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羞對後生
在馬關,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見面是第二次了。
這對同時被稱為「東方俾斯麥」的傳奇人物一生中見過三次面。一次是一八八五年在天津會談朝鮮問題;一次是一八九五年在日本馬關談判;另一次則是戊戌變法失敗前夕在北京,當時伊籐已辭去了首相職位,以私人身份來到清國。第一次見面時,心高氣傲的李鴻章哪裡會把伊籐博文這個小字輩放在眼中呢,對於日方的無理要求,李鴻章當然不買他的賬,很是說了一段硬話給日本人聽。日本人是很懂得隱忍的,伊籐博文態度異常謙恭,看起來似乎一直在聆聽李中堂的訓導。但李鴻章還是上了這個小字輩的套,在朝鮮的宗主國問題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朝鮮的優先監管權,簽訂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條約》。這一次李鴻章給伊籐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這個孜孜不倦推進古老帝國改革的老人,伊籐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在日本馬關相見時,雙方的地位和情況有了很大改變。李鴻章是戰敗國的代表,也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伊籐博文卻是戰勝國的總理大臣,在年齡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鴻章是以賠款乞和的身份來的,在他的身上,已遠沒有當年長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內心當中的屈辱和悲憤。甲午戰爭可以看作是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彼此倡導本國近代化的試金石,現在檢驗結果出來了,伊籐博文大獲全勝,李鴻章則一敗塗地。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場戰爭不僅僅輸光了他的全部家當,也使得他關於清國中興的希望徹底破滅。這樣的結局,就如同當年的諸葛亮與司馬懿,諸葛亮殞命百丈原,而司馬氏最後卻取得了天下。歷史總是在不經意間老戲新唱,而每一次歷史的重演,總是讓人徒生感歎。
縱觀伊籐博文的一生,這個為日本維新做出巨大貢獻的「中興之臣」,在思想上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年輕時的伊籐博文是一個革命者,二十多歲時,衝動而排外的伊籐博文曾親自參加了焚燒英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極端行動。但很快,伊籐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經過深入思考,伊籐博文認識到靠驅逐和排斥是振興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學習,強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條復興之路。
實際上伊籐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輪明治維新的領導人。第一輪明治維新領導日本工業化進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當時的身份是參議兼內務卿,是他領導了日本最初的西化運動。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國內各種複雜的矛盾遇刺身亡後,伊籐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進的伊籐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撲高手宣稱要在東京舉辦公開的相撲表演。這種行為完全可以看作是對於政府禁令的挑戰,因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撲這一日本的傳統運動,理由是相撲醜陋而愚昧。沒有想到的是,高砂的這一挑戰政府權威的行動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雖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們仍舊堅持比賽。最後,只好由天皇出面,親自舉辦並出席了一個相撲表演會,算是恢復了這場運動。
相撲手的挑戰和民眾的不滿,讓伊籐博文不得不仔細思考國家的發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籐博文從這樣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國內存在的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威脅。當時的日本,情勢錯綜複雜,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西風東進中睜眼看世界的日本民眾開始有意識地捍衛著自己的權利了。在複雜的各種勢力中,自由民權運動算是日本推進改革的最大的民間力量,作為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組織,這個運動呼喚憲法,要求開設議會和國會。除此之外,政府還不光面對自由民權運動的力量,還要面對以天皇為首的宮廷派勢力。宮廷派的要求與自由民權運動又不一樣,他們要求憲法必須是一部欽定憲法,必須由天皇總攬統治權。在政府內部,激進派的大隈重信反對天皇總攬大權,建議採用英國政黨內閣體制,由國會取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組閣,在兩年後選舉議員,第三年召開國會。對於伊籐博文來說,他是不贊成這種自由主義方式的,在伊籐看來,日本有著日本的國情,改革不能忽略歷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權力是不容置疑的。伊籐的改革思想與大隈重信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伊籐博文把制憲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向明治天皇匯報之後,天皇罷免了大隈重信,宣佈將召開國會的日期定為明治二十三年。
在形勢的壓迫下,伊籐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簡單的拿來主義已不能推動日本社會的進一步變革了,必須制定憲法設立議會,從根本上確定日本的國家性質和政權結構,界定天皇、各派之間、基層平民的權力和責任,從而避免各方之間的矛盾,化解尖銳對抗,讓各方面在憲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則,以這樣混亂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從那天起,伊籐在忙於各種事務的同時,將工作重心轉向憲法的制定,全身心地為日本憲法的制定做著準備。伊籐博文為日本制定憲法的過程,是一個苦心孤詣走鋼絲的過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後,伊籐博文獨攬了制憲大權,隨後,開始了一步步實現其漸進改革的制憲計劃。
伊籐博文選擇德國作為制定憲法的樣板國。一八八二年,伊籐博文來到了德國,花了一年多時間學習德國的憲法制定經驗。伊籐博文先是向憲法權威學者格奈斯學習,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週為他講解三次憲法。然後,在維也納大學,斯坦因教授為他講解了英、法、德政體的沿革。伊籐博文甚至為憲法問題向德皇威廉一世請教。回到日本之後,伊籐博文建議成立了起草憲法的專門機構,任命同樣崇尚德國憲法的井上毅為起草人。這是一個分步驟落實君主權力、限制政黨權力的國家體制的設計過程。在憲法實施之前,伊籐先期實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對於憲法的實施進行預熱,以適應制定憲法的需要。
