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詩讖
在文學批評裡,中國存在著一個牢不可破的「詩讖」觀念,認為許多詩人未來的命運,往往不經意地在詩中先透露出預兆了。
像宋代的王曾,布衣時曾寫〈早梅詩〉,呈給宰相呂蒙正看,呂一讀到「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就對王曾說:「你這輩子已經由上天安排好了,先中狀元,後做宰相!」因為詩裡說,早梅從不考慮自己結成梅子,做成梅醬,不考慮餐桌上調羹的瑣細家務事,只管第一個蹦出來,先在百花未開時,頭一個開!詩中眼界極高,冠絕群倫,呂蒙正才作了他命運的預言,後來果然如呂所說。
清代的張丹叔在少年時,曾詠風箏,寫「天邊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握定了絲綸,任它風雲詭譎,處變不驚,此種沉著鎮定的心胸,當時見者決斷他必成大器,後來果然官至廣西巡撫。
另一位宋伯言,少年時詠風箏,寫「敢謂君恩如紙薄,獨憐妾命似蓬飄」嘆窮怨命,低俗得很,後來一直做候補職位,到七十幾歲,也沒補上什麼官,大家就說詩裡早就自寫前程景況了。
同樣的道理,像女詩人金沅詠霜葉道:「自感多情猶戀樹,人憐薄命意同花」,就有人事後聰明,說她「不永於年,早兆之於詩」。另一個女詩人──吳茂椿的妻子張氏,詠秋夜道:「無情欲恨風如剪,剪碎梧桐葉葉聲」,自然也有詩評家替她蓋棺論定:「音多悽愴,蓋夭亡之兆。」男士如李象鵠寫「飛絮一生成薄命,落花三月負春心」,他年少出了名,但年未三十而死,詩評家自然會指出:「自讖其短折。」
這種在詩句中呈現命運先兆的說法,普遍見於各詩話,幾乎成為一種慣性的聯想。當然,性格是命運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一樣的話題,傳述者不同,神情韻味都不同,可見文字中自有性格,所以從文句書札中識別各人的情性氣宇,亦有可能。
但如果相信文字近乎讖語,少年人正常生氣蓬勃發散,不可以老成收斂,春行冬令,就會早凋,於是寫作時趨吉避凶,故意說些樂觀通達的意思。又認為說大話就會成大器,故意裝腔作態,專愛在詩裡比賽說大話,此種觀念成了風尚,那已成大業的人都說過大話,不成大業的人也說過大話,前者留傳而後者不傳,於是倒果為因,以為詩句是先兆了。
再則此種風尚扭曲了詩人的本意,乃是向命運的一種諂媚,現實勢利的一種諂媚。明代的倪元璐將這種風尚叫做「避酸迎福」,故意寫官腔官調的臺閣規模,避開郊寒島瘦的苦吟句意,叫做避酸;故意寫豐肥華貴的生活排場,準備迎接理想的高官厚祿,叫做迎福。倪氏結論說這種人「於官愈近,於詩愈遠」,是假詩人,怎會有好作品!