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雲中之鶴
一個人的氣質就是他的內心世界。
李鴻章帶領他的淮軍進入上海之時,由於身材頎長、氣質高遠,李鴻章很快得到一個「雲中鶴」的綽號。這個綽號對於李鴻章來說,倒也形象妥貼。在晚清,比較起眾多庸庸碌碌的高官達貴,李鴻章完全稱得上「鶴立雞群」。這不僅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還在於李鴻章從來就是一個敢負責任,並且有著自己獨特想法的人。當初湘軍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鴻章時,就驚歎說:「如評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從李鴻章的一些照片,我們可以從外面管窺其內心世界。從照片上來看,李鴻章身材挺拔,冷靜平穩,有著凜凜之威;尤其是李鴻章的一張中年照片,從容倜儻,成熟智慧,意氣風發。這張照片大約攝於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吧,李鴻章春風得意,一派自信堅毅。至於李鴻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莊重沉穩之際,能略見一絲慈祥,但在整個氛圍中,有著難以遮掩的無奈和淒楚。到了暮年,李鴻章所呈現的形象便有點悲涼了:他的眼瞼一直浮腫,眼神深邃,冷漠而鎮靜,絕不露出一絲表情,這是一張成熟無比的面孔,面部整體氛圍變得越來越模糊,無懈可擊,刀槍不入,一看就是中國官場文化長期浸淫的結果。從這樣的面孔中,我們是很難揣度一個人真實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難看出個性特徵,一切都是隱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測。這樣的面孔絕對稱得上「老謀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樣,表面平靜,很難看出上面有絲毫憤怒、氣惱、激動的表情,而在骨子裡,卻有著對於事態的洞察,能夠從細微之中審時度勢,迅速作出自己獨特的判斷,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躍而起,給對手致命一擊。這是一張可怕的臉!中年之後的李鴻章越發變得成熟而冷靜了。
這樣的劃分是指李鴻章擔任兩江總督之後,這一年是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四十二歲,進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時的李鴻章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膽大妄為的書生了,他變得意志堅定,善於沉默,心細如髮,擅長洞察人的內心;他的頭頂一直籠罩著強烈的使命感,那就是為岌岌可危的清國撐起一片天空。這樣的感覺總使李鴻章時常地陷入一種自欺的悲壯中,彷彿天降大任於斯人,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有一個現象似乎可以說明李鴻章的使命感,自從李鴻章當上兩江總督之後,他基本放棄了自己吟詩作畫的愛好,這樣的行為是由於李鴻章對傳統文人官吏的反感,他們總是習慣於自欺欺人,避重就輕,迂腐不實而又欺世盜名。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也很擔心過多的詩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後的李鴻章變化很大,他很少頭腦發熱,急不可待,他總是把自己埋伏在暗處,低調做人做事。他變得越來越實在,越來越警覺,也越來越勤政,他總有做不完的事情,考慮不完的問題。
李鴻章變成一隻勤勞無比的鼴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總有處理不完的公務,總有批閱不完的公文,總有開不完的會議。他的內心也在這樣的運轉中慢慢變得冷血,沒有粗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賭博,不喜歡揮霍,不愛戶外活動。這樣的生活或許在常人看來無聊而單調,但李鴻章樂此不疲,或者說,他從未在公開場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鴻章成了中國歷史上長長蟻群中的一隻大螞蟻,在蟻群中,無數工蟻忙忙碌碌,竭盡全力,伺候那只不勞而獲的蟻后。這樣的存在方式,就是長期以來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方式。這種政治方式原始、笨拙、專橫,它不僅僅帶來殘暴和專制,同時伴生的,還有機械和木訥。李鴻章在跨入這個機制之後,很快變得麻木不仁,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只能算是一架龐大的、呆板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還有著一大堆精於算計、老成持重、不見喜怒的政治木偶們。
好在李鴻章一直堅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鴻章就像春秋時代的孟嘗君一樣,在麾下養著一大堆門客。他將當時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籠絡門下,努力謀求怎樣推動這個笨拙的東方古國一點一滴地進步。當然,在做事的同時,李鴻章還一直不忘修身,這是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了。就像教徒們每天的禱告和懺悔,李鴻章也保持著每天內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這樣的舉動,源於他的老師曾國藩,也源於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正因為李鴻章不斷地內省,所以中年之後的李鴻章一直在不斷改變著自己,可以說,後來的李鴻章,完全是李鴻章自己所鑄造的。對比當年那個青澀的合肥青年,後來的李鴻章在內心當中的確走得很遠。