確保絕對的皇權是伊籐博文立憲的指導思想。在伊籐博文看來,日本數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歷史必須延續,如果強行割裂歷史,必定要引起動亂和人心的不安。在這一點上,伊籐博文與李鴻章的思想如出一轍。伊籐博文感慨日本沒有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為社會運轉的機軸。為此,在伊籐博文設計的憲法中,天皇的大權是體制的核心。除憲法規定之外,伊籐博文還專門制定了皇位繼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財產的《皇家典範》,皇家事務超然於憲法、國務和議會之上。為制衡由政黨組成的眾議院,他設計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經民選的貴族院,權力凌駕於眾議院之上。這個七部七十六條組成的憲法,在第一章的十七條中就規定了天皇的絕對權力,確認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並擁有統帥軍隊以及對外宣戰等一切大權。與此同時,在臣民之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憲法》宣佈日本人民有各種權利和自由。同時在貴族院裡強化維護皇權的屏障,發佈《華族令》,將維新以來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維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為五等爵位,使他們成為新華族。
從總體上來說,伊籐的做法是相當智慧穩妥的,他是以一種平衡和妥協的方式,從法律上確立那些新興階層合法的政治地位,讓這個代表著活力的階層合法化。
一八八五年,伊籐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應該有一位總理大臣統領所有專任大臣,執掌政務,制衡議會。伊籐博文獲得了天皇的認可,出任日本歷史上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是明治天皇改國號的第二十個紀元節,東京飛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宮裡舉行了隆重的頒布憲法的儀式。這一天,距伊籐博文醞釀製定憲法那一年,已近十年,也就是說,伊籐博文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來打造國家的根本大法。伊籐的行為,真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憲法,它是對各種勢力的規範,也是對明治維新的一次總結。由於在此後的諸多事宜中,有一部《憲法》作為準則,日本政治既減少了皇室中個人的「隨意性」,也減少了來自民間各種勢力的干擾,並且賦予了伊籐放開手腳工作的權力,這也使憲法成為伊籐的「護法大神」。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化解了日本尖銳的社會矛盾。自此之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極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這樣一些場景:西服流行的同時,和服被當作最華麗的禮服保留了下來;酒吧多起來了,茶室依然是人們的精神淨地;西洋歌劇開始唱響,能劇和歌舞伎仍舊餘音裊裊;油畫開始絢麗奪目時,浮世繪照樣受人歡迎,並且很快發展成世界繪畫中的一大流派。
顯然,與李鴻章相比,伊籐全力架構的「根本大法」,是他的過人之處。日本社會的平穩過渡,應該歸功於伊籐博文這個舵手。從伊籐的理解力和知識結構來看,要比李鴻章高好幾個層次。伊籐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思想宏偉、視野寬廣、性格開放的政治家,他的遠見卓識、料事如神都是舊知識系統的李鴻章所遠遠不及的。伊籐博文不僅對於西方的政治體制的架構和理論有著深入瞭解,而且,對於本國的國情,也有著深入的思考,並且,在某種方面,懂得妥協,懂得減少改革的成本。伊籐博文長期擔任日本總理大臣,正是依靠《憲法》賦予的權力,推動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鴻章呢,顯然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因為缺乏這樣的「根本大法」作為參照,李鴻章的改良有著很大的隨意性,並且,行進的步伐經常會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這使得洋務運動更像是「腳踩西瓜皮」一樣,滑到哪裡是哪裡。當伊籐博文駕駛著日本帝國這艘機帆船乘風破浪之際,可憐的李鴻章正身陷各種各樣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當然,聯繫到清朝複雜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背景,也聯繫到慈禧和光緒身處的權力現狀,這樣的感慨必定是一聲長歎。在這樣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鴻章對於「根本大法」有著警醒的意識,在當時那樣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樣的事,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也難怪李鴻章不具備這樣的意識,即使具備,也只有空歎息。
到了一八九○年左右,明治維新宣告結束。東方的島國日本,由蠶變蛹,一躍成為一個工業國,但是,與西方工業強國相比,日本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實現趕超,是擺在伊籐博文面前的又一艱巨任務,伊籐博文又在苦苦思索。這時候,伊籐博文需要用新理論來論證和輔佐自己的行動了,很快,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號召「脫亞入歐」讓伊籐博文茅塞頓開─「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待鄰國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伊籐博文公開了這樣的思想,這種想法,實際上就是針對當時孱弱的東方巨人中國而言。伊籐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實力,只有趁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時候,趁火打劫,與西洋列強共進退,加入到武力掠奪的行列─一八九○年前,是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從一八九○年以後,伊籐的主要思想變成了通過戰爭來促進發展了。
甲午戰爭進行過程中,當德國人德璀琳拿著清廷給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的信函剛踏上日本土地之時,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離開」。在戰場上節節勝利之時,日本政府當然不願意跟一個「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政府的人」談判的。同樣,當清廷又改派的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尚書張蔭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撫邵友濂到達日本之後,同樣也被日本政府拒絕。也許伊籐考慮的是,他該會會李鴻章了。
