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百合花》三毛
《二○一六年二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百合的傳說──懷念三毛〉瘂弦
苦命的天才詩人楊喚，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我是忙碌的」：
我是忙碌的。
我是忙碌的。
我忙於搖醒火把，
我忙於雕塑自己；
我忙於擂動行進的鼓鈸，
我忙於吹響迎春的蘆笛；
我忙於拍發幸福的預報，
我忙於採訪真理的消息；
我忙於把生命的樹移植於戰鬥的叢林，
我忙於把發酵的血釀成愛的汁液。
直到有一天我死去，
像尾魚睡眠於微笑的池沼
我才會熄燈休息，
我，才有個美好的完成，
如一冊詩集：
而那覆蓋著我的大地，
就是那詩集的封皮。
我是忙碌的。
我是忙碌的。
可能是楊喚和三毛兩個人有太多類似的地方，三毛逝世後，我每次想到她，就會想起這首詩來。雖然三毛的作品中沒有雄壯飛揚、慷慨赴戰的意象，但兩個人在理想的執著、藝術的堅持、人生的期許上，卻是非常相像的。把楊喚這首自悼意味的作品當作三毛的墓銘，最能象徵三毛為愛（個人情愛和人類大愛）犧牲奉獻的精神。
縱觀三毛的一生，幾乎每一個日子她都在忙碌中度過。楊喚詩中歌吟的「搖醒火把」、「雕塑自己」、「擂動行進的鼓鈸」、「吹響迎春的蘆笛」、「拍發幸福的預報」、「採訪真理的消息」、「把生命的樹移植於戰鬥的叢林」、「把發酵的血釀成愛的汁液」──，三毛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都做到了，而「把發酵的血釀成愛的汁液」這句詩，簡直就是三毛一生最恰切的寫照！
楊喚和三毛，兩個人都有一種事事為別人、從不為自己的奉獻的人生觀，一種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的忙碌的人生觀。他們好像是永不疲倦的人。「直到有一天我死去──/我才會熄燈休息，/我，才會有個美好的完成。」他們一生追求的，是詩的生活與生活的詩，是文學的生命與生命的文學。這樣拚博奮鬥下的人生，死，乃是一種完成，一種壯美；「如一冊詩集：/而那覆蓋著我的大地，/就是那詩集的封皮。」這些美麗意象，借來獻給三毛，應是最恰當、最富深意的讚詞。
我與三毛相交相知十多年，對於她奉獻、忙碌的一生，我自認瞭解最深。一般人對她的印象是三毛每天都在忙，但很少人知道她到底在忙些什麼。當然，她是一個工作勤奮的作家，文學的閱讀和寫作花去了她最多的時間，但很多人不知道，她更多的時間是花在幫助朋友和社會公益方面。事實上，三毛這個忙人，每天忙的都是一些事不關己的「別人的事」，一些「聰明人」絕對不去碰它、只有傻瓜才去做的事，一些可能對自己沒有好處甚至有害的事。三毛這熱腸子，她樂於助人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這裏隨便提兩件事：畫家席德進病故前一個月，瘦得不成人形，全身發出臭味，三毛好幾次到病房去為他做全身按摩、擦洗，甚至為他清理便溺。老實講，像這一類的工作有時連病人家屬都不一定願意做，而三毛卻樂意為之。另外一位生病的作家張拓蕪，中風後左臂殘廢，生活非常困苦，三毛老遠跑去幫他忙，常常帶好多菜放在冰箱裡給他吃；夏天天熱，三毛就買一台冷氣機替他裝上。這些事使張拓蕪非常感動，而把她當成知己。這是關於文友方面的救助。另外，三毛關心、幫助的對象，更多的是文學、藝術界以外的人，窮苦無依的老人、失去雙親的孤兒、徬徨無助的流浪漢、來日無多的癌症病患、家庭破碎的傷心女子，乃至在牢獄中悔恨終日、試圖重建自我的囚人，都是三毛義務服務、安慰的對象。
一個知名度高的作家，免不了收到來自各地讀者的來信。三毛每天的收信量，恐怕超過任何一個台灣的作家。通常這種情形半多的文人是一概不回信的，但是三毛卻不然，她是有信必回。這些來信的內容，對她的文學成就表示敬慕者有之，請教文學問題者有之，初學者寄上習作請她批改者有之，在人生方面有所困惑希望她指點迷津者有之，更有一些信是慈善機構希望她捐錢、困苦的人向她借錢的。對於這些來信，她都親自覆信。這樣一來，跟她書信來往的朋友人數就愈來愈多。有這方面經驗的人都知道，寫信是最麻煩的事情，一封信就是一件事，就是一個「負擔」，回信是很煩人的，但是三毛卻從不厭煩。對於眾人的所求，不管能否辦到，她都會詳細回答，想盡一切方法來滿足對方的要求。我知道她在聯副的稿費，有很大的數字捐給了慈善機構，有些是寄給一些窮苦的人，或失養的孩子。