李鴻章還是有韜略的。腹中,應該有一個廣袤的世界吧。李鴻章所處的是怎樣一個時代呢,萬物將傾,天翻地覆,對於一般人來說,面對數千年從未有過的變遷,早就會亂了方陣。但李鴻章沒有。數千年大廈將傾,反而使李鴻章有了更堅毅的目標,那就是兢兢業業,克己復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盡人事,聽天命,並且力挽危局於不倒。這樣的行為本身,可以看作是這塊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這種文化巋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經歷數千年的承轉啟合,這個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麼事情沒有經歷過呢?對於李鴻章來說,一切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他所想的,以及殫精竭慮所做的,正是為了支撐那個艱難的局面。沒有理想,卻有願望。在那個時代裡,儘管由於各方勢力的擠壓,李鴻章經常表現出內心的虛弱和悲涼,但他在內心當中一直是樂觀的,那是因為他對未來有著良好的判斷並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說李鴻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還是靠無畏和陽剛拚死打開一片天地的話,那麼,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即轉變了角色,在進入政治中心的同時,他展示了陰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於自己權力大廈的構架了。李鴻章不愧為中國文化熏陶出來的好手,他精細而不動聲色地運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於,即使是擁有新思想,他仍借助舊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這樣的舊手段要安全和穩妥得多。這一點,顯然是李鴻章的做事準則,也是他做人的準則。在李鴻章看來,後來的康梁顯然只是「小兒科」,只是幾個書生的莽撞和幼稚,他們哪有手段和力量來推動那些政策呢?那些口號和想法,在脫離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難生根開花結果的。
專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只是潛流,不是激流,李鴻章從不大張旗鼓地提出政治口號,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從人力和金錢,以及通過朝廷的支持來實現。在李鴻章看來,清國的變法和改變,如果沒有權力作保證,沒有時間的慢慢蕩滌,必然會成為一句空話。只有權力在手,才能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才有說話和改變的權力。政治,就是這樣,說複雜就複雜,說簡單其實也簡單。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李鴻章一直苦心經營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終於保存了自己的淮軍,使淮軍成為了當時最具實力的一支軍隊。在此後的數十年中,李鴻章一直默默培養著自己的黨羽,努力保證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擴建龐大的關係網。從一八六二年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開始,到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在擔任巡撫、總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間,利用血緣、地緣、業緣網羅親信,逐步建立了從其任職所在地延伸到全國的勢力網。血緣就是親戚,地緣是鄉里鄉親,業緣則是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師生、同學、同事、結拜兄弟等人情關係。李鴻章當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一個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淮軍系統的將領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攜下,紛紛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八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淮軍中先後出任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的要員共有三十八人,而在淮軍和北洋海軍兩大軍事系統中擔任過提督、總兵以上的將領多達一千三百餘人。李鴻章選人用的是自己的標準,除了能力,最重要的,應該是「忠信義」。也就是說,對於自己,要絕對地忠誠。這一點,在北洋水師提督的選拔上,體現得最為充分,當時有很多人對即將擔任北洋水師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為丁汝昌是老式淮軍將領,對於現代海軍乃至現代軍事根本不瞭解,在視野和能力上,遠遠比不上劉步蟾這些留洋派。但李鴻章仍力排眾議堅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並曾在戰場上救過李鴻章的性命。讓丁汝昌當北洋水師的統帥,李鴻章可以牢牢地把這支部隊抓在手上。對於權力的爭奪,李鴻章從來就是一把鐵手。
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李鴻章羽翼豐滿,以他在官場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屬的非正式的幕府為基礎,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一勢力上至朝廷,以直隸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說,李鴻章的幕府是除皇權之外的最大的一個權力集團。李鴻章深知官場學,也深知厚黑學,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樹栽培一樣,不僅自己的頭頂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須伸得更深更遠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權力基礎搭建得非常牢固時,才能談得上實現自己的主張。在他的眼中,權力,不僅僅是安危的護身符,同時,也是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大籌碼。
在官僚體制下,這樣的裙帶關係一直不可或缺。當然,這樣的權力架構,必定悄然進行,成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潛規則。如果一個人的權力擴張過於明目張膽,引起別人的警覺,那又將變成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當然,李鴻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權力,除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外,他還想借助於自己的權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負。