一八九五年李鴻章來到馬關求和,正式談判之前,曾和伊籐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記錄。李鴻章說:「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調,不使我們亞洲的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
伊籐說:「十年前我告訴過你,要改革。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變化或改革?」
李鴻章只能回答說:「我國的事樣樣都囿於傳統,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得過分了,而沒有實行的能力,自己深以為恥。」
從談話來看,李鴻章已沒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只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彷彿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討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爭的資格都沒有。在伊籐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這時候李鴻章垂垂欲老,仍堅守在歷史舞台,與另一個鐵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殘守缺。伊籐博文此次來華,是康梁向光緒密薦,擬聘請伊籐博文和另一個外國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這是一個大膽無比的想法。光緒聽從了這個意見,想召見一下伊籐博文,初步瞭解他的思想和建議。伊籐博文來到了北京,李鴻章接見了他。雙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議論剛剛平息的戊戌變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談話內容已無人知曉了。想必,暮年的李鴻章肯定會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運不可違,知道自己的失敗已是天意了。
還是惺惺惜惺惺。李鴻章去世之後,伊籐博文對這個老朋友和老對手倒有著高度評價,伊籐博文這樣說:「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業充滿著開拓者的精神。他建設國家的努力,不但包括軍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經濟政策方面……所有關於李鴻章這個遠東大國的沒落時期獨力支撐富國強兵的理想與實踐的研究與評價,也只是開始而已。」
從這一點來看,伊籐博文對李鴻章與他的國家所處的時空狀態有著清晰的認識。他知道李鴻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鴻章的困窘。他明知一個人在一個大國中傳統的力量以及面臨的阻力,他也知道一個小國所具有的速度優勢,知道如何用速度來彌補自己的單薄,也深知自己國家的底氣不足……
把伊籐博文與李鴻章放在一起比較,梁啟超似乎是第一人。從梁啟超的著作來看,梁啟超已經清晰地明白中國近代化進程緩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鴻章失敗的原因。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李鴻章死後的第四十天,梁啟超寫成《李鴻章傳》一書,開始為李鴻章「蓋棺論定」。梁啟超認為,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籐不如李鴻章;而李在政治識見和政治處境方面,明顯地不如伊籐。梁啟超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性標準下進行評判,指出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梁啟超是說到點子上了,對於李鴻章們來說,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的確是十九世紀中國洋務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這一點上,梁啟超可以說是看得相當準確,他的論斷,可以說是觸及了問題的本質。
現象總與根本相連。溯本求源,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個人背景、知識結構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說決定了兩人根本的區別。
從本質上說,李鴻章應該是一個傳統之「士」。一方面,環繞李鴻章左右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專制制度形成的陰影;另一方面,李鴻章自身的血液裡,也流淌著這樣的因子。可以這樣說,無論李鴻章走多遠,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終牢牢套著一根無形的繩索。李鴻章無力,也無法掙脫這樣的繩索。
也許對於李鴻章而言,數千年的習慣和傳統是他面前厚厚的城牆。傳統與習慣的無所不在,使得李鴻章在這場前無古人的變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渦之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所有的學問都應該是關於人倫道德的,這是「本」,是雕龍之術;至於有關自然的知識,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彫蟲小技。況且,清朝選拔官員的考試從來沒有這些內容。中國文化從來就相信道德倫理才是千秋萬代,至於其他的,則是可有可無。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數千年中他們從未對自己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加以實質性改變。在中華文化當中,非競爭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與他的門徒們的言論被教授了數千年,成為支撐整個國家運轉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礎。這些思想基礎包含了中華民族關於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關於人生動機的疏導和關於社會和諧的終極目標。道德說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為了「萬世師表」的道德準則。
就這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因為出發點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重經驗,輕邏輯,貴領悟,輕理性,重視人際關係,反對冒險輕視創新的中庸之路。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樣的體系,雖說是一種「王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具體方式上,缺乏落實的手段,完全可以說是美好的一廂情願。比如說,假如沒有科學,社會如何能發展?沒有深入的數學知識,科學體系又如何能立住腳?只有通過社會的進步,才能實現國力的增強,只有國力增強了,才是「王道」的基礎。─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都沒有具體的論述。所有這些相關的理論與聯繫,中國文化都視而不見,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揚著使命感,而對於這種使命感的落實和生根,顯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堅實的基礎。
