諾將「廠中機器仿造一份以備運津」,同時「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接著他又聲明:「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仍是行拖延之計。不過隨著職位的變化,後來他對「津局」的態度又大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