從少年時候起,李鴻章就一直將天下作為己任,他算是一個有著鴻鵠大志的人。李鴻章一直孤傲自負,堅定地認為自己具有擔當天下重任所需要的遠見卓識,也具有改造和推進這個世界向前發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內心深處,李鴻章一直以諸葛孔明來激勵自己,同為生長亂世之中,同為風雨飄搖小朝廷的棟樑,同為出生鄉下、少年時極具方巾之氣─雖然從高標準來說,李鴻章有點志大才疏,他的知識體系、眼光和權力都不足以擔當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大任,但歷史偏偏選擇了他。李鴻章知道這個國家的虛弱無力,也對這個政權的不思進取、唯唯諾諾表示不滿,他曾在家信當中對政局有過評述:「(朝廷)既無定見,復堪恆心……聞者能勿愧憤欲死?」「朝廷夕遷,早做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我中土非無聰明之力,士大夫皆習於章句帖括,弗求富強實濟。」「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違其間,專講小過節,不問大事,同時周旋於太后與恭王之間,唯恐失權,能力實不足以肩擔此任;至於李鴻藻,則迂腐更甚,不足一提。」這一段話,對於時局,應該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麼樣呢?清國的天下,畢竟不是李鴻章的天下。
官場上的李鴻章似乎顯得特別勤勉,他從不迴避自己的責任,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設想努力著。現在人們忽略的一點是,李鴻章在長達廿五年的直隸總督任期內,工作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績,李鴻章幾乎每次都是優秀。不僅如此,對於水利興修、賑災與慈善事業,李鴻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這一方水土在他的統轄下,在那段時間裡,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處理事務方面,李鴻章可以說一直是個高手。李鴻章做事深謀遠慮,明敏練達,也投入敬業。這一點,在自明朝之後的傳統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當中,是相當不容易的。中國社會發展到了明朝之後,有一個明顯的弱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他們擁有的舊式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空中樓閣,變成自娛自樂的知識遊戲,與實際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遠。
李鴻章就這樣堅守在絕望的前哨站之中,數十年如一日。對於這個晚清第一漢臣來說,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他都是孤獨的。並且,李鴻章感到最孤獨的是,他預見了方向,但卻一直難以尋找到最正確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協之中的傳統方式,在夾縫中尋找一條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處心積慮地架構自己的政治體系,就像一隻蜂王在構築自己的蜂巢。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謀求集腋成裘一點一滴的改變。這樣的改變緩慢而艱難。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裡,李鴻章從未離開過官場,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與幾乎所有的官僚們不一樣,李鴻章似乎從不迴避棘手的事情,從不逃避事務和責任,他一直兢兢業業,從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到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清國搖搖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這個留著山羊鬍子、身材高大的長者。雖然有時候他也會玩一點高妙的太極推手,也精通官場平衡術,但在更多時候,李鴻章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衝在前頭,從沒有退縮的意思。無論是面對公眾、政敵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著泰山石敢當的勇氣和責任。
李鴻章的隱忍是他堅信未來的補償嗎?或者是在他的內心當中有著捨生取義的想法?似乎不能這樣看。李鴻章一直就不是個理想主義者,也談不上是一個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個有著精細的遠大目標的人,但卻是一個對於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時,李鴻章又是一個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標的現實主義者。從一個鄉下青年,走上人世的顯赫位置,這是他工於心計、處心積慮、小心做人的結果。
環顧李鴻章周圍,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情況呢?時代被摧殘得亂了方寸、尊顏盡失;國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於社會的中堅力量,那些舊知識分子,一個個自以為是,抱殘守缺。當一個社會的普遍思潮還停留在燒紙屋、紙錢、紙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層面上的時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學精神和理性思維呢?不可避免的是,作為那個時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鴻章在思想上單騎突進的同時,同樣也承擔著由清醒帶來的孤獨和勞頓。
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當時社會知識分子階層的迂腐和落後:
一個是蒙古族漢學家、曾擔任皇帝老師的倭仁。對於當時的「洋務運動」,這個舊知識分子幾乎憤慨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建立國家的途徑在於端莊和正義,而非武力和陰謀……在於人心而非技術……蠻人是我們的仇敵。」他又說,蠻人入侵北京,焚燬圓明園,殺我人民。「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彫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隨於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至於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明顯地,就是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由翰林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學富九車」,無所不通,被視為清廷學識最淵博的官員,慈禧太后對他也很尊敬。關於清廷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內容大多與他極端排外有關:徐桐絕不穿洋布製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徐桐有一個在刑部做官的兒子,與他相反,兒子私宅裡是全套的西洋傢俱。徐桐每次從兒子門前走過時,都閉著眼睛捂著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見兒子居然當著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聲呵斥:「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學問的人,還做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更令人感歎的是,這個清國的大學士竟像鴕鳥一樣,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嚇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這樣一個傳統的大學問家,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對義和團所玩的「刀槍不入」、「靈魂不死」的江湖把戲卻篤信無疑。常識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種自欺欺人方式勸說決策者讓整個國家加入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把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之後,八十多歲的徐桐再也沒有氣力跟著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樑上繫了兩根繩索,一根是給自己的,另一根,則是為他第三個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準備的。父子倆同時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然而兒子一直盯著他,不肯先死。兩人僵持了一會,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兒子如果先死,就無法為父親盡孝了,請允許我為父親殮葬之後再死。」這一回徐桐無法堅持了,只好歎了口氣,說:「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別當官!」說完,把腳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學問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輕若鴻毛。徐承煜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隨後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哪裡值得依靠呢?對於徐桐、倭仁之流來說,他們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國子監,畢身去研究生僻學問。一個跟不上形勢抱殘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陰差陽錯。但他們偏偏處於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著社會發展的動脈。在當時,像徐桐這樣的腐儒,遍佈清朝上上下下。這樣的人把持著國家的大權,怎能不貽誤國家命運呢!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足以依靠,那麼,同時代的民眾們,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世代在貧瘠大地上從事著最勞苦的耕作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的人,他們溫順勤勞,幽默詼諧,對物質生活很少苛求;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戲劇,沉湎幻想;他們思維簡單,黑白分明,嫉惡如仇;他們善於用小小的詭計贏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關照和朋友的仗義;他們幽默風趣,能說一口滑稽的話語,能用最優雅的俚語小調來吟唱太陽和月亮,歌唱愛情和姑娘─他們看不起異族,對異族入侵充滿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的信念堅定而純潔;他們有時善良,有時又麻木不仁;他們經常地欺騙和自我欺騙,自我膨脹然後自我踐踏;他們缺少理性的思索習慣,容易衝動也容易排斥─當西方民眾普遍有著濃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識的時候,龐大清朝的民眾仍在心裡蕩漾著《水滸》般的快意恩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鴻章等幾個人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和現代化就像是一場獨角戲,在舞台上,李鴻章一直自拉自唱,那個時代遠遠地看著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寫李鴻章的過程中,我面臨的最大一個困惑就是,這個顛沛於亂世,看似優雅風光,其實卻矛盾尷尬,甚至蒼涼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樣的一個內心世界?對於這個十九世紀中國最為顯赫的人來說,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真實面目了。也許,對於李鴻章來說,因為他擁有的才智太多,以至於我們無法看清他的軟肋;他的行動過於圓滑,我們便很難看出他的真實思想和性格。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李鴻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樣的內心力量來支撐?