從清國當時政治精英的構成情況來看,撇開八旗弟子,可以說朝廷所有的漢族官員,都是先通過科舉,然後一步步陞遷的。因為熟讀聖賢書,又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們可以說是文豪和詩人。這些文豪和詩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學、道德說教以及歷史。他們所有的學問都關於人倫社會,幾乎從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科學。他們對於自然,對於經濟,對於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術幾乎缺乏瞭解。在洋人們眼中,中國文化奇怪之極,這種文化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從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產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探討,提出解決的辦法,也從不對人類未來將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預示。它們缺乏足夠的理性和縝密性,只是一堆「指導」得模稜兩可的枯燥說教。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文化過於自省,也太過於內向。他們對於社會的約束和管制,竟然通過約束個人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不注重公眾契約。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的文化極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力對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給自己營造出美妙的虛幻光環,並據此認為達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對於這種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現出疑問。在對於這個古老帝國足夠瞭解之後,在洋人眼中,這個名義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國家,貫穿始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政權鬥爭,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懷鬼胎,陰謀和殺戮貫穿了數千年的歷史。儘管不斷地改朝換代,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政治等同於權力,等同於陰謀,等同於殺戮。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所以當東西方文化直接撞擊之後,大中國的文化一下子變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後,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人物顯得特別複雜,尤其是這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會解體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強烈撞擊,對於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剝以及政治鬥爭的劇烈、新舊觀念的交錯,使得這段時間人們的思想經常處於動盪、變化和不穩定當中,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將思想細細地梳理,認真地想一想一種主張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他們只是像小販一樣隨波逐流地亂叫一氣─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烏托邦,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云」、「正心誠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而同時,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進的,世界觀卻可能是落後的;意識這一塊可能是超前的,生活習性這一塊卻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構成了那一段時間一幅極其錯綜複雜的風景。
相對於李鴻章,伊籐博文的知識結構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鴻章高出一籌。伊籐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開闊和新穎得多。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從西方文化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間,伊籐博文曾經留學英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見所聞所學,尤其是對於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親身接觸,已使得他對西方社會有一種直觀的感受,思維方式也有很大改變。在英國,伊籐博文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並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籐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他勤於學習,即使是做了總理大臣後,仍經常驅車至習慣去的丸善書店看書,即使再忙,也經常手不釋卷。伊籐博文最愛看西方政治家的傳記,《拿破崙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歷史傳記之類」的書籍,他基本都涉獵過,並且,從此類書中得到很深的啟示。後來,伊籐博文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於《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正因為如此,伊籐博文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著深入的理解,並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伊籐博文比李鴻章小十八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三十三年。伊籐博文留英歸國後,四十多年間,又四次下西洋,四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五年半之久。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瞭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籐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於事物的看法,對於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反觀李鴻章,他有著好學的精神,有著改進的慾望,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但李鴻章對於西方的瞭解,顯然要比伊籐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鴻章在遇到事情時,便有些薄弱和力不從心,那往往表現為就事論事,在做事時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現在對於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覺察能力。