三毛的信寫得又快又好，一天可以寫好多封。這些信還都不是三言兩語應付了事的所謂「電報體」，每一封都有相當的內容，她的信，就像她的文章一樣誠懇、感性、熱情，娓娓而談，使得對方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能夠直接感受到她的親和力。今天的一些作家、學者，當知名度到達某一個程度的時候，他們美其名曰「保衛自己的時間」，根本就不覆信給讀者。這種情況連西方也是如此，聽說美國作家福克納從來不給人回信，傳說他書房裡吊著一個大燈泡，信來了就映著燈泡照一照，看是不是出版人寄來的支票，如果是支票打開就用，如果不是支票，不論誰的信一律丟進字紙簍去。當然這樣的形容也許誇張了些。不過中外古今不回讀者來信的作家，的確不在少數。
但三毛可不是這樣！她永遠是有來有往，從不讓人失望，在這方面她使我想到俄國的作家高爾基和三十年代的作家魯迅，這兩位文豪在晚年時，幾乎大部份精神、時間都花在寫信鼓勵青年作家上面。自然，寫信太多難免會影響個人的創作生活，不過這兩位文豪後來都把跟青年談寫作的信件編印成書，成了他們另一種廣義的作品。而三毛寫信從沒有公開發表的想法，完全是針對每一個不同的對象所寫的私信，是不公開的。當然，三毛在文學上的成就不能和兩位大師相比，不過她勤於給青年朋友寫信的美德，卻有古人之風。我常想，如果把三毛散佈在世界各角落，寫給朋友的信收集起來，編成一部三毛書簡集，那該是多麼動人的作品！當然這是一個大工程，需要有心人去細心蒐集。
三毛一生究竟寫了多少信？給誰寫的信？無人知道，不過在一次聯合報副刊主辦的座談會上給我「見識」到了。記得有一次「聯副作家出外景」到花蓮演講，演講完畢後有好多聽眾到台前跟三毛打招呼，有的請她簽名、有的問她文學問題，其中有好幾位都說收到三毛的信。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小男生對三毛說：「我媽媽看到妳的信後，不再打我了！」另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榮民走過來說：「謝謝妳送給我的偏方，我腰痛的毛病現在好多了。」還有一個小女生自己繡了一塊刺繡送給三毛，說這是為了答謝三毛送她《娃娃看天下》（三毛譯的漫畫集）。你想僅僅是花蓮一個地方，就有這麼多筆友，我真難想像三毛花了多少時間來處理這些信函。朋友們也常說我是寫信最勤的一個人，但是要跟三毛比起來恐怕那還差了一大截呢。
我有時候想，三毛就像一個光源，她希望普照到每一個角落，一個熱源，她想把溫暖分給每一個需要溫暖的人，可是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即使鐵打的身子，也禁不起長年體力、心力的過度勞動。她的忙，當然還不止寫信，信是語言，除了語言，她還加上實際行動。她除了寫作、寫信之外，大部分時間在外頭奔波。她是很多年輕人的大姐姐，也是很多孩子的乾媽，尤其是在學習上有障礙、或在生長期產生困惑的兒童和少年，她特別疼惜。她也是我女兒的乾媽。三毛出國時，每到一個地方總不忘寄一張明信片給我家孩子，記得有一張明信片上寫著：「等妳再長大兩年，乾媽就帶妳去流浪！但是要有好成績才可以喲！」興奮得小米（我女兒的名字）把成績好的考卷都留在那裏，等著乾媽來檢驗，為的是兩年以後「流浪的約會」！
這樣一個把時間、精神和感情都分給眾人的人，她的勞累可想而知。永遠不疲憊的三毛，恨不得自己變成一葉大海中的慈航，普渡眾生，恨不得自己有千手千眼，可以關愛到所有需要關愛的人。