在閱讀大量李鴻章的資料之後,有一些東西變得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鴻章的身上,存在著一種屬於他,又屬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東西;是屬於個人,又是屬於中國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精神。與擁有繁雜豐富的經歷相一致的,李鴻章同樣擁有的,是更為複雜也更為沉潛的心路歷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的內心應該是有強大力量支撐的,這一點,從李鴻章孜孜不倦的行為就可以斷定,一個人,沒有巨大的內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葉扁舟一樣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並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撐李鴻章身軀的,不僅只是單薄的個人力量,肯定與中國文化精神緊密相連,是鴻蒙的中國文化向他輸入源源不斷的動力。這種精神的本質在於:李鴻章肯定能認識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的偉大,同時也會瞭解到困難的艱巨,以至於在這一過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種自欺欺人的高尚絕望,也陷入一種無法自省的習慣當中─那是意識到自己在從事著一個遠大目標的高尚,也是永遠看不到自己的夢想變成現實的絕望。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大多數時候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表現體。每一個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極其隱秘的,在大多時間裡,他們並不按自己的想法辦事,而是以各種力量的權衡來作出行動。他們的行為都可以說是不真實的,也是表象的,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他們的行動只能說是某種需要的結果,並不代表自己真實的內心。他們的真實思想,甚至不會暗藏在自己的行為中。李鴻章同樣也是如此,關於他真實的想法,那真是屬於絕對隱秘的,也是極難揣測的。或者,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已經沒有真實想法了,既然墜入這個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覺不自覺的下意識,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體無意識。
正是由於李鴻章一直身處這樣的體制和環境,決定了他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個人,而是處於一系列複雜矛盾中的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在這樣的人身上,我們是很難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軀體的。或許只能等到夜深人靜時,在脫下頂戴花翎時,在脫去長袍馬褂時,換上睡衣睡袍時,我們才能感到一點真實,感到那個人物有屬於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沒有影子的人。
但一個人所攜帶或者所呈現的東西是有著源頭的。源頭,這種深藏不露但涵有內在力量的東西,來自身後的巨大文化背景,也來自自己的內心深處。只有對照源頭,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樣,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同樣也是有著源頭的,一個人的本心是左右一個人最根本的原動力,而其表象則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環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東西。神秘同樣也是一種通道,以一種不可解釋的方式傳達著某種信號。任何時候他給我們呈現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絕大多數的真實,一直隱藏在神秘的後面,甚至連他自己也無從瞭解。
是李鴻章一直習慣於這樣的方式,還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濟世的思想體系?照我看來,後一種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於李鴻章的性格,也由於他的知識結構,還由於他的整個文化背景,以及他所處的官場位置,這使得李鴻章在考慮中國的前途與道路的諸多問題時,採取了一種淺層而實用的方式,而這些方法與態度並不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只是流於「器用」,並且李鴻章是深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這樣綜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決定了李鴻章終究只是一個器用者,也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李鴻章晚年給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兩張,一張是他坐在兩個人抬著的大轎上,侷促而悲涼,這張照片攝於一九○一年《辛丑條約》簽訂之際,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鴻章如此的風燭殘年,還在為國家的命運顛沛流離,忍辱負重。另一張,就是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後赴日本談判被槍擊傷後的照片,臉上還有著槍擊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鴻章應該有著巨大的憤懣和悲慟吧。這兩張照片,看起來不由讓人悲涼。
真不知該怎樣去理解李鴻章,他算是一個洞察歷史與未來的智者嗎?似乎怎麼都算不上。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干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腐朽的現實,那麼,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累贅。也許,李鴻章的悲劇就在於此。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拚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