以李鴻章的外交為例,李鴻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輔之以息事寧人韜光養晦的原則。中法之戰,李鴻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證明不成功;中日之戰,李鴻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樣被證明不成功;德國強佔膠州灣時,李鴻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還是沒有成功。不僅僅都沒有成功,反而屢失良機,頻頻受騙。這些,都由於李鴻章缺乏對於列強本質的認識,缺乏對於世界大勢的判斷。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談及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在李鴻章的思想中,對於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淺顯的,是支離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決定實踐水平。比如說在「國家」以及「國民」的理解上,李鴻章們顯然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建立「國民國家」卻是近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相比較而言,日本明治維新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國家由封建性轉向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它的課題一分為二:一是創立日本國,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其他國家對峙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而後者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為了利用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持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國民。日本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開明之風」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這種轉化是與近代生產力的發展和西方科技的引進與生產同步完成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日本所進行的明治維新比李鴻章所實行的洋務運動要高妙很多。而李鴻章呢,顯然他沒有意識到「臣民」向「國民」的轉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在洋務運動中,他只想埋頭「就事論事」,「求強求富」只是變成物質甚至只是軍事上的單騎突進,這樣的結果,勢必造成洋務運動的短促,也造成洋務運動缺乏支撐的力量,從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擠壓,變得越來越逼仄。最終的結果是,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鑽入了死胡同。
或許,將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放在一起比較,論述他們的長短是不公平的。因為李鴻章與伊籐面臨的環境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對手,那種潛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樣。李鴻章所面臨的是中國數千年的集權文化,農業社會在發展了數千年之後,到了清代,已經變得嚴絲合縫、圓潤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難有成長空間了。在這種環境下,培植以自由、發展和競爭為主旨的新興觀念和土壤,所面臨的阻力,要遠遠大於那個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體系的島國。以嚴復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的不同。與伊籐博文一樣,嚴復也曾在英國留學,但伊籐博文回日本當了內閣總理大臣,嚴復呢,回國後只是在北洋水師學堂當了一名教官。李鴻章沒有重用他,只是讓他出出點子,教教書,直到甲午戰爭後,才翻譯出一本《天演論》。嚴復的遭遇,只是在重複無數精英的老路,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高人,沒有智者,沒有思想家,而是成熟過度、自我封閉的制度與環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悶死、放逐、邊緣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負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進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關道理,通用於社會的發展。一個淺顯的事實是,一個古老國度負重爬坡時,它所付出的氣力,自然要比別人多得多。
從這樣的情形出發,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李鴻章會選擇一條不徹底的方式了。李鴻章對於中國現實和歷史,還是異常熟稔的,在審時度勢的基礎上,他當然會選擇一條最穩妥也最現實的改良之路。這樣的改良之路雖然漫長,但是中庸安全,容易為體制和人們所接受,也能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勢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必須分步實施,他自己所從事的,只是第一個階段;至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風雲變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懶得去管那些身後之事了。李鴻章清楚地明白一點就是,如果中國的轉變採取的是激進方式的話,那麼,形勢肯定會直轉而下,會變成一個人在這個世界的孤軍奮戰─一方是他,一方將會是整個體制;而他,是打不過這個體制的,在當時,也不會有人打得過。
李鴻章所採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古訓,所選擇的一條看似最「聰明」的道路。李鴻章就像一隻蜘蛛一樣,精心締造天衣無縫的佈局,小心縝密,明察秋毫;也因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於失去成功最本質的東西─膽略。晚年李鴻章就像一隻將要出洞尋食的老鼠一樣,瞻前顧後,謹小慎微,從不敢越雷池半步。這樣的謹慎,是一種老謀深算呢,還是一種聰明反被聰明誤?
李鴻章的「聰明和智慧」終於鑄就了他的悲劇;與此同時,伊籐博文的膽大妄為的「愚蠢」卻寫就了華美的成功。歷史就是這樣陰差陽錯,種瓜得豆,永遠上演的是荒誕劇和惡作劇。想想自己,想想伊籐博文,李鴻章必定是一聲長歎。這個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結下的瓜果。李鴻章所種下的,同樣也不例外。只不過,李鴻章晚年所收穫的,全是他中年時想努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