三毛啊！妳真傻，難道妳不知道讓全天下都成為妳的朋友，那是不可能的。根據社會學家的分析，每一個人同一時期，最多只能維持二十個朋友。而我甚至認為二十個朋友都嫌太多。因為朋友也像花木一般，需要去關愛、注意、照料。詩人楊牧曾說過一句話，「好朋友就是互相麻煩」，不過那種麻煩是必要的麻煩，可愛的麻煩，心甘情願去承受的麻煩。楊牧說他不十分同意「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他認為這句話值得商榷，試想兩個朋友（我是指好朋友）同住一個城裡，隨時可以見面卻十年八年不來往，還說是好朋友，那恐怕是一句假話。他說好朋友就要常常窩在一起，膩在一起。總而言之一句話，要把你的心放在朋友身上才是真正的交友之道。楊牧的這一段趣談，我覺得也有幾分道理。而三毛，便是把自己的心放在朋友身上的人，她的時間、精力、情感統統給了朋友。用這樣對待朋友的方式交往了那麼多的人，三毛，她怎能不累垮！？
廣泛的交遊接觸、時間精力的大量透支，使三毛心力交瘁。她逝世前一年，整個人陷入醫學上所謂「精神耗弱」狀態，她體力衰退、長期失眠，非靠安眠藥才睡得著，而每一次的藥量都在增加。她的猝逝，我一直認為跟吃過量安眠藥有關。三毛過世以後，太多人寫文章，大家根據不同角度去臆測三毛死亡的原因，但是，從沒有人提到服藥這一點。實際的情況是：她是吃了太多的藥才長睡不醒的，自殺的可能不大。不久之前，當我把這個看法告訴三毛的母親繆進蘭女士，繆女士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樣。也許有人會說，三毛已經過世那麼久了，追究她的死因除了徒增傷感之外，並沒有多大意義；不過我認為，給三毛的死一個正確的詮釋，也是很重要的。
試想，像她那麼一個樂觀奮進、充滿生命力的人，一個在作品和實際生活上歌頌、鼓舞人生意義的人，一個到處鼓勵別人勇敢活下去的人，怎麼可能用自殺的方式來結束她自己的生命？如果把她的死解釋成自殺，那麼此一尋短行為跟她的作品和她平日為人是不符合的。不錯，三毛作品裡常流露出一種衰颯的情緒，甚至有時會提到死亡，但我認為三毛的作品屬於浪漫文學，浪漫文學家是唯美的，死亡常常是他們美化、詩化的對象。不能說一件作品裡提到死亡，就認定作者的人生觀是悲觀的。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三毛作品常常流露一種孩氣，一種孩子般任性，老是把死亡掛在嘴邊，這是她的天真無邪，不是厭世。根據我的觀察，三毛過世前半年，她的人早已經從荷西之死的哀傷中站了起來，苦難的磨練，使她更成熟、更堅強，人生觀也更積極，這個階段，是她對寫作和生命最有信心的時候，也是她人道主義理想和熱情最昂揚的時候，雖然長期的勞累影響到她的健康──她失眠，但絕對影響不了她的意志。這個時候，她沒有理由自裁。
生死是人生大事，死亡是生命的結束，也是生命的最高完成。一般人的印象三毛的死，至今是個謎，我認為揭開這個謎，把真相原委弄個清楚，對三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太多人熱愛她的作品，太多人喜歡她的為人，三毛鼓勵過那麼多的人，而她竟然「自殺」了，這對很多人造成困惑、打擊甚至傷害，誤認為三毛所說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她要別人樂觀，但她自己反而尋短，這不是欺騙大家的感情嗎？這種懷疑，無形中損毀了三毛在很多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所以我對三毛的媽媽說，把三毛的死解釋成自殺是對她的不公平，甚至是對她人格的一種污辱，她也有同感。現在談這個問題並不是要追溯什麼責任，我只是想為我的老友討一個公道，還她一個正確的形象。我認為三毛的作品和人格是絕對一致的，把她的死解釋成自殺，是一種輕率不負責任的認定。我希望更多愛三毛的朋友、文學界人士甚至心理學家們一起來支持這個論點。要大家知道，三毛是因為過於操勞而死的，是為了她的文學事業、她的朋友、為了社會公益，心力交瘁而死！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理由。
當我重讀本書中的文章，三毛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眼前，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歷歷如昨。她這些文章都是在聯合報「三毛中南美洲之旅」支助計畫下寫成的，有些是遊記、有些可以稱之為報導文學，篇篇都是在充滿危險和困難的旅途之上寫成的，可以說是她血汗換來的成果。這些文章在聯副上發表時，我是第一個讀者。記得每篇文章刊出後，都曾得到讀者熱烈的回響，信件、電話不斷，有很多人到報社來求見作者，也有送鮮花向她致敬的。
從中南美回來之後，我按照報社計畫，為三毛設計一系列的演講活動，陪她到台灣各地去演講，聽眾反應空前熱烈，場場爆滿。記得其中有一場地點在聯合報第一大樓九樓禮堂，八百個座位的場地，竟擠了一千五百多人，前邊擠滿了，後面（樓下電梯口）還有好幾百「向隅者」進不來，害得不少人敗興而歸。後來觀眾建議要我們乾脆到國父紀念館舉行，聯副循眾要求，在國父紀念館為三毛舉辦了一場規模更大的演講，不過擁擠的情況並沒有因場地廣大而有所改善，反而擠得更兇，觀眾除了將現場三千多個座位坐滿之外，連地毯走道上也坐滿了人，場子滿得好像真的要爆了，但外頭的人還拚命往裡頭擠；廣場上至少有一、二千人進不來，一時間群眾情緒非常焦躁，有人開罵，罵承辦單位缺乏辦事經驗、沒有計畫。為了平靜大家的情緒，我們只好在廣場上加裝三個擴大器，把裡面的演講播放出來，按說那些人聽到三毛的聲音情緒應該安靜下來，但是不然，人們還在擠、罵，更多的人又湧了過來，紀念館的大門被擠得就像呼吸的肚皮一樣，沒辦法只好打電話請警方協助，雖然市警局動員了大批警力來維持秩序，情況還是非常紊亂。
我記得那天是晚上七點半的演講，下午四點不到群眾就開始在紀念館廣場排隊，長蛇陣繞了館前廣場好幾圈，由於人實在太多，連三毛進出場都成了問題，有人想了個辦法，讓三毛用帽子遮住臉，使人看不出是三毛，再由三位警察壯漢護送，費了好大力氣通過層層人牆才把她送到後台去。七點鐘的時候，聽眾的情緒接近沸點，太多人進不了場，特別是一些從四、五點鐘開始排隊居然進不去的人特別火大，群情鼓譟，無法平息，為了安慰群眾，我只好用擴音器來向大家陪不是，請大家安靜下來，不要生氣，保證將在下週再辦一次三毛演講，讓沒有進場的人不致空跑一趟；我用擴音器播音，把嗓子都喊啞了，一身西裝全被汗水濕透。這樣近乎瘋狂的情況，真把我嚇壞了。我當時想，在此情況之下，三毛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而變成一個社會的英雄，更誇張一點說，變成人群中的先知。我發現群眾對她的愛已經開始變質，變得怪怪的，好像埋藏著一種不祥的氣氛，這氣氛愈來愈濃，令人戰慄。此時的三毛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這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我回答不出來，那或許要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去解答了。對於群眾給她這份過了頭的熱情，作為三毛的好友，容我客觀的說，實在已經到了不正常，甚至病態的程度，而四面八方的掌聲和讚揚，也超過三毛所應得。總之自從那次以後，我就開始害怕了，我心想，如果聯副繼續為她辦演講，照那樣情況發展下去，一定會出事。當群眾情緒最狂烈的時刻；如果三毛在人群裡出現，恐怕她全身的衣服會被撕成片片，每個人都要拿一片回家做紀念！這太可怕了。我記得國父紀念館的那場，有一個中學女生被人群踩到在地，受了傷，聯副同仁把她送往醫院急救，當這位被人擠得昏過去的女孩醒來，聯副的同仁問她：「妳為什麼那麼喜歡三毛？」這女孩回答說：「你嫉妒！」從這件事便可知道當時的年輕人對三毛的喜歡已近乎「瘋狂」。
有一天，三毛來聯副看我，我送她到樓下，對她說：「三毛，不能再演講了，暫時停止吧，一定要降溫、冷卻，不要繼續演講了。我不是嚇妳，否則妳會像美國歌手藍儂那樣，被『愛死了他』的觀眾殺死，因為那些人太愛藍儂了，怕別人分享他們偶像的愛而殺死他！真的啊，三毛，停止吧！」三毛聽了我的勸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公開演講，只有閉門看書寫作，社會上的「三毛熱」也因此冷卻了不少。
今天我重溫這些文章難免又想起當時，雖然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但要想對那段往事賦予意義仍覺困難，如何以正確的觀點解釋當年的現象？是報刊上所謂的「三毛震撼」？還是電視上所稱的，「三毛旋風」？不管怎麼說，三毛在中國文學史上，以一個寫作的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歌星，只是一個拿筆桿子寫文章的人，能引起這麼大的注意，產生這麼大的回響，恐怕從五四以後，沒有第二個人。據說當年魯迅、冰心演講曾轟動一時，但是，我想這兩位大師的演講情況，比起後來三毛的演講恐怕還要「略遜一籌」。當然，這樣的比較是不恰當的。三毛的文學成就，當然無法跟魯迅、冰心相比。詩人覃子豪先生告訴我，當年魯迅在北大演講，因為教室座位不夠坐，有人建議乾脆到大操場去講，於是聽眾都湧到大操場上，因為人太多大家看不到魯迅，便抬了一個吃飯的方桌，請魯迅站在方桌上講話。覃先生說，魯迅身穿大褂站在方桌上、衣袂飄飄的場面，使他永遠難忘。另外一位女詩人冰心剛從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回國任教時，因她的詩寫得好，人長得漂亮，學問又好，講堂的大門都被擠破了，連窗子上爬的都是聽講者。這種情況，的確也是當年的盛事。
三毛過世的二天，全台灣的報紙幾乎都以頭條新聞報導，一個作家的死，引起這麼大的震撼，我想，這種情形別說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容易發生的吧。作為一個人，來到世間，三毛愛過、哭過、笑過、擁有過、也創造過，可以說不虛此生。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她死得太早，她的文學事業剛剛開始，就像流星一樣劃過文學的夜空，永遠消逝了蹤影，實在令人惋惜！
三毛逝世至今已快三個年頭了。我想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不應該只是去說當年演講如何的盛況空前，那也許只是一種虛榮心理。我想，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還是去研究她的作品，而正確地判斷她的死因，也應該是研究三毛文學的一個重要角度──從人去理解作品本來就是討論文學的方式之一。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應該拋開三毛的傳奇，拋開文學以外的因素，客觀、冷靜地面對她的作品，研究她特殊的寫作風格和美學品質，研究她強烈的藝術個性和內在生命力，才是瞭解三毛、詮釋三毛最重要的途徑。
對於那些愛過三毛的人，三毛是永恆的，無可取代的。做為一個她的朋友的一員，我以三毛這位朋友為榮，如果說好朋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麼好友的死亡，就是我自己一部分生命的死亡。是啊，什麼都過去了，有時候，對三毛之死，我什麼也不願說、什麼也不願談，因為那是生命中永遠的痛！
常常，當我一個人走在路上，我喜歡低吟「不要問我從那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那一支最能代表三毛人生觀念的「橄欖樹」，唱著唱著，覺得好像什麼都過去了──留下的，是人們永遠糾纏不清的誤解，和那走了樣的傳說。所謂歷史，或許就是這樣的吧；歷史，也許只是一個影子，一聲嘆息！
此文以楊喚的小詩作開始，茲再摘錄另一首小詩為此文作結束藉表對老友的懷念。這首詩是有位作家專訪前線時在碉堡的巖石上發現的〈題壁〉之作：
我走了，
像一發出膛的炮彈，
飛完了全部的射程。
給容納過我的空間，留下了什麼？
恐怕，
只有「轟」的一聲巨響！
我落到那裡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過聲